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的认知中，科学是一套最完美，最先进最发达的知识系统啊。而且呢它是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内部进化的一个产物。那所以呢，科学啊，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它一定是很完美的，
是逻辑自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科学作为一套知识体系来讲，它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真理和实验是没法共存的。
科学真理，这个真理假设，它是现代科学的最核心的理念。甚至说它是有这个价值意义啊，具有评判意义。比如现在，包括我们中国也是啊，这事科学不科学，就是合理不合理，理性不理性，成为一个评判的标准。
然后，实验是方法论，其实就是通过实验，通过经验来去学习，然后去积累知识，这样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科学真理它实际上是来自什么，来自基督教，来自宗教。
真理是一个先验的东西，上帝就是真理。它是绝对的，永恒的东西，它的存在是超越人的，是不需要人来验证的。上帝是不需要人来验证，只需要你去信仰他。人对上帝没有实验的份，只有信仰的份，对真理也是如此。
那还有一层意思是，这个世界不可以独立存在，它一定是有一个东西来创造它，来支撑它。在基督教的世界，这个创造者和支撑者就是上帝。上帝用其智慧创造世界和支撑着世界，
万事万物中，一定是含着包含着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智慧就是真理。我们现在说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就是上帝真理的进一步演绎。
那实际上这种观念，也是和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物理学，融入基督教的一个产物。
其实基督教、希腊哲学在广义上来讲都属于一神教。那这就涉及到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区别，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些，我简单的提一下。
多神教和一神教，它们的本质差异并不是在于数字上的多和一，不是说多神教是它的神多，
然后一神教它就一个神，不是单纯的这样子。那么多神教和一神教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在神的属性发生了质变。
多神教的神，它是与人同形同性。就是这个神，它是具象的。具象什么意思，就是它是有具体的神像和神庙。而且他们就认为，这个神像就是神本身。所以在多神教社会，你如果把他的神像给移动了，或者破坏了，那就是天塌了，就是把神本身破坏和移动了。
神的家是神庙，然后定期的给神举行很多繁杂的祭祀仪式，以增强神的力量。
这样的话，多神教文明，他们的生活，就被具体的神像、神庙和祭祀仪式给固化住了。
那一神教呢，它的神则相反，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是一个抽象概念。多神教与人同形同性，而一神教的神则只有人性，而没有人形。只有人性是什么意思，是说它人的理性和情感。那你比如说这个上帝，无论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上帝它是有着人的智慧和情感，有喜怒哀乐也有智慧。但是呢，它没有具体的形象。
我们看西方的宗教史，或者看西方历史，它是有打破偶像崇拜的现象，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如此。偶像崇拜其实就是多神教的神学系统和信仰系统，他们信仰有神像的具体的神。
一神教则认为这种偶像崇拜是一个落后的、迷信的东西。一神教认为多神教落后迷信。
从多神教到一神教，是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宗教革命，实际上也是宗教社会的思想革命。不仅神的数量变少了，而且神的属性有具象变革为抽象。实际上一旦抽象了，神的数量自然减少为一个。
这里先透露一下，西方宗教社会的这种宗教变革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产物。甚至说，西方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进入，都是受中国文明影响的结果。这个话题以后再讲。
一神教将神抽象化，其实质就是将人的生活不在绑定在具体的神像上，而是可以轻松地将神装进内心，这样人的生活就更在独立自由了。尤其是基督教，更强调内心对上帝的信仰。
也可以这么说，多神教是外化的宗教，依附于外在的神像、神庙和祭祀，而一神教则是内化宗教，神学系统是概念化的，而可以放置于、内化于人心之中。
我们可以认为，犹太教是最早的一神教。其实古希腊的哲学，包括近代的西方的哲学
其实都是广义上的一神教。
广义一神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认为这个世界不可以独立存在，一定是有一个东西
在创造和支撑着这个世界，这个抽象的创造和支撑者，就是那个神。
只是，哲学和宗教的差异，仅仅在对这个支撑者的设计有所不同。哲学的抽象性更高一些，把神的凡是人格化的东西都抽象掉了，成为非人格化的实体。譬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形式因。而一神教宗教的神，则继续保留着人格化属性，拥有人性。
我们学习希腊哲学，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会知道「形式因」、「质料因」。什么是形式因，你比如一个板凳它是用木材做的，木材是其质料，是它的质料因。它成为一个板凳，有板凳的这种形式，那谁让它成为板凳的这个形式呢？是木匠的智慧，于是木匠的智慧就是形式因。
亚里士多德说，这个这个世界，万事万物，它表现在它那个样子，拥有它的形式，根源于作为形式因的神。
所以，希腊哲学和一神教，在本质是一个同类，是广义一神教。
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东西，也被引入了基督教。
这也导致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即所谓的「两希」嘛，一个是希伯来，另一个是希腊。希伯来指的犹太一神教，希腊则是指希腊哲学这个广义一神教。
总之大家要清楚，现代科学体系中的真理概念，是来自一神教，包括狭义的和广义的。现代科学它只是形式上打破了基督教，推倒了上帝，但是作为一神教核心的真理的概念，却仍然被沿用了。
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去宗教化是不彻底的，依然保留了其核心概念和思维。从这个意义说，现代科学依然属于广义一神教，是一种新形态的宗教和神学。
因此，就科学真理本身而言，和狭义一神教的上帝一样，它自身就是知识和知识之源，它的存在是先验的，也是凌驾于世界和人类之上的，是完全不需要实验来验证的，人要想获得它，唯有靠信仰冥思，即所谓的逻辑和思辨。
英文nature，被对译成中文自然，但nature在西方文化中，它的本意是指神造之物，上帝所造之物。然而，我们知道，中文的自然，是自然而然，他自己本来如此，不是他之外的谁去创造，也无需他之外的谁来支撑。
明白了这一层，就可以知道，nature和中文的自然，其含义在根本上来讲是个相反的。以中文自然为标准，nature是「神然」、「上帝然」，就是神、上帝让它们如此。因此，nature不是自然，而恰恰相反，是「他然」，他就是神、上帝。
