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考古和文獻資料，良渚玉器最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出土，安吉壟壩戰國墓出土有良渚玉璧、管珠，蘇州嚴山春秋大墓出土有切割為半爿、高29.3 厘米的九節良渚琮，無錫鴻山戰國早期的越國貴族墓就直接建設在良渚文化時期的高台墓冢上，據稱當時已經挖到了良渚玉器。湖州楊家埠是浙北漢墓群的集中地之一，1958 年興建湖州鋼鐵廠時漢墓中出土了琮、圭等良渚末期刻紋玉器（浙江省博物館的原始檔案卡片標註時代為「春秋」）。
不過，遲至清代都未能對良渚玉器紋樣有正確的讀識，且不論好古的乾隆皇帝在玉琮上的題刻與琮的視角相顛倒，晚清吳大澂【古玉圖考】收入的九節良渚高琮，也避而未談紋樣。1992 年出版的【中國玉器全集·原始社會】中，收錄了南京博物院1951 年征集於蘇南的神人獸面像半圓形飾，這一神像在當時征集的時候也並未有正確的認識。無獨有偶，1974 年在現在良渚古城西部的瓶窯吳家埠遺址山頂上，基建工程中出土了神人獸面像冠狀器，也因為種種原因被束之高閣，這件冠狀器是首次有明確出土時間和地點的神人獸面像玉器標本。
1973年蘇州草鞋山、1977年蘇州張陵山、1982年武進寺墩、1983~1984年青浦福泉山等遺址連續出土良渚玉琮。考古學家首次對琮節面紋樣進行了描述，草鞋山、張陵山考古簡報描述為「獸面紋」，寺墩考古簡報描述為「上節飾象征的獸面紋，下節飾形象的獸面紋」，福泉山考古簡報描述為「上節刻簡略獸面紋……下節刻精細獸面紋」。
1986年台北故宮博物院鄧淑蘋先生撰文【古代玉器上奇異紋飾的研究】，把琮節面的紋樣分別稱之為「大眼面紋」和「小眼面紋」，在描述山東龍山文化的相關刻紋玉器時，第一次提出「冠頂花紋猶如‘介’字」，【故宮學術季刊】刊發這篇論文是秋季號，這時反山遺址發掘剛結束不久。
1986年反山、1987年瑤山發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大量刻紋玉器的發現對影像的解讀有了轉折性的認識。反山考古隊在【文物】1986年第10期的介紹中，稱「不少器物上琢有考究的花樣圖案，其中以饕餮紋最為常見」。
【文物】1988年第1期及時公布了反山、瑤山簡報，一些玉器根據出土狀況進行了新定名，如冠狀器、柱形器、圓牌、玉鉞的冠飾和端飾等，尤為重要的是由於大量刻紋玉器的發現，新命名了玉器紋樣母題，如「神人獸面紋」和「龍首紋」，反山M12 ：98琮直槽的紋樣定名為「神人獸面紋」，是「神徽」，琮節面以轉角為中軸線展開的紋樣原來就是「簡化神徽」。
影像解讀
對於這一影像的含義眾說紛紜，如有認為獸面紋是虎、鱷魚、豬等等，有認為神人獸面紋是是鳥和猛獸的復合。張光直先生的認識最具代表，他在論述中國古代美術人獸母題時指出，類似的神人獸面像，人就是巫師的形象，獸是蹻（與健行、迅行有關，指可以上天入地，與鬼神來往的龍、虎、鹿，語出【抱樸子】【道藏】），張光直先生巫蹻說認為神像分為人像和獸像兩大母題，上部人像表現的是巫師的形象，下部獸像則是協助巫師溝通天地的夥伴——「蹻」。
與神人獸面紋共出的還有一類紋樣——龍首紋，反山、瑤山玉器中占了不少數量，元代朱德潤【古玉圖】中稱為「蚩尤」，鑒於這類影像無論正視還是側視，都明確地顯示了中國古代「龍」的特征，故定名為龍首紋。1989 年牟永抗先生在【良渚文化玉器】前言中，還提到一些管類中圓突雙眼為中心的圖案，也是龍形的另一種構圖，說明龍首紋紋樣還向圖案化方向發展。
