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已成為全球關註的公共衛生危機，而本港最近發生的一宗疑弒夫悲劇，令「產後抑郁」再次進入公眾的視線。有精神科醫生指出，每10 位媽媽便有1 位患上產後抑郁，若沒有及時處理便可能惡化。多年來，公營醫療對產後母親的支援，都集中在母嬰健康院，不過有曾患產後抑郁的女士表示，所謂「母嬰」健康院的大部份資源，其實都集中在「嬰兒」而非「母親」身上，認為健康院服務對抑郁病情幫助不大。亦有團體質疑，母嬰健康院評估產後抑郁的方式，未必能夠有效辨識病人。
新手媽媽產後抑郁：想令孩子消失
「（當時）很不開心，很想哭，很無助。」Vicky 在26 歲時誕下女兒，她自言自己在產前幾個月已覺得有「抑郁」的狀態，到產後起伏更嚴重，「孩子一哭就會很暴躁，好想令她消失。」
作為新手媽媽，由日常照顧，到餵夜奶等都要從零開始學習。照顧孩子的壓力，加上與家姑關系惡劣等原因，令她情緒陷入極大困擾。當她帶孩子到母嬰健康院檢查時，健康院的護士說她可能有「輕微的產後抑郁」，「叫我定期覆診，也要與身邊的人講，看看他們可以怎樣幫到我。」
但對Vicky 來說，最大的壓力來源，正正是身邊的人。與家姑相處不佳，丈夫亦沒有體諒，「他一直覺得是我自己的問題」、「其實產後抑郁的導火線，真的不是小朋友。」
「每個媽媽，都會經歷產後抑郁的。」雖然Vicky 笑著說這句話，但其實她足足用了一年半時間，並且「成功爭取」不再與家姑同住後，才慢慢走出抑郁的狀態。而到了現在，她仍因為其他的情緒和精神狀況，需定時到精神科復診。
每個媽媽都有產後抑郁？
每個媽媽都有產後抑郁的說法，聽來略顯誇張，但產後的情緒問題的確普遍。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永接便解釋，超過一半的女性，都會遇上「產後憂郁」的情況，「產後數天有低落的情緒、焦慮……通常兩星期左右便會改善。」至於真正被定義為「產後抑郁」的，他則說大約每10 位媽媽，會有1 人患上，「可能會有負面想法，覺得自己做媽媽做得很差，對孩子很抗拒。」而發展至有尋死念頭，或傷害孩子的想法，「是500 分之1 到1000 分之1。」
目前最主要關註產後媽媽情緒狀態的服務，是衛生署轄下的母嬰健康院。據署方的說法，由跨政策局、部門及醫管局推行的「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會辨識0 至5 歲兒童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社會需要，並保障兒童不會因各樣原因而影響成長。
母嬰健康院，重點在「嬰」？
被辨識為可能患產後抑郁後，Vicky 獲轉介到健康院內的精神科護士跟進，「都是和你聊天、紓緩情緒……聽他們說，會有八次的會面，如果中途覺得已好轉，便會close file，之後再轉介個案給家庭社工跟進。」她認為幫助不大，會面數次後沒再繼續。
「我聽到過的情形，（健康院）都是集中在照顧嬰兒。」社群組織協會社群組織幹事阮淑茵表示，母嬰健康院應該同時照顧母親，但例如政府的「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其著眼點都是在嬰兒上，母親的情緒狀態，只被視為可能影響成長的風險因素。
阮淑茵解釋，現時健康院會提供一份問卷予媽媽，用以初步辨識是否可能患上抑郁 （見表一） 。她認為，要判斷有否情緒需要，問卷的作用有相當的限制，「更重要是臨床評估，透過與患者接觸判斷……假如只是靠填問卷，如果媽媽想隱藏，便不容易被察覺。」
像Vicky 的例子，便不是透過問卷，而是由護士察覺到她的狀態。阮淑茵指，辨識情緒狀態需要相應的訓練及經驗，在精神科護士人手短缺下，只能依靠個別較資深護士的自身經驗。她認為，可以為健康院職員提供情緒支援方面的訓練。舉例說，曾有媽媽反映，健康院的護士不住向她解釋餵母乳的好處，強調應嘗試餵母乳，媽媽卻覺得壓力很大。阮淑茵認為，職員應有基本的情緒認知培訓，也應該修正把心神過度集中在孩子身上的想法。
【Yahoo 新聞】查詢母嬰健康院的精神科人員，與個案的會面次數有否上限，負責派駐人手的醫管局指，被評估為有機會患上產後抑郁的個案，會獲轉介至外展精神科護士接受進一步評估及輔導。局方表示，精神科團隊會按病人的臨床需求，安排治療及跟進安排，並沒有次數限制。
至於有多少名外展精神科護士被派駐到母嬰健康院，醫管局只回覆指，會按服務需求調派合適數量的醫護人員前往母嬰健康院，沒有回覆人手數目。
一紙問卷，難以斷癥？
根據衛生署提供的數位，2021 年至2023 年，三年間每年都有逾3,000 人，在母嬰健康院被辨識為可能患上產後抑郁。 （見表二） 這個數位，有沒有被低估的可能？
