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自2018年起，面对大洋彼岸对我方发起的一系列经贸挑战，我国似乎一直处于守势，尽管在顶层战略上已调整对外部世界及全球化框架的定位。我们不再追求与大洋彼岸建立新型的主权实体关系，而是将战略重心转向其他发展中区域，依据后疫情时代的地缘态势，重新甄选互信伙伴，深化经贸交流。
然而，追溯国际经贸乃至政治版图的深刻变迁，其起点并非2018年，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对我国而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历史的转折点，它解决了我国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难题，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对外贸易规模，使我国跃升为全球领先的出口型经济体，优化了经济结构，并最大化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依托互联网、半导体等新兴高效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涌现出一批有能力冲击高端科技制造业的民营企业，它们将引领我国从依赖中低端制造、外贸出口、房地产及大型基建的传统经济模式，向全新的经济结构转型。
当时，我国正值科技生产力向民用领域涌流，经济规模效应的终端市场迎来爆发期。加之我国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等优势，使我国成功搭上了经贸全球化黄金时代的列车。
2001至2008年间，我国年均GDP增速超过12%，2010年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非凡成就仅用了九年时间，彰显了大国规模在数量型增长中的指数级效应。
然而，好景未能长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似乎中断了我国从全球化体系中获取红利的进程，我国开始更加深入地融入外部世界，如更加依赖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与资本体系，并共同承担危机的后果。
四万亿基础货币的投放与大型基建项目的启动只是序幕，随后全社会各部门陷入过度借贷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及行政部门主导的市场主体陷入信贷驱动的投资扩张、不动产抵押证券化，以及行政过度干预导致的价格机制失灵等困境。
危机之后，外部力量寻求重塑全球化秩序。原本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西方国家，因投入过大或策略失误，其财政结构被危机重创。
大洋彼岸通过量化宽松暂时缓解了危机，但欧洲和日本则深陷困境。欧洲陷入欧债危机难以自拔，日本则不仅实践了现代货币理论，还采取了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等极端措施，导致其经济长期停滞。
于是，各国开始聚焦于如何重构或新建全球化利益格局。
2016年，我国启动二三线城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项目的同时，外部势力开始与亚太地区国家组建跨太平洋区域性贸易合作组织（TPP）。
同年，大洋彼岸的领导人宣布军事力量回归亚太地区（后改为印太地区），这标志着全球化两大受益者之间的对抗态势初现端倪。
2018年，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内部确立了「实力优先」的原则，加强了对社会各领域的控制。
外部则与我国渐行渐远，大洋彼岸对我国采取了导致经贸紧张的行动，包括将产业链从我国大陆转移至墨西哥、波兰等近岸外包地，以及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友岸外包区。
总之，曾经的经贸全球化体系已支离破碎，其衍生的产业链、国际分工体系及高科技应用标准等制度成果，均面临全面重塑或部分优化的需求。这关乎旧体系崩溃后，两大基于人文主义的不同阵营对自身利益的坚守，以及对权力价值体系的维护。
而全球疫情的爆发，只是加速了全球化退潮，使双方的对峙格局更快形成。
当前，面对外部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势，我方似乎一直处于战略性的防守状态，过往的发展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坐以待毙。
在疫情期间，尽管中概股、港股、A股的估值受到了一定打压，但我们的市场韧性依然强大。同时，社会主体，尤其是居民和企业部门，正在积极应对因过度借债和盲目添加金融杠杆而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我们坚信，通过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加强金融监管，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能够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针对外部势力推出的诸如【通胀削减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等制裁措施，我方也展开了积极的应对策略。我们深知，这些法案旨在限制我国的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国产替代、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等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然而，我们也看到，这些法案的实施并非易事，且其效果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们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加强科技研发，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面对外部势力的攻击，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防御来应对。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更加全面和有效的反击策略。这一策略将基于对我国经济实际情况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把握。我们相信，只有通过积极主动的反击，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