既然有龍首紋，那麽一定會有單體的玉龍。1992~1993 年，良渚遺址群梅園裏遺址首次出土環狀的單體玉龍，1995 年桐鄉普安橋遺址除了出土環狀小玉龍，還首次出土了有豁口的玉龍。迄今為止，良渚遺址群官井頭、余杭後頭山、艾寧皇墳頭、海鹽仙壇廟、昆山趙陵山等遺址均有出土，數量不多，分布地域甚廣，但主要集中在良渚遺址群及臨近區域，年代在崧澤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
值得註意的是，玉龍的形態與遠在上千公裏之外的紅山文化玉雕龍幾乎接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新偉研究員提出這一時期存在著遠端區域高層領導之間的「上層交流網」，不無道理。結合反山、瑤山等良渚遺址群內出土的大量龍首紋和龍首圖案玉器，可以斷定良渚遺址群是玉龍的主要出土地點，而且也在那裏完成了影像從具象的玉龍演變為圖案化的龍首紋。
在良渚文化早期神人獸面紋和龍首紋共存，早先的研究認為龍首紋是良渚先民供奉獸面神以外的另一種神靈。實際上在進入良渚文化中晚期之後，龍首紋就結束了良渚玉器的舞台，兩者不再存在共存關系。那麽這兩者之間會不會存在內在的聯系呢？在神人獸面紋的源起和發展過程中，龍首紋的構成元素有沒有植入進神人獸面紋中去呢？
瑤山M4 ：34璜獸面紋架構了龍首紋和獸面紋之間的橋梁，有龍首紋鼻梁部位的菱形刻符，有實際上是龍首紋耳朵演變而來的尖角眼，有龍首紋的圓弧線外廓，有龍首紋眼睛斜下部位的「淚線」刻劃等重要組成元素。尖角眼獸面紋在反山、瑤山刻紋玉器中數量還不少，不過尖角眼馬上被月牙形「眼瞼」（耳朵）所替代了。
除了龍首紋元素的植入，獸面大眼直接移植了濫觴於崧澤文化中晚期的圓和弧邊三角組合紋樣，以瑤山M7 ：55牌飾、反山M16 ：3璜形器最典型。這樣的眼部斜上下的弧邊尖喙元素，在紋樣細節最為繁縟的反山M12 ：98琮上，琮節面獸面紋大眼的填刻也依舊保持斜上下的尖喙刻劃。
如果說玉龍的基本構成植入到了獸面紋中，那麽主宰良渚玉器的獸面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稱之為「龍」；如果說圓和弧邊三角組合紋樣直接移植到了獸面大眼，那麽圓和弧邊三角組合紋樣的寓意就是「龍」的靈魂。這一影像反映了良渚原始宗教和信仰的神靈。
圓和弧邊三角組合是崧澤文化陶器的主要紋樣，是從復雜編織紋樣中提取出來並已經昇華的一種特殊符號，中心的圓就是重圈，兩側的弧邊三角是為了突出重圈的中心圓。這類藝術形式在大汶口文化鏤空器座中反映的非常直接，在更早的河姆渡文化藝術品中，重圈和突出重圈的葉芽紋主題也比比皆是，它們都應該是太陽和光芒的象征。
聯系到象征「天」的佩戴介字形冠帽的神人形象，這就是一幅良渚文化太陽神崇拜的寫照，牟永抗先生稱之為「一位頭戴羽冠的英俊戰神」、「人形化太陽神」。獸面像下肢的姿勢很特別，考古學家第一次描述為「作蹲踞狀」，其實沒有一個動物可以正面做出這樣蹲踞造型的定格，如果我們把正視的獸面像一分為二，那麽恰好是兩幅相向的蹲踞神獸形象的拼合。
這樣的拼合方式體現在琮上就是琮的折角節面紋樣，琮與神人獸面紋自始至終有機結合，神人獸面紋是琮的核心因素，劉斌先生就曾提出對獸面紋的表現是琮基本的成型意圖。至於獸面紋與商周青銅器饕餮紋之間藝術形式上的內在聯系，馬承源先生提出是「整體展開法」。極有可能獸面紋的正面像除了極少數神獸正面蹲踞的形象之外（如反山M16 ：4冠狀器獸面像），現在所見的絕大多數神人獸面像就是一幅「整體展開法」。
