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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才:上海博物館藏國家珍貴古籍概述

2024-10-09收藏


上海博物館除了收藏大量精美絕倫的古器物外,還收藏有一些珍貴的古籍文獻,「以稿本、印譜、書信、拓本等見長」[1],但又不止如此。上博藏古籍內容專精,種類齊全,不乏珍本、稀見本。其文獻載體有甲骨、金石、簡帛、紙張,而紙質文獻則有寫本、刻本、稿抄本、拓本、手繪本等不同版本型別。從語言來看,其中既有漢文古籍,也有藏文、維文等少數民族文字古籍,還有雙語種的滿漢合璧本。

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釋出【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要求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命名「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2008年,國務院批準命名首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51家,其中有博物館5家,上海博物館即其中之一。15年來,國務院共批準公布了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上海博物館有58種古籍入選其中,包括甲骨文、戰國竹簡、敦煌寫本、古籍善本和碑帖拓本。其時間跨度,自商代至清代,長達三千年之久。今以時段為序,分而述之。

上海博物館入選首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

上海博物館藏先秦兩漢時期的國家珍貴古籍22種,其中甲骨文獻1種,簡帛文獻21種。

一、先秦兩漢時期古籍

現存最早的文獻是甲骨文。 上海博物館有甲骨文4911片,作為1種,入選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9860-2)。 這些甲骨來源於孔德研究所、上海市立博物館、武進文獻征集社、陳器成、金才記、傅高順、北京振寰閣、上海古玩市場、秦康祥。 其內容涉及「國家、階級、戰爭、農牧漁業、氣象歷法、疾病生育、宗教祭祀等」,「有罕見的人頭骨刻辭、墨書、印泥文字」。 [2] 【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對這批甲骨有較為詳細的揭示。

圖1 甲骨文,名錄號09860-2

在廣泛使用紙張書寫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書寫載體主要是竹木、縑帛。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批戰國楚地竹簡,被學術界稱之為「上博簡」。它們對於今人認識戰國時期語言文字、文本流傳均具有重要價值,因此一經公布,即引起了海內外文 史哲專業學者廣泛的關註,形成研究熱點。【周易】【逸詩】【孔子詩論】【容成氏】【緇衣】【性情論】【內豊】【民之父母】【子羔】【中弓】【昔者君老】【相邦之道】【魯邦大旱】【從政甲乙篇】【恒先】【曹沫之陳】【武王踐祚】【鄭子家喪(甲本、乙本)】【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凡物流形(甲本、乙本)】【吳命】等21種分別入選第一批、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分別為00014至00029、02393至02397。它們於【漢書·藝文誌】,屬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三類。其圖版、釋文詳見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四)、(七)至(九)。

圖2【孔子詩論】,名錄號00016

二、魏晉至五代時期古籍

上博藏魏晉至五代時期國家珍貴古籍1種,為寫本。

魏晉至五代時期,是文獻學上所謂的「寫本時代」,其文獻載體是竹木、縑帛和紙張。縑帛和紙張寫本一般裝幀成卷軸,所以俗稱卷子本。進而隨著造紙技術、制墨技術不斷發展,紙張逐漸代替了沈重的竹木和昂貴的縑帛,於是文獻傳播速度大大加快,古籍數量激增。只是,年代久遠,許多古籍已堙滅不存。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黑水城文獻的先後出土,讓我們得以見到大量的寫本文獻。

上海博物館收藏敦煌吐魯番文獻80號,傳世唐宋寫經11號,內容除佛家典籍外,還有儒家經典、文書、俗文學和一些雜寫。這些寫本大多有題記,交代書寫時間;更有不少名家題跋,為之增色。其中最早的是後涼麟嘉五年(393)王相高寫【維摩鞊經】。【論語鄭玄註】一書亡佚,上博藏2紙殘片,內容為【論語·子罕】,存328字,卷背為書信。【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公布了這91號寫本的圖版,並附有敘錄。

其中【高聲念佛贊等四十三種】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0162。它是歸義軍時期(848—1036)的寫本,是43種文獻的合抄本。它「是研究唐五代盛行的疑偽經和民俗佛教的珍貴資料;而其中的【清泰四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元深祭神文】,確定了學界爭論已久的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的卒年問題」[3],頗有學術價值。封面題「庚辰年八月十七」,據李偉國的推測,當是宋太平興國五年(980)。[4]它采用了包背縫繢裝的裝幀形式,比較特別。

圖3 【高聲念佛贊等四十三種】,名錄號00162

三、宋元時期古籍

上博藏宋元時期國家珍貴古籍25種,其中宋刻本13種,金刻本1種,元刻本6種,宋拓本5種。

宋代,雕版業進入高度發達的階段,兩浙、福建、四川、江淮、湖廣等地均有刻書,刻書機構有官府、私人、書坊、寺院。宋版書到明代已經成為稀有之物,於是有大量的翻刻本、覆刻本出現。現存宋版書更是稀如星鳳,全世界約存有三千部左右,且多為南宋刻本,多為殘本,多有修補。

