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就是對書籍的收藏、整理、保管，以及研究和利用。按照圖書所有者的性質，傳統藏書系統可分為四類：官藏（即國家藏書）、私藏（即私人藏書）、書院藏書和寺院藏書。
中國有確切記載的國家藏書始於周朝，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國家圖書館館長」，他當時的職位是「守藏室之史」。
秦代的國家藏書處為「石室」，但歷劫秦始皇焚書坑儒和項羽火燒秦宮，所藏典籍盡化灰燼，使得後世研究先秦文化極為困難，且產生了大量偽書。漢代初年廣征圖書，設六處公藏圖書處，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閣、廣內和秘室。三國時魏國設有秘書、中、外三閣；晉代設蘭台和秘書兩處。
到隋唐兩宋，國家藏書更加豐富。隋以秘閣藏書，唐代由秘書省組織圖書的收集、整理、抄錄、入藏等事務，各處均設專職官員；宋代在前朝基礎上建立了更加龐大的藏書體系，宮中有太清樓、龍圖閣、玉宸殿、四門殿等專藏歷代皇帝文集書畫，又建崇文院分藏經史子集；到了元代，元世祖設立的「秘書監」掌管歷代圖籍。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國家藏書機構，及至平定宋金，「典章圖籍，皆歸秘府」。
明代藏書進入興盛時期，不僅國家藏書，各藩王也大多喜藏書刻書，從內容上講，藩王藏書是介於官藏與私藏之間的一種藏書形式。但我覺得藩府刻書還應當算官府刻書中的一種。
皇史宬
清代是藏書的黃金時代，藏書規模及藏書研究均遠勝於前代。除翰林院、國子監外，內府也分藏大量典籍，如皇史宬收藏本朝實錄、玉牒與【大清會典】；昭仁殿專收宋、元、遼、金、明的珍籍善本，乾隆皇帝禦筆親書「天祿琳瑯」匾額掛於殿內，其中所藏善本確可稱為「琳瑯」。天祿琳瑯所藏之書專門編有書目，其編目的方式為後世所遵循，雖然天祿琳瑯所藏之書也有鑒定不確之處，然後世卻對其舊藏很是看重。時至今日，凡是鈐有天祿琳瑯藏章之書，其售價與未鈐章的同一部書相比至少高幾十倍，甚至百倍以上。武英殿所刻之殿版書也存於此。為藏【四庫全書】，乾隆專門在全國修建了七座藏書樓，南方三座，為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北方四座，為文津閣、文源閣、文溯閣、文淵閣。南三閣所藏大多毀於太平天國戰爭，而北四閣中藏於圓明園文源閣中的一部則毀於英法聯軍入侵。【四庫全書】七閣中的零本現在偶然能出現在市面上，每冊成交價均在五十萬至一百萬之間。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時所用的底本今日也能偶然見到，價格也比非底本的同一部書高幾十倍。
私家藏書的出現要晚於官藏。戰國時始有早期藏書家的資料記載，如【莊子·天下篇】有「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戰國策·秦策一】記蘇秦「陳篋數十」；東漢時的蔡邕是中國第一位藏書數千卷的藏書家；西晉的張華、範蔚，東晉的殷允、郗儉之等人的藏書都超過了萬卷。到了唐代，藏書在萬卷以上的藏書家已有二十余人，以李泌為最，其藏書數量已達三萬卷以上；宋代雕版印刷術大興，形成出版印刷的黃金時代，宋刻本，尤其是浙刻本，雕版之精、字型之美、印刷之良，至今讓人贊嘆，藏書也因此大盛。北宋江正、王欽臣，南宋晁公武、鄭樵、尤袤、陳振孫等人的藏書數量都在萬卷以上。
明清兩代是私家藏書的鼎盛時期，藏書過萬的藏書家數以千計，私家藏書樓也大量湧現，使得私藏更加規範。
明代範欽建於寧波的天一閣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始建於明嘉靖四十年，取意於漢鄭玄【易經註】中「天一生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下詔修撰【四庫全書】，為收藏此書，敕命測繪天一閣的建築、書櫥的款式，仿其興造了「南北七閣」，天一閣由此聞名。此閣藏書一度達到七萬余卷，尤以地方誌和登科錄最為珍稀，後幾經變故，藏書多有散佚。一九四九年後，政府設定了專門機構進行管理，尋回了流失的幾千卷藏書，又增加了當地收藏家捐贈的古籍，現藏珍版善本達到了八萬余卷。此外，浦江宋濂的青蘿山居，常熟毛晉的汲古閣，山陰祁承熯的淡生堂，常熟趙用賢、趙琦美父子的脈望館也極負盛名。
