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真的就是良心活，好的维修工，几十元可以解决几十万的问题，庸医却可以把几十元能解决的问题给你花掉几十万。而这里面的价值点，大多数行政领导都未必能意识得到。
这里也是我分享诸多案例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反面案例之一，无论正反案例，都值得同行们思考和借鉴。
工厂引进了一台英国牛耳软仿形磨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工厂在凸轮轴仿形磨床工序引进了一台英国牛耳公司的数控仿形磨床。但是这台磨床却不是标准的数控系统，而是用工控机及自主开发的非标伺服系统来做的。
工厂引进了一台牛耳磨床
这台设备的核心技术体现在：
1、系统使用了早期的68000微处理器研发，主板、接口板、伺服控制、驱动系统都是非标的，不是现在广泛使用的发那科、西门子数控一类。所以，控制系统可维修性大大降低，只能依赖原厂家。
2、软件的核心技术是「凸轮软仿形」，即无须硬靠模，完全靠软件计算和伺服系统的高速动态响应来实现凸轮轴桃子外形磨削的曲线模拟。这里软件是一大难点，列入了西方对华技术封锁的核心技术清单。人家担心我们用这种技术来加工高端武器。
3、伺服系统的高速动态响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绝对是很牛的技术。计算机系统快速计算，伺服系统无误差响应，而且要通过磨床砂轮准确磨出标准曲线的凸轮轴。
凸轮轴软件仿形及伺服控制是核心技术
我曾经改造了6台英国兰迪斯公司的磨床，但那是硬靠模的，技术相比要简单得多。
竞争对手一出手，系统立即「怒火中烧」
突然，有一天磨床出了故障。其实也就是普通的故障，但是需要对电子系统的电源进行检查。
我别的文章中提到过的竞争「对手」，同是维修主管技术员的一位同事，来到车间帮助技术员维修。
其实所谓对手，是我那时的老领导（也算贵人之一）人为制造的，无非是靠公权力来为自己还人情而已。为此甚至把我打进过「冷宫」，让我给这位同事腾位置。后来我和老领导又在博弈中开启了一段良好的合作，这是后话。
为了测量电子系统的电源是否正常，后来听技术员说，测量时把强电和5V系统弄短路了，结果设备彻底瘫痪，计算机系统崩溃了。
测量机架时，他们造成了强电对弱点5V的短路
我也去现场看了，设备启动都启动不了了，屏幕上一大堆报警。
普通的故障可以修理，如果是电源短路，必然会波及其它电子板卡。而这种非标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作为机床用户的我们，完全没有维修的专业能力。
初步判断，系统几十块板子中，至少有几块是被「烧」了。
出差京城挖墙脚，寻找维修之路
这个时候领导肯定找我。为什么？因为我做技术的「牛皮糖」个性，能黏住，有耐心，还细心。
找原厂家？动辄几十万的报价，一个刚成立的工厂的区区维修费承受不了。
国内找资源吧。我的印象中北京是当时国家的科技中心，中关村嘛，大大的有名！
我真的去了中关村，也住在中关村附近。可是转了一转，发现基本是卖电脑和配件的，这和我需要的磨床维修搭不上边。因为我了解我的设备核心技术在哪里，这些大学生下海的商贩，连边都搭不上。
当时的中关村，都是卖电脑产品的店铺
改变一下思路，我杀到了北京自动化所，这是我最早和北京自动化所打交道。
找到了一个业务接近的部门，和其中一位资深工程师，他的年龄快和我父亲同龄了。
和他详细谈了我需要的支持，交流中找到了共同语言，感觉北京自动化所的技术资源可以利用。但是他们对68000系统的维修也不是强项，于是转介绍了一个临近的计算机研究所的魏姓工程师。
这位工程师让我首次认识了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是什么风采。看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三十出头的样子，清华博士毕业。初步接触，他对计算机硬件系统和软件的那种专业，让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据介绍，他还是当时地区计算机协会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我认识了北京计算机协会的清华大学魏博士
很快，自动化所、计算机研究所的两位北京工程师和我这个长春一的维修工程师组成了三人搭档，形成了技术共识。于是我请他们来长春一汽谈。
清华高材生出手，设备起死回生
两位北京工程师来到长春，见到了我的老科长。
我负责沟通技术问题，对接设备，带他们去现场做了大致的诊断，初步测试结果，多块板子被烧了。
老科长和他们谈了商务。初步谈定维修费用是6万元。
两个人北京、长春来回跑，边维修边调试，先后维修了11块计算机系统的电子板卡。
期间，负责一汽这边技术对接的我也忙的不亦乐乎。
前后维修了11块电子板卡
两三个月后，英国这台牛耳磨床终于起死回生，又恢复了运转。
这番操作，让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作为机床用户身份的维修工程师，在某些定向的专业领域，我们真的很肤浅。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别人的专业。
当然这不是妄自菲薄，在设备管理和维保方面，他们也是门外汉。各自的专业方向不同、职业价值中枢不同而已。
老领导「赖」掉了3万维修费，我只能受「夹板气」
一件让我很尴尬的事情，就是设备修好后，最后老科长只同意支付了其中3万元的劳务费，让我夹在中间很无奈。
老领导是为了给单位省点维修费，但是总感觉不大地道。换在现在，这是不可能的，那时就是能做到。三角债全国遍地都是，何况我们这几万？
魏博士为这事反复沟通，也来从长春催过。
老科长只同意支付3万元的维修费用，弄得我很尴尬。
但是这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他跑不起，只好「认栽」。
主要他接的这活，是以私人公司身份承接的，亏肯定是不亏。
不得不说，按照英国原厂几十万元的报价来讲，我们「赚」了。
我也无法面对他们这两个曾经共同磨砺过的技术朋友，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再和他们联系了。
再「战」湖南大学，耗资80万改造。
人无远见，必有近忧。
这不，设备后续又陆陆续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再也没法找北京的两位工程师了。反正我是没这个面子，何况我只是作为企业的工程师代表，一分钱辛苦也没拿，除了单位每月发放的工资。
系统我们都自己「大修」过了，也不能找英国厂家了。怎么办？
老科长提出干脆改造！老领导总有改天换地的想法，这点我很佩服。
还是我负责，组织国内招标改造。技术文件是我写的，重点强调了软靠模和伺服响应等技术难点的实现。
中标的是湖南大学一位胡姓老教授带的团队，中标价格是80万。那时的湖南大学真的很牛。
设备被拉到了湖南大学进行改造
湖南大学老教授亲自跑英国，疏通购买软仿形开发工具，花了5万元人民币。其实现在看来，一点不贵，但是当时必须签署一个「只用于民用」的保证书，并经过两国外事部门的批准，才能引进。
又是几个月，湖南大学完全让英国牛耳公司的非标数控系统变成了自己的系统，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的「靠山」由英国牛耳公司转到了湖南大学。
不得不说，湖南大学还是很专业的，他们改造的设备一直用了十来年，期间没有出过核心系统的硬件、软件故障。除了加工精度和牛耳公司有一点点差距。
花了80万，终于完成了改造，设备一直正常运行。
这台设备出现的诸多「事故」和「故事」，我不是始作俑者，却始终是救火者。从系统烧毁后的寻找维修资源，组织维修，到后来的招标改造，都是我在折腾。
这是一位年轻工程师的成长过程，虽然看似「不公平」，别人「肇事」，我一直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但真的是一种成长。
当时我才到而立之年，三十来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