佛經文獻在中國印刷史、書籍史上均具有重要作用。無論寫本時代,還是刻本時代,都有大量的佛經文獻。上博藏宋刻本中有不少佛經文獻。釋不空譯【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俗稱【雷鋒塔經】,有曾熙、陳曾壽、張爰繪圖並題詞,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3026。此卷為北宋開寶八年(975)吳越國王錢俶刻本,亦稱五代刻本。宋臨安王念三郎家刻【金剛般若菠蘿蜜經】、南宋紹興十六年(1146)刻【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存一卷)、宋兩浙轉運司刻【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一百二十卷(存二卷)、南宋刻本【金剛記外別解】四卷(存一卷)四種佛經亦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分別為02975、03045、03046、03053。此外,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佛經還有金皇統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解州天寧寺刻【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佛說彌勒來時經】一卷,名錄號02957。此為【趙城金藏】零種,刀工遒勁,卷前扉畫十分精美。

圖4 【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佛說彌勒來時經】一卷,名錄號02957

上博藏宋景定二年(1261)金華雙桂堂刻【梅花喜神譜】二卷,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0733。「現在我們能看到的很多影印本,其實都是以上海博物館所藏的這一宋本為底本的。」[5]此書後有黃丕烈、錢大昕、孫星衍等人題跋。吳湖帆又為之題詩配畫,並加裝古錦函套,十分精美。

圖5 【梅花喜神譜】,名錄號00733

上博藏宋刻本中,有不少集部文獻。其中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宋刻本還有:宋嘉定間郭森卿刻【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宋紹興龍舒郡齋刻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存七十二卷)、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撫州州學刻【謝幼槃文集】十卷,名錄號分別為01076、01101、01124;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宋刻本有4種:【杜工部草堂詩箋】五十卷【傳敘碑銘】一卷【年譜】二卷魯訔撰【詩話】二卷(存五卷)、【廬陵歐陽先生文集】六十四卷(存二卷)、【後村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存二卷)、【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卷中、下配朱之赤抄本),名錄號分別為03096、03124、03148、03192。這四種均為殘本,或有配補。

元刻本呈現出與宋刻本不同的特征,如:宋刻本以白口居多,而元刻本則以黑口居多,大黑口開始出現;宋刻本以單魚尾居多,而元刻本則大多雙魚尾,花魚尾開始出現;宋刻本多記刻工及每頁字數,而元刻本則不記。[6]在避諱上,宋刻本避嫌名諱,元刻本不避諱。上博藏元刻本中,入選第二、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有元至正十五年(1355)高德基等刻明修本【說文字原】一卷、元刻元明遞修明印本【宋史嶽飛傳】一卷【嶽忠武廟名賢詩】一卷、元泰定元年(1324)梅溪書院刻【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二卷(存二十五卷)、元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十八卷、元刻【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七卷及元崇化余誌安勤有堂刻【儀禮】十七卷【旁通圖】一卷(存七卷),名錄號分別為02621、02854、02897、02898、03177、06984。其中【說文字原】一卷,據最新研究,應當是明代的翻刻本。

上海博物館是國內收藏碑帖拓本的重鎮之一,其中有一些學界矚目的宋拓本。今所存世的宋拓本,於碑多唐,於帖則宋。唐碑、宋帖自明清以來,即為收藏家所寶。南朝梁普通元年(520)刻石宋拓【蕭敷及敬太妃墓誌】與前述宋刻【梅花喜神譜】同為吳氏文物四寶之一。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刻石宋拓【郎官石柱記】是張旭用楷書寫成,原石已佚,明王世貞舊藏,號為孤本。這2種碑與北宋淳化三年(992)刻版宋拓【淳化閣帖】十卷及王淮跋本【淳化閣帖】十卷(存四卷)、北宋政和初年刻石宋拓【蘭亭續帖】3種宋帖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分別為00517、00582、00703、00704、00713。

圖6 【郎官石柱記】,名錄號00582

圖7 【淳化閣帖】十卷,名錄號00703

四、明清時期古籍

上博藏明清時期國家珍貴古籍10種,其中明刻本6種,稿本2種,清內府寫本2種。

自明代開始,雕版印刷業大力發展。具體來說,大體表現在:刻書地遍及全國,而以蘇州、金陵、杭州、徽州、建陽為主要刻書中心;開始使用白棉紙印刷;字型分軟體、硬體,著名的「宋體字」即產生於明嘉靖、萬歷年間。明刻本避諱較疏,且多為改字避諱,而不采用缺筆避諱之法。伴隨著復古運動的學術思潮,明刻本隨之而呈現出模仿宋刻本版式特征的現象。

【明成化說唱詞話】十九卷【傳奇】一卷,為明成化永順書堂刻本,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2279。此書1967年上海嘉定縣城東宣家墳出土,出土時已成書磚,經修復得以恢復舊貌。【詞話】對研究中國俗文學發展史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而其中148幅版畫對於研究古籍刊刻史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此書有1979年文物出版社、2011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本,又有1997年朱一玄校點本。

