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布雷顿森林体系适合21世纪吗？
在1944年7月，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参加由联合国主办的会议，探讨战后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建立。会议的闭幕陈词由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发言，他强调会议成功化解了造成战争的双重「经济恶行」—激烈的货币贬值和贸易屏障。
为了防止货币贬值带来的混乱，布雷顿森林会议设立了一个以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同时也实施了资本管制，目标是保障全球经济的稳定。新成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为这一体系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全球自由贸易机制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上开了个头，后来又演变成了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场会议的主要谈判者是美国的首席代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虽然凯恩斯希望能创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Bancor，但最终更具影响力的美元取而代之。
当时的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无可置疑的地位，GDP占了全球的一半，黄金储备雄厚，是那些战后重建经济体的主要债权国，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由美国主导并不令人意外。直到1971年，由于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的不断扩大，美元脱离固定汇率，与黄金的挂钩关系开始松动。随后，浮动汇率形式便成为了市场的常态，伴随而来的是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的便利。由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美元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角，美国也一直是全球的「最后消费者」。
虽然时光荏苒，80年过去，美国的全球GDP占比降到25%（按照现行汇率计算），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15%。然而，美元的强势似乎没有受到影响。身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虽然美国能够轻松融资其财政和贸易赤字，但这同时也令其承担了沉重的负担。美国对外的净负债已达到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20%，而其主权债务则高达3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其自身GDP的123%。
随着利息支出的上升，财政负担日趋沉重，预计到2034年，财政赤字的占比将从3.4%提升至4.1%。如今的美国已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转变为了资源的掠夺者，虽然其仅占全球人口的5%，却对三分之一的国家实施制裁，并能在无上诉的情况下冻结任何使用美元的资产。
令人讽刺的是，这个全球最大债务国却吸纳了越来越多的资源，鼓励全球消费以推动经济增长。但如果一味依赖债务带动消费，最终只会增加碳排放，这种模式既不符合生态，也缺乏金融上的持续性。为了解决这些不平衡的问题，联合国建议每年需要2.4万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与气候韧性建设。关键在于，这笔资金该从何而来？这是个既涉及流动性（年度赤字）也涉及资产（存量）的难题。
法国和巴西已接受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提出的对全球超级富豪征收最低财富税的建议，这一措施预计每年可筹集约2000亿到2500亿美元。现有数据显示，超高净值个人在过去40年间的财富年均税前回报率为7.5%，而其有效税率仅为0.3%。此外，奥地利经济研究所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全球金融交易征收0.1%税率的建议，预计此举每年可为全球贡献2300亿到4180亿美元。
当然，富人们可不想让这种增税落到实处。在全球财政支出中，化石燃料的补贴是个大头，2022年已经达到了7万亿美元，约占GDP的7.1%。全球每年的军事开支也高达2.4万亿美元，仅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或许，提升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本，才是增加全球资金的最佳途径。若富裕国家能够将IMF特别提款权（SDR）批准的6500亿美元以8倍杠杆的形式应用于此，贷款能力将增加约5万亿美元。
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富裕国家需将此视为优先事项。而在目前这个安全感不足的背景下，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日渐抬头，这种可能性着实渺茫。简而言之，21世纪亟需多边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不平衡与严重的两极分化等共存挑战。若富裕国家依旧不愿改变现状，布雷顿森林体系便很难为全球南方服务。金砖国家主导的新机构也许将会逐渐崭露头角，取代过往的框架。
总的来说，未来的全球合作面临着许多挑战，亿万富翁们的财富再多，也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确保我们的星球与经济体系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