作者：前堂客
還沒從熱度韓劇【黑暗榮耀】中醒過神，一則 「河北邯鄲一初中男孩慘遭3名同學殺害並掩埋」 的新聞，再次將校園霸淩事件推至前所未有的關註高度。對於每一個為人父母者而言，悲憤之余卻不禁要思考：為何校園欺淩事件一再升級？這是道德的淪喪還是制度的缺失？
當中國的校園惡性事件不斷上升之時，隔壁的泡菜國早已看明白了校霸的本質，即便如此，他們仍然無法避免與根除此類惡行，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南韓校園霸淩創十年新高
截至去年底，首爾市教育廳對48.6729萬名小學四年級，到高中最後一年的學生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2.2%的學生在學校經歷過某種形式的虐待。與2022年相比，這一數位增長了2%，創下10年來的新高。
與2022年相比，小學受害比例沒有變化，初中和高中受害比例分別上升了0.7個百分點和0.1個百分點。官員們懷疑，校園暴力事件的增加是由於恢復了線下授課。因為新冠疫情期間，學校的線上授課降低了學生之間交流互動的機會，進而導致學生回歸校園後，無法順暢地解決沖突和暴力問題。
挺身而出者竟不到2成
南韓法律將校園暴力定義為學校內外針對學生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身體或精神傷害、財產破壞、威脅、性暴力、誹謗、敲詐勒索、脅迫以及線上或當面欺淩。最常見的校園暴力形式是言語虐待，占37.7%，其次是身體虐待和群體欺淩，分別占18.1%和15.3%。大約68.8%的暴力事件發生在校園內，29.4%的案件發生在教室內。
大多數情況下，施暴者是同學(46.1%)，其次是同年級但不同班級的同學(32.7%)；6.8%是與受害者年級不同的學生。在93%的案件中，受害者告知了另一個人：其中法定監護人或親屬占37.9%、老師占29.5%、朋友占比為15.5%。只有1.5%的受害者向警方報案，而1.2%的受害者向校外組織報案。
與之前的調查一樣，學生們不太願意透露他們虐待過別人，只有0.9%的人說他們是校園暴力的肇事者。但與2022年相比，這一數位增加了一倍多，當時有0.4%的受訪者承認自己這麽做過。
目睹校園暴力的學生比例也從2022年的4.5%上升到5.5%，盡管其中30%的學生表示他們無能為力。但其中35%的人透過安慰受害者和提供其他幫助來幫助受害者，而17.6%的人向權威人士報告了這一案件。在目睹霸淩的人中，約有16.5%的人會挺身而出制止，但0.9%的人表示他們會參與其中。
不得不雇的私家偵探
日趨嚴重的校園霸淩問題，迫使一些南韓家長不得不支付高達5000美元的酬勞來僱用私家偵探，以監視自己的孩子是否在校園遭受欺淩。隨著私家偵探的求助電話越來越多，人們開始思考當下霸淩事件的普遍性正反映著社會內部根深蒂固的癥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和教師權威的崩塌。
研究南韓欺淩行為的犯罪學教授金智勛 (Kim Ji-hoon) 表示，問題在於學校層面仍然沒有建立一套系統，讓受害者能夠「在事件發生時毫不猶豫地尋求立即、充分的反應」。
權威崩塌，惡魔現身
雖然很久以前，校園內外的霸淩事件就時有發生，但當時，學校當局和老師都有更多的權力來懲罰欺淩者。而如今，他們卻聽之任之，因為如果他們幹預，可能會面臨來自家長的強烈反對和訴訟。
每個人都希望學校是一個開放和自由的學習環境。然而，考慮到社會行為，它們必須更像一座配備安全檢查的監獄。即使是在小學裏，老師也必須表現得更像監獄看守，而不是教育者。
去年，美國一名教師被小學生槍殺的悲劇再次提醒我們： 權威和責任是相輔相成的。 學校應該有嚴格的政策，如果學生不遵守，他們應該被開除。然後，讓父母處理他們不可救藥或無法控制的孩子。
沒有人想成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因為這份工作越來越危險，薪水低，而且得不到尊重。在美國，教師們已經到了擔心自己生命安全的地步。那不是一個健康的工作環境，自然也不是一個健康的學習環境。
好籬笆造就好鄰居
人類作為群居動物，有自組織傾向，從幼稚園時期，我們就能觀察到孩子拉幫結派的特征。 自發組織起來的集體，存在天然嗜血性，落單者和遭排斥者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區別對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平等地看待每個人。如果是這樣的話，每個人都應該是你的朋友。你不應該有喜歡或不喜歡任何人的權利。你不能剝奪個體意見或偏好的權利。
此時，如果沒有一套由社會成員商定的適當的客觀規則，社會就無法運轉。正是這些規則形成的基本社會契約，使得經濟和社會得到永續的發展，否則，我們的社會將陷入混亂。
勞勃·弗羅斯特的【修墻】中曾有一句話： 「好籬笆造就好鄰居」。 籬笆即那些管理社會的法律和法規。為了節制校霸的行徑，當下迫切的舉措是在嚴格的政策基礎上恢復學校和教師的權威。至少，這可以排除那些搗亂的人，以便讓其他學生安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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