至于日元贬值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日本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的自然结果。虽然短期内可能对日本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日元贬值有助于提升日本的出口竞争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然，我们也应关注其对全球经济格局可能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总的来说，无论是面对外部势力的制裁还是国内经济的挑战，我们都应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积极应对。通过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等措施，不断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谈及日元贬值的积极影响，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五个重要方面：
首先，这是日本在结束长期通缩、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后的一种自然反应。它标志着日本经济正在逐步摆脱长期的通货紧缩困境，向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迈进。
其次，日元贬值是资产均值回归的一种体现，为国际资本和本土资本提供了难得的投资机会。随着日元汇率的下降，海外投资者可以更加便宜地购买日本的优质资产，从而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同时，这也为日本本土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其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
第三，日元贬值对日本资源进口的影响相对有限。由于日本社会老龄化和低欲望消费的特点，其所需资源量相对往年有所减少。因此，尽管日元贬值可能导致进口成本上升，但总体来看，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第四，日本过往的资源储备和海外增量产值，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缓冲。这些储备和产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货币贬值带来的资产缩水风险，从而保障日本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最后，日元贬值对日本制造业出口具有积极影响。尽管货币贬值可能增加工业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但得益于部分产业链从我国回流至日本本土，形成了填补态势并逐渐具备规模优势。这使得日本制造业出口的产值能够覆盖资源进口所需的成本，从而推动日本经济的增长。
然而，对于我国而言，日元贬值却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它可能加剧我国与日本的出口竞争，对我国制造业造成一定冲击。同时，日元贬值也可能导致我国持有的日元资产缩水，给我国的外汇储备带来一定风险。
从全球角度来看，日元贬值对日本本土的资本布局带来了利好。它有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日本市场，推动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然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日元贬值可能引发货币竞争性贬值的风险，从而加剧全球经济的波动和不确定性。
关于日元贬值与美元加息的关系，可以说两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随着美元加息的持续进行，国际资金不断回流美国本土，导致其他货币面临巨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日元汇率的下跌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主权货币却在这场风暴中表现坚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针对部分人士认为我国货币坚挺是因为近期抛售了大量美债的观点，我们需要进行客观分析。事实上，我国减持美债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非近期才开始大量抛售。而且，抛售美债对于汇率稳定只能起到短期托底作用。长期汇率的稳定还需依赖于主权信用及其资产的优质性。
那么，如何判断主权信用资产是否优质呢？我们可以从市场投资者的持有意愿、换手率、市盈率和市净率之比以及关联性主体的可持续投资净回报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同时，还需考虑资本市场制度的规范性和完善性、交易量或交易手段是否存在管制措施等因素。
至于现阶段我国主权货币「去美元化」即抛售美债是否可行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权衡。首先，我国仍处于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渡期，中低端制造商品出口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美元结算体系。其次，我国主权信用、货币及其资产还不能完全「去美元化」，因为这涉及到社会观念、市场经济认知以及社会形态等多个方面的因素。最后，美债作为全球最优质的资产标的之一，其地位难以撼动。我们抛售美债并不能改变这一客观事实。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美债的可持续性。他们认为美债扩张已经到达天花板，每年支付巨额利息成为美元霸权的最大隐患。然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美债并不是美元霸权最大的隐患。真正决定美元霸权能否持续下去的主体是购买美债的需求方或消费者。只要他们继续认可美元的价值和稳定性，美元霸权就能够经久不衰。因此，我们需要理性看待美债问题，并充分利用好由美元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直击核心，我们来深入探讨美债的「要害」：联邦制在某种程度上意外地增强了美债的信用基础，使其流动性远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债券。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了市场对美债的高度认可，也凸显了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进一步说，美债的锚定主体极具多样性，这得益于大洋彼岸开放包容的社会观念、强烈的权利意识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些特质共同塑造了一个高度发达且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商业创新还是学术研究，都走在世界前列。全球顶尖人才纷至沓来，为这一体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驱力，推动了从能源革命到科技革命，再到商业范式的多次变革。