余杭萬陳（現歸玉架山遺址第Ⅴ號環壕聚落）M28：4三叉形器獸面紋僅為一個眼睛，還有一個前伸的鼻吻，表現了獸面紋的側面。良渚古城葡萄畈出土的陶豆刻紋也有側面獸面紋，可見側面的獸面紋是存在的。仰韶文化半坡型別彩陶的人面魚紋，其藝術形式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良渚遺址群內完成了從玉龍到龍首紋圖案化的演變，神人獸面紋以良渚遺址群出土的數量最多，紋樣之間的一致性或程式化程度也最高，良渚遺址群出土的神人獸面像就是當時的標準像。所謂標準像就是形似又神似，紋樣組成的要素和填刻的底紋符合程式。在良渚遺址群內部，除了反山、瑤山之外，匯觀山、鳳山出土玉器上所見的獸面紋也完全相同，說明在良渚遺址群內已經達到了高度的一致。
相比之下，西距良渚遺址群約 20公裏的余杭臨平遺址群聚落等級雖不可小覷，但出土的刻紋玉器就顯得有些山寨了。玉架山 M200 是與瑤山幾乎同時期的高等級女性權貴墓葬，鐲式琮的紋樣就沒有遵照獸面大眼的基本刻劃程式，原本一定位於獸面大眼斜上側的尖喙刻劃居然跑出了大眼的範圍，移到了影像的上角。
當然，我們還註意到遠在長江南岸的江陰高城墩墓地，M13 ：13琮從玉質到刻紋細部均與瑤山 M10：19非常一致，高城墩出土玉器與良渚遺址群的一致性還不是個例。近在咫尺的玉架山鐲式琮有山寨的風格，遠在長江江畔的高城墩卻非常一致，說明這些集群之間存在著不同層次的密切內在關系，日本金澤大學中村慎一教授提出當時存在著透過玉器的分配達到政治上支配的關系。
變化
雖然，神像在廣袤的36900平方公裏環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分布區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在近一千年的發展歷程中，神像一直貫穿了良渚文化的始終，可謂「一像獨尊」，但也並非一成未變。武進寺墩 M5、青浦福泉山和吳家場出土的刻紋玉器、象牙權杖上的神像線條呆板，作為主要填刻紋樣的螺旋線不再圓弧，轉折生硬，獸面大眼月牙形耳朵孑遺的部位由圓弧變的尖突。
良渚文化晚期，那類常受沁為雞骨白、象牙白的黃白色玉器資源已經匱乏，取而代之的夾雜質較多的青綠色玉器，致密度遠不如前者，很不適合精雕細琢，以往可以在1公釐之內細刻 2~5 條細線的微雕工藝已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此外，在良渚古城良渚文化晚期的城濠堆積中，陶器上居然也摹刻了神聖的神像，完全喪失了早先神像的神聖和威嚴。
玉器造就了良渚文化的輝煌，也維系了良渚社會原始宗教信仰的認同性或一致性，但由於單一的信仰禁錮了整個社會的思想創造力，思維和藝術僵化，玉器的刻紋最後只有一個「神人獸面像」在說話，加之維系社會穩定完全依賴消耗大量社會資源的高端手工業精神藝術品的，這樣的道路勢必走不了多久。玉資源的消耗，環境的變遷和周邊考古學文化的擴張強大，以玉文化、玉文明為彰顯的良渚文化終於降下了帷幕，良渚玉的因子融入到後續滾滾向前的中華玉文化中。
來源：【大眾考古】2015年06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