圖8 【明成化說唱詞話】十九卷【傳奇】一卷,名錄號02279

【漢隸分韻】七卷,為明正德十一年(1516)刻本,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7448。此書「取洪適等所集漢隸依次編纂」[7],不著撰人名氏。丁治民據【永樂大典】所載,認為其作者是洪邁;又據其所分韻目為108韻,而非【平水韻】的106韻,推測其成書時間在公元1167年後、元代之前。[8]此外,明弘治三年(1490)吳必顯、王政刻【北韓賦】一卷和明嘉靖十六年(1537)王廷刻【升庵南中集】七卷入選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分別為10328、10779。

明代萬歷年間開始,吳興閔、淩兩家大力推動了彩色套印本走向興盛,由雙色套印至五色套印,非常精美。明末,饾版、拱花技術出現並運用到到版畫印刷中,繪制雅,鐫刻精,印刷美,三者結合,使得書籍本身也成為了藝術品。吳發祥輯【蘿軒變古箋譜】二卷,明天啟六年(1626)刻彩色套印本,是現存最早的饾版拱花浮水印本,比較罕見。上博藏一部,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1842。1979至1982年,朵雲軒與上博合作,將其復刻出版。胡正言輯【十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是饾版、拱花技術的又一代表作。上博藏【十竹齋箋譜初集】四卷,為明崇禎十七年(1644)胡氏十竹齋刻彩色套印本,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04682。

圖9 【蘿軒變古箋譜】二卷,名錄號01842

圖10 【十竹齋箋譜初集】四卷,名錄號04682

在刻本盛行的明清時期,稿本、抄本並未消亡,而且還發展出謄清稿本、定稿本、精抄本、影抄本等多種形式。上海博物館所藏古籍中,有一些文獻價值珍貴的稿抄本,而名家稿抄本則更顯珍貴。其中,明稿本【玉華堂日記】不分卷和【四印堂詩稿】不分卷均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分別為03983、06141。前者為明代豫園主人潘允端的日記,起明萬歷十四年(1586),訖萬歷二十九年(1601)。【玉華堂日記】是未刻稿本,而未刻稿本「是真正意義上的孤本,其版本價值是人所共知的」[9]。後者為書畫家董其昌的手書題畫詩,計30頁,堪稱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的雙輝。前29頁書於明天啟元年(1621),第30頁書於天啟七年(1627)。其內容多見於【容台集】,但文字上略有不同。天頭有數則題識,最晚者書於明崇禎九年(1636)。

圖11 【玉華堂日記】不分卷,名錄號03983

圖12 【四印堂詩稿】不分卷,名錄號06141

在明清抄本中,【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由皇家組織精抄,體量巨大,因此學術界一般稱之為內府寫本。【永樂大典】是明永樂年間編纂的大型類書,是為正本,貯藏於南京文淵閣,遷都後貯藏於北京文淵閣;明嘉靖隆慶年間又寫有一部副本,貯藏於皇史宬。【四庫全書】是清乾隆時期編纂的大型叢書,由內府組織精寫七部,分七閣貯藏,北四南三。上海博物館藏【四庫全書】零種3種,申報並入選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是【歐陽文粹】二十卷和【晦庵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存一卷),名錄號分別為12750、12765。二書每冊首頁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方印,末頁鈐「乾隆禦覽之寶」朱文方印,書名卷次與撰者姓名分行書寫,為南三閣本無疑,而且很可能是文瀾閣本。

圖13 【晦庵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存一卷),名錄號12765

2018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建成「【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資料庫」,公布了全國487家機構或個人收藏的13026部國家珍貴古籍的基本資訊。上述上博所藏58種國家珍貴古籍亦名列其中。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釋出【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要求「加大珍貴古籍保護力度,開展國家、省級珍貴古籍和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評選工作,對入選的古籍和單位實施動態管理」。今後,我們將繼續做好館藏古籍,特別是國家珍貴古籍的保護工作,積極申報【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並加快古籍資源轉化利用,推動上海博物館古籍工作進一步發展。

註釋:

[1]佘彥焱:【敏求藏珍:收藏家與珍本圖書】,【上海文博論叢】,2010年第1期,第44頁。

[2]濮茅左編著:【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上海辭書出版社,第8頁。

[3]榮新江:【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0—281頁。

[4]李偉國:【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綜論】,【中華文史論叢】第5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頁。

[5]柳向春:【〈梅花喜神譜〉版本經眼錄】,【藏書家】第14輯,齊魯書社,2008年,第109頁。

[6]李清誌:【古書版本鑒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109—110頁。

[7]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353頁。

[8]丁治民:【〈漢隸分韻〉成書時代及作者考】,【中國語文】,2007年第6期,第551頁。

[9]陳先行、石菲:【明清稿抄校本鑒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轉載自【文物天地】2022年第12期,參照請以原文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