不出意外，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能源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如氢能源、可控核聚变、人工智能等，仍将由这片土地引领。这种强大的内驱性动力，促使社会各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推动现代化发展。
就连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也曾赞叹：「当所有选择都耗尽后，大洋彼岸总能作出正确的决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体制纠错能力的强大。
此外，全球化秩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旧秩序瓦解的基础上，不断催生新的、更完整的秩序。因此，各主权实体终将面临考验，若体制纠错和管理能力不足，便会失去全球信任，从而永久丧失执政资格。
接下来，我们探讨美元全球化金融及资本体系的「霸权」之处。这一体系利用美元在国际货物市场中的定价权，通过推高大宗期货和实际现货价格，实现价值传递，进一步稳固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价值。同时，利用通胀推高价格，有效稀释美债所需偿还的固定期限利息规模，这与其内驱性优势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美元的外化性优势。
总结上述「要害」：资产和证券的流动性充裕、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强大的内驱性和外化性，以及个人自由意志催生的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对商业生态的深刻塑造。
此外，个人自由意志还促进了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的发展，这些观念在商业生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确保了交易环节的顺畅、制度成本的降低以及行事效率的提高。同时，这些观念还促使人们在商业活动中权衡各环节的操作可行性，运用科学方法实现群体与个体利益的动态均衡，从而保障整个系统的可持续运行。
因此，美债规模扩张及其利息规模的高企，并非美元霸权最大的隐患。真正的隐患在于大洋彼岸一旦失去上述所有「要害」，这不仅将是美元霸权的末日，也将导致其构建的全球化体系走向终结。然而，这种隐患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
接下来，我们探讨「印钞换锚」的可行性。近年来，我国主权货币的价值锚定物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14年之前，货币价值主要锚定在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上。而2014年之后，随着社会信贷的疯狂扩张，货币锚定外汇的做法已无法满足需求。因此，我国放开了锚定物的限制，将货币锚定从一揽子货币及其资产扩展至金融机构债权，以此扩张资产负债表，发行基础货币，并投放给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以壮大社会信贷规模。
实际上，我国货币本身就是以主权信用计价的各类资产的价值锚定。这些资产包括国有资产、大型基础设施以及一、二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楼盘等。然而，在外部形势恶化和内部经济发展严峻的背景下，有人提议更换货币锚定物或方向。
对于这一提议，我们应通过实证思维和数理逻辑进行推导。首先，我国主权货币能否将价值锚定在黄金等贵金属上？答案是不能。因为黄金等贵金属的稀缺性无法与人类日益膨胀的需求和欲望相匹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就是明证。
其次，我国主权货币能否在进出口商品结算中全面替代其他外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我国作为卖方市场，在结算规则上仍受买方市场制约。虽然我们可以推进与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货币互换机制，但无法覆盖所有国家。
最后，我国主权货币的价值如果彻底锚定国债会发生什么？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因为我国金融交易主要基于信贷投放实现间接融资。无论是商业银行购买行政主体债还是央行直接购买国债，都难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货币流动性。此外，我国发行主权债券在优质资产的交易流动性、认购基数等方面与美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综上所述，现阶段推行彻底的「印钞换锚」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带来诸多后患。
主权信用资产保值策略：应对外部另类收割
在探讨了印钞换锚的不可行性后，我们接下来聚焦于资产保值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优质资产似乎一直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制，难以获得反弹的机会。尽管偶尔有所回升，但总体来说，上涨的幅度远不足以弥补下跌的损失。
特别是中概股和港股，从长期来看，其跌幅堪称「大跳水」。同时，离岸货币汇率也从六区间跌至七区间。国内资产方面，房地产市场尤为明显，一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楼盘新建商品房价格同比下降约三成，其他地区更是惨不忍睹，部分地方的房价直接腰斩，甚至跌去六、七成。这种情况导致部分银行理财或信托项目也出现问题，因为其底层资产正是以房屋为抵押物或与之相关的贷款。
资产量价齐跌，必然导致社会增量财富大幅缩水，而存量财富和资源也可能在债务违约或杠杆断裂的危机中逐渐消耗殆尽。这就是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所提出的债务通缩螺旋效应，通常发生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一旦陷入这种效应，就会出现投资标的荒、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或增长停滞，而社会物价却持续上涨。这导致全社会各部门的收入增速不仅无法跑赢物价上涨，还输给了货币发行的速度，从而使经济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陷入越来越紧缩的状态。
诚然，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是导致主权信用资产贬值的主要原因。但本文更想探讨的是外部势力对我国资产施加的动机和效果。
近期，关于美元加息是为了收割全球优质资产的讨论日益增多。对于美元加息的动机，我此前已多次阐述过一个观点：其施政动机或目的主要以自身形势为主，对外界反应或影响并不那么在意。但我并未否认其可能为了收购廉价优质资产而动用利率调节手段的可能性。
