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当代文艺评论】主编。
古人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这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最高评价。可在现代以来，知识分子无需知道天文和地理，只能就人说人，就社会说社会。人凌驾于天地之上了，人可以无视天地的存在了。这就导致百年以来我们对中国上古以来的天文学知识和理论知之甚少。
一年前，我读到一本法国物理学家让-马克·博奈-比多写的【4000年中国天文史】，讲的是从夏朝以来中国人如何从天文方面获得启示而建立人文的事情，且多运用我们已有的天文考古知识，算是实证中国人的天文学吧，读来真的是别开生面。
过去我也认真读过中国社科院冯至的【文明以止】，讲的是中国上古时期的天文考古，同样都是讲的考古，同样也是想说明中国人的思想来自天上，同样用的也是科学方法，而且运用的材料非常丰富，但还是免不了令人觉得那都是过去，无需再论证或怀念。读了法国科学家的这本书后，你会觉得中国人的思想如此别致，中国文化也并非我们百年以来讲的没有科学、没有逻辑。你会觉得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就会在你的心里慢慢诞生：中国人的传统似乎往往需要外国人来发现。比如敦煌是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发现的，且后来成了世界显学；丝绸之路是德国人里希霍芬发现并命名的，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交流通道，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弗兰科-潘在本世纪以来又写了一本巨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再比如，当我们批判孔子和老子之时，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写了一本【大哲学家】，将孔子和老子称为轴心时期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哲学家，也是又一次从世界范围「发现」孔子和老子。现在，这个法国的物理学家又写了这本书，「发现」了中国的上古天文学和「天命」「天子」「天道」「天下」等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且是从科学的角度来阐释，以此来对古老的中国展开叙述。
三年疫情期间，我在研究司马迁的【天官书】和中国人的「天道」这个概念时，几乎搜遍了中国学者写的天文学著作和翻译的外国学者的天文学著作。我看到，在古代，中国人的天文学是最发达的，且一直延续到现代，而欧洲人在基督教统治时期是禁止研究天文学的，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又开始研究天文学。康德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从研究天文学开始转向哲学思考的。我还发现，欧洲人对天文学非常重视，在欧洲有两万多天文学爱好者，但中国人不太重视天文学，且中国的天文学爱好者几乎都是沿用西方的天文学，称之为现代天文学，隐含的意思是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持否定态度。
我断断续续学习了三年现代天文学，也对古代天文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我们头顶上的星星还是那些星星，只不过西方人对此进行了重新命名。同时，西方古代的传统也是观星授时，与我们的一样，但许多人宁可觉得西方人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是迷信。我还看到百年来有权威人士讲中国传统的十二属相和古代的星相术都是从西方来的，意思是我们古人也没有什么原创力。这些观点导致许多人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产生怀疑和否定，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持一种不信任态度。如此这般，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便异常艰难。
当我拿西方科学家写的这些著作，再对比司马迁的【天官书】时，便觉得豁然开朗。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也许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的方法论同样需要整个世界科学家和思想者的一次全新「发现」，用科学的方法把古老的镜子擦亮，以此来对中国上古世界的天文学、地理学以及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一次科学和人文的实证，那些迷信西方的人才会反过来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我更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有志气和勇气，也有足够的才气和底气，做擦亮中国传统文化古老镜子的第一人。与此同时，我也相信，我们五千年未断的古老文化会反过去解释整个世界那些解释不了的上古文化，到那时，中国文化可能就成为整个人类的显学和信任的文化。
【4000年中国天文史】
[法]让-马克·博奈-比多 著
李 亮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作者：
文：徐兆寿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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