精神健康咨詢委員會委員、社工梁佩琪認為，現時的產後問卷「不太友善」，「會問你有沒有殺嬰傾向之類……人人都不會填下去吧。」她續指，若孕婦被辨識為有嚴重的情緒問題，或有自殺、殺嬰的傾向，可能會被要求住院，「不想與孩子分開……可能便寧願不進入公營醫療。」但若不是公營醫療系統跟進的話，其他如醫務社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等的社福系統資源亦難以介入。
本身是兩子之母的立法會議員陳凱欣形容，母嬰健康院是「舊式一點的處理方法」，「媽媽面對的，不只是孩子難照顧，不足月這些問題。」但她同時亦提出，現時護士人手短缺，「說的是缺數千人。」因此若要求護士，為產後媽媽提供更多情緒上的照護，亦會令護士的工作量百上加斤。
她提議可以為孕婦和產婦設立求助熱線，「或網上與人傾訴的服務……母嬰健康院的服務形式，要追上時代發展。」她也建議培訓專職輔導員、或其他醫療專職去支援護士，「護士因為人手問題，她們真的沒有時間，與產後去深入討論（情緒）。」
梁佩琪亦認同，母嬰健康院作為產後媽媽最主要的接觸點，需要更多人手，但不一定要是護士，「可以是朋輩輔導員，一些媽媽，可以聘請她們幫忙。」
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永接則認為，產後問卷可以有篩檢的作用，但比起產婦自行填寫，可以安排由伴侶，或可信的家人陪伴進行。他又指出，公營醫療系統以外，私營醫療對產後媽媽的情緒也要更有警覺性，「有些媽媽可能較有經濟能力，或時間上難以安排去母嬰健康院，便會到私家醫生覆診。這也是一個位置，要提升私家醫生的意識。」
「豬隊友」、「神隊友」？
「幸好有一秒，理智拉住了我，否則已經把自己的孩子擲在地上。」同樣作為新手媽媽的Carol，亦因為與丈夫家人的相處，情緒受困，「懷孕時想像將來，是很開心的，但小朋友出生後，發現每件事都有問題，新手媽媽什麽都要學……孩子哭，又不知道為什麽，很害怕聽到他哭。」
Carol 說，她產後與「太奶奶」同住，但二人相處得不好，「本身是陌生人，突然要24 小時相對。」對方亦會介入照顧孩子，以至會和她一起去母嬰健康院。 Carol 說，這反而令她更難反映自己的困擾，「一來見護士的時間太短，只有數分鐘……試過與家人爭執後去健康院，太奶奶覺得不要把家事說出去。」
她也提到，在健康院的感受，是「很少問媽媽的感受，多數是問小朋友的成長」，而在家中時，或朋友到訪時，「都是問小朋友的事情，沒有人真的去問媽媽的想法……懷孕時你是主角，但孩子出生後，他才是主角。」
問起Carol 的丈夫時，她仍有點不滿，「丈夫覺得，有太奶奶幫忙已經很好了……我曾經說過，我們之間有很多問題，我覺得相處不舒服，但他都沒有理會……覺得他不明白我。」
阮淑茵便強調，必須讓家人能理解，從而近距離審視和協助媽媽的情緒狀況，例如在產前檢查時，可以多向準爸爸提供相關的資訊。產後照顧方面，「如果侍產假可以長一點就更好。」麥永接亦同意，要增加爸爸去接觸相關資訊的誘因，「例如提供訓練日的假期。」
「侍產假好重要，終極方案，可以延長侍產假當然最好。」立法會議員陳凱欣也同意延長侍產假，但坦言目前的討論仍不足。她說，相對地，可以提供多一點宣傳，「爸爸應該上一些訏，去照顧媽媽的情緒……現時有很多產前課程的，不過未必所有爸爸都會去上課。」
產後抑郁的priority?
翻查過去的新聞報道，以至立法會的會議紀錄，每當有與產後抑郁相關的悲劇發生時，社會上都會有相關的討論。但政府一方的制度及說法多年來都不變。遠至十年前的2014 年，時任立法會張超雄質詢產後抑郁的相關問題時，當時的官員回應指，「衛生署透過母嬰健康院辨識患有產後抑郁的婦女，及有心理需要的家庭。被辨識為有需要的婦女及家庭，會獲轉介接受適切的健康、社會服務。」
10 年後的2024 年，衛生署回覆【Yahoo 新聞】「如何保障產後媽媽的情緒支援」時，指「產後階段，母嬰健康院護士會采用『愛丁堡產後憂郁量表』辨識有機會患上產後抑郁的母親，把她們轉介至派駐母嬰健康院的醫管局外展精神科護士接受進一步評估及輔導。」回覆與10 年前大同小異。
那是不是代表政府認為，現時的制度已足夠支援產後母親？ 「相信政府不是不想重視精神健康，但針對產後抑郁，就沒有深入討論，因為也有很多其他範疇要關註。」陳凱欣認為，政府目前較註重的，可能是其他的婦女壓力，「但由於近期有悲劇發生，這方面也響起了警號。政府也真的要正視。」
精神健康咨詢委員會委員梁佩琪則透露，自己有向秘書長反映，「現在委員會有個方向，是『階梯模式』，即是防止一些事情進一步惡化，優先處理……產後抑郁也很符合這個想法。」但她坦言，像學童自殺之類的題目，的確更為優先，「基本上每次開會，都會討論。」她認為產後抑郁亦應該有更多關註，期望未來委員會可以推進更多相關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