例如，近期亚洲各国货币大幅贬值，这无疑是美元持续加息的负面影响之一。但我认为，其对我国优质资产的收割手段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截然不同，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另类的手法，即在重新构建的全球化体系内寻求彻底实现「ABC」行动。
这一做法现已非常具体和详细：首先，在中低端制造行业寻找能够替代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如近岸外包的墨西哥和友岸外包的印度；其次，在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领域对我国采取三段式策略，包括在市场准入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专利或提高关税等手段进行打压，在技术应用规范标准方面构建不同的技术研制路线以分化国内出海企业的利益基本盘，以及在以美元或欧元等主导的商品定价、结算及储备等交易市场中拒绝增设或拒收我国货币币种。
外部势力这种做法具有合理性吗？如果遵循市场经济的一价原则，当前全球化秩序并不属于同一个市场经济运作体系，因此形成了非对称竞争的态势。各方以自身生态位所具有的资源要素为竞争优势，将其转化为博弈筹码，并势必要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只要各方动用方式、方法或手段不触及现代人类文明道德和法律的共同底线，即不违反由普世价值观所构筑的国际法或公约条例，就无可厚非。
综上所述，外部势力采取的三段式策略不仅使我国主权货币国际化战略化为泡影，还对我国大类资产进行全方位打压，使其价格始终维持在低位区间，逐渐丧失在全球资本交易市场的主导权。
面对如此极端恶劣的状况，我们如何实现资产保值？这不得不涉及到接下来要讲述的「供求并举」策略。
以旧换新与楼市去库存：扩大内需与再分配改革
近期，为了贯彻落实「以旧换新」的决策，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为何今年要开展「以旧换新」活动？原因在于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当属房地产。
然而，我认为「以旧换新」主要是针对家电、家具等领域的产能出清策略。尽管房地产市场也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去库存问题，但由于商品房涉及个人或家庭百万元级别的储蓄或杠杆，因此并非一两次「以旧换新」行动就能完全消化。
根据经济学家朱格拉的房产周期理论，至少需要5-8年，甚至10多年的时间才能彻底消化房地产市场的产能过剩。在此期间，必须严格控制土地供应和开发商经营贷款等，同时建立健全融资准入制度，将资金流动性注入相关主体，尽快修复资产端负债问题，然后开展良性且健康的住房经营业务。
从近期针对楼市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对商品住宅去化周期长达36个月以上的城市将减少土地供应，同时各地方逐渐落实房企融资白名单和协商机制。
那么，我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解决或改善它？
这就回到了之前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唯有「供求并举」的战略，才能使我国大类资产保值，从而稳定主权信用。
什么是「供求并举」？简而言之，我们既要维持全世界规模最大且效率最高的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有效需求来源地，拥有最旺盛的 购买力。
这就跟上面提出的「内外双循环」经济体系，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差不多，但「供求并举」更多强调的是生产与需求并存，但又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彼此共生。
如今我们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生产力，但在购买力方面，相较于发达地区，仍处于落后的状态，而这也是我们被迫成为卖方市场的根本原因。
那么要如何提高购买力，才能实现「供求并举」呢？
我的答案是：基于存量资源的再分配，而非重点在于增量财富的创造上，尤其是如今咱们步入了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不仅在思想认知上要及时转变过来，在行动上也得表现得更加积极才行。
首先，针对利益基本盘的存量资源再分配，一定会涉及到全方位的制度性改革，比如从地租经济转变成市租经济，从土地财政转变成股权财政等等。
关于这些，需要到今年七月份最高层议事后才能决定下来。
其次，如何构建并完善针对居民的三次收入分配制度；针对企业部门的减税降费常态化、制度化，以及推动直接税制改革；使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尽快恢复过来，并且使其等的收入增速（劳动获益增速）始终跑赢工业生产值或货币发行值的增速，对于再分配制度来说至关重要。
再来，增设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建设项目也能促进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既可以将原先投入到基建领域的大量低效乃至无效的财政投资，转化为建设民生保障领域的有效投资，也可以通过盘活国储的方式，形成可持续的资金流动性，注入到现有的社会福利及民生保障项目，或者干脆新建一套全民基本收入保障体系，为再分配制度的建成做出卓越的贡献。
最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构建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民生福祉项目。
比如近些年来，互联网平台兴起的各类「刷金币」活动，只需要看广告或刷视频就能获取收益。
虽然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活动是各大平台为了留住用户而使出的招数，但在往后步入「赛博时代」的背景下，以及人类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提出的「无用阶级」论，作为补偿被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所替代的失业人员的解决方案之一，我认为通过构建并完善这种存量资源再分配的制度，足以应对未来这场必将发生的社会性危机。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面对外部势力越发猛烈的攻势，以及内部发展经济时所累积的各种问题集中在一起快要爆发的严峻态势，我方必须要规划并打响一场对外反击战：
一来，提振经济、鼓舞士气；
二来，转移目标，加强防御的同时，还能在其他方面集中火力，发动压制措施；
三来，充分发挥权力相对集中的制度优势，将反击战演变成大决战，一举歼灭敌方的有生作战力量。
对此，我个人提出了四大举措，为这场对外反击战打开策略上的行动思路，它们分别是：抛售美债、印钞换锚、资产保值，以及供求并举。
总之，此时此刻便是我方在经贸和金融等方面对外发动反击战的最佳时刻，只要十四万万同胞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团结一致，我相信这场对外反击战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