在西方文化中，压根就不存在中文意义上的自然的概念。中文的自然，对西方人而言，是匪夷所思的，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自然和人可以无需神灵和真理的支撑，可以彻底独立存在的场景。
当然用nature对译自然，看中的是这么一个点：中文的自然和nature都不是人造的。只是最初的对译者，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中西差异：在中国文化中，非人造，意味着自然而然，但在西方，非人造意味着是神造。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是研究「自然」中的万事万物的，其目的，就是通过所观察到的物理现象，运用逻辑推理，进行思辨，以证明形式因的存在，即证明神的存在、证明真理的存在。在他看来一切物理现象，不过是神的显露。
有一个说法说，在基督教时代，那个时代也被现代西方人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科学是神学的附庸。其实这是错的。那时，科学不仅是神学的附庸的问题，而是它自身就是神学。科学不是神学的奴仆，而是和神学同类，是广义神学。
所以古代的科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它不仅说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反而是阻碍技术的进步。这一点，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明确指出。
了解近现代西方哲学史、科学的史的人都知道，培根称为现代科学的创始人，也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原因就在于他为科学系统引入「新工具」，改造和变革了科学，让其由古代形式向现代形式转变。
这个新工具，它不是就是物理上的工具，而是一种方法。什么方法？就是实验，其本质就是基于经验的去学习，积累知识，然后推动技术的进步。真正能够发现新知识，真正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的，正是这种实验的方法，正是这种基于经验的研究方法。
而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古希腊哲学，都是否定通过经验去学习和积累的。这又根源于所有宗教的共同缺陷：否定和贬低现世和现实，肯定和崇拜超越现世和现实的神灵、第一因、真理、本原。所有宗教包括狭义宗教和广义宗教。
【新工具】主要说两件事。一是，批判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学、科学，它们是阻碍西方技术进步的罪魁。二是，阐述和引入新方法。
当说西方的古代科学阻碍技术进步的时候，意味着古代西方的技术是落后的，而所谓落后，一定是相对的，一定是有参照对象的，相对这个参照对象落后。培根的参照对象是谁？答案是：中国。
在培根所处于的时代，17世纪早期，中国文化要素已经大规模传入欧洲，其重要的代表就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为何没提造纸术？因为造纸术的西传更早，比这三者要早上一个时代：在8世纪已经经由阿拉伯人而西传。
在培根时代，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是世界领先的高科技，其领先程度让培根大为震惊。他写到：
「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只是，培根只知道这三大技术、三大发明是来自欧洲之外，并不知道具体来自哪里。
正是受这三大技术的刺激，培根才开始去思考真正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方法，即新工具：基于经验的学习的实验，培根也将其称为归纳法。
现代西方学者认为培根是伟大的思想家，是现代科学的创始人，因为他发明了实验的方法。其实不然，这个方法也是从中国传入的。
元朝时期的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打通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通道，引发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明大交流。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就是在这个时期从陆路来到中国，还留下了一本书叫【马可波罗游记】。
在这个期间，又出现航海技术的大进步，然后这种航海技术经由郑和下西洋传播至西欧，引发「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再次促进中西文明交流。
在这个文明大交流期间，中国的诸多文化要素传播至西欧，不仅有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还有更深层的文化要素，包括中国式的生活态度和学习方法。
中国式的生活态度，是世俗化的，无宗教化的，中国式的学习方法就是基于经验的学习。世俗化和基于经验的学习，对中国而言，就象水和空气一样稀松平常。但对西方则是完全崭新的「新工具」。
因此，培根并非新工具的发明者，而只是一个总结和阐述者：对自中国传入的这种学习方法进行总结和阐述，并引入到西方所固有的科学体系中去。
说的更难听一些，培根不是新新方法的发明者，而是抄袭者。
中国不仅给近代的西欧送去了三大发明的鱼，还送去了如何促进技术进步的渔。
因此，现代科学的产生，并不是像现代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西方文化在其内部
独立孕育的，是西方文化直线进化的一个产物，而是中国文化西传的产物，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这就是导致现代科学体系，来自两套文化系统，是两套系统的拼接。
作为新工具的实验的学习方法，是来自中国；而科学真理的假设，以及基于真理的知识体系框架，则来自基督教。然后，把两个本来不可以并存的东西，拼接到一起。
因此，现代科学，作为一套知识体系，就存在着内在矛盾：实验和真理的矛盾。
中国文化一直都是世俗化的，也完全是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独立存在的，因此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宗教，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神，以及类神的哲学实体，包括真理。也不会真正接受西方式的宗教和神灵，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如果以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为本位，真理的概念就不会出现和存在。反之亦然，如果以真理为本位，基于经验的学术方法就不会出现和存在。近代之前的中西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有基于经验的学术方法，而无真理概念；西方有真理概念，而无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
这意味着，现代科学，作为一套知识体系，是存在巨大的漏洞和缺陷的，也是超级不稳定的，不可能长期存在，而只能是临时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