清代的藏書大家多達幾百位，如朱彜尊、徐乾學、黃丕烈、吳騫、孫星衍、汪憲、汪啟淑、鮑廷博、盧文弨、盧址等。
黃丕烈的藏書館「百宋一廛·士禮居」位於今蘇州市篆葭巷四十六號，十年前筆者前往此遺址尋訪，當時基本保存完整。
2012年6月再到此地時，原址已變成了一片商業樓，士禮居的痕跡已蕩然無存，但黃丕烈開一代風氣之先，藏書觀念影響深遠。至今在古籍定級標準中，帶有黃丕烈題跋之書均定為一級文物。嘉慶七年冬黃丕烈遷居蘇州，同年購得宋刻本【儀禮】兩種，因頭 【儀禮】又名【士禮】，故藏書室得名「士禮居」。之後他又專門為數十年來收藏的一百二十二種宋版書修建了藏書室，取名「百宋一廛」，並親自手寫上版，將書目刊入【士禮居叢書】。士禮居藏書都鈐有藏書印，如「黃丕烈印」「蕘圃」「復翁」「士禮居藏」「士禮居」「百宋一廛」「讀未見書齋」「陶陶室」「求古居」「蕘翁藉讀」「蕘圃過眼」「蕘翁手校」等十余方。
嘉慶末年，士禮居藏書開始散出，在黃丕烈去世前幾乎全部散盡，多被汪士鐘購得收藏在藝蕓書舍，後藝蕓書舍藏書散出，又被常熟瞿鏞的鐵琴銅劍樓和山東聊城楊以增的海源閣分而藏之。
鐵琴銅劍樓、海源閣與歸安陸氏皕宋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被合稱為「清代四大藏書樓」，它們的出現標誌著私家藏書達到頂峰。鐵琴銅劍樓為乾隆末年瞿紹基所建，得常熟各藏書名家之精華，又經其子瞿鏞擴充，僅宋元本達兩百余種，抄校精本難以數計；道光二十年楊以增始建海源閣，經楊氏四代人悉心守護，總計藏書四千余種，二十二萬余卷，其中宋元珍本逾萬卷。
民國年間的私人藏書方式和理念均延續清代，規模雖略有衰減，但仍有多位大藏書家，，如北京的傅增湘、天津的周叔弢、李盛鐸等；新文化運動後，湧現出許多新式藏書家，如鄭振鐸、阿英、謝國楨等人，他們把藏書範圍擴充套件到了經史之外的俗文學，如彈詞、寶卷、版畫、小說等，豐富了藏書的品種門類。一九四九年後，私人藏書日漸式微，特殊時期間全部停止，直至八十年代才又興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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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藏書則較官藏和私藏為晚。唐開元六年，玄宗設麗正書院，至此方有書院之名，而最早的書院藏書則始於唐代江西德安東佳書院。宋代各地書院共有七百一十九所，以「四大書院」藏書最為著名，即廬山的白鹿洞書院、長沙的嶽麓書院、睢陽的睢陽書院和衡陽的石鼓書院。至明代，書院增加至一千七百零一所，清代乾隆年間總數達到了三千五百六十所。但由於書院藏書介於公藏與私藏之間，既缺乏官藏的嚴格管理，又不如私家藏書珍惜愛護，所以大部份藏書都不知所終，也沒有目錄流傳，如今難知其詳。
寺院藏書主要是指佛寺藏書，其他宗教雖也有藏書，但數量和規模均難與佛寺藏書比肩。佛教在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傳入中國，轉譯則始於東漢桓帝建和二年。魏晉時期，全國共有佛寺三萬多座，僧尼兩百多萬人，各寺均有藏書，以佛經為主，也有民俗類書，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就發現了大量非佛經的書籍。北魏李廓所編撰的【魏世眾經目錄】 】和北齊釋法上編撰的【齊世眾經目錄】註錄佛書均在兩百卷以上，可見當時的寺院藏書規模。宋代開寶年間，宋太祖趙匡胤開始編刻中國第一部佛經大藏——【開寶藏】，總計收書一千零七十六部，可惜流傳至今只余幾個殘本。此後直到乾隆年間，共刊刻了二十余部佛教大藏，均存於各佛寺藏經閣中，一起留傳至今。最有名的寺院藏書為阮元所倡辦的「靈隱書藏」。
這就是藏書的大致歷史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