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期，但凡是个地球人都在关心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否会一触即发这一话题。
由于八月初全球资本市场集体下挫，投资界哀鸿遍野，财经界则挠破脑袋分析其中缘由，起因是美国的失业率数据不及市场预期，已连续三个月高于其以往十二个月的数据，正式触发「萨姆规则」， 市场投资者普遍担心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或将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于是造成恐慌赎回或抛售的市场踩踏现象。
我认为， 美国经济于短期内或许会衰退，但并不会演变成长期萧条的状况。
首先，目前其正处于先进尖端科技迎来商业技术创新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即从技术研究积累的爬坡阶段走向大规模社会应用，并产生经济增长效应的商业化落地阶段，保持其基于科技改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经济发展趋势。
其次，包括社融和社零在内的美国各项以消费为主的宏观经济数据仍具有韧性，甚至出现不降反升的情况。
纵使大多数消费乃是企业部门借贷或居民使用信用卡而来，属于提前透支的行为，但由于疫情大流行早期，联邦政府的4.5万亿纾困资金用于改善其等此前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其等的金融化能力，也就是扩张信贷、添加杠杆、背负债务时仍保持充足现金流的能力空前加强，至少比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要强。
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家庭部门的负债率从2008年的80%左右，下降到如今的65%，且资产充足率高达150%。
而企业部门的净利润率普遍在130%，尽管近两年呈下降态势，但仍能从容应对高利率所带来的利息偿付压力。
再来就是近日，高盛、摩根大通、花旗等投行机构纷纷下调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指标，因为美联储如若能在九月份开始降息，哪怕只降息25个基点，则极有可能避免经济衰退的到来。
01
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变小，并不意味着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就会跟着下降。
倘若以下四个发生概率较大的事件悉数成真，则会使全球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第一件事是，尽管这两年来，美元处于加息周期，但并没有使美元资金流动性于整体的全球化金融体系内受阻，也没有削减其体量，只是从海外回流至其本土，即发生资金转移的现象，推高包括美股三大指数在内的境内各项美元资产的价格，也产生一定的资产泡沫化，往后具有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但其是否足以触发全球金融危机，则需进行深度评估。
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QE），使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从其本土随着流向海外的美元资金而一道向全球其他地区扩散，最终形成经济规模效应。
此次基于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LLM），以及空间计算互联网等元宇宙底层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普及，致使本轮加息形似2008年之前的彼轮加息。
而导致美元加息的事件则是其境内的美元资产价值进行深度回调的类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性危机尚未可知，但发生的概率极高。
随后，为应对这场危机，美联储必然采取降息的举措，致使该轮技术范式创新的成果随着美元资金流向海外，并得以在全世界大规模应用化和商业化，实现该轮创新技术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普及。
第二件事是，近期有关「日元‘血洗’全球」的讨论声不绝于耳。
日元长期作为国际资本避险的主要交易资产，其作用于全球化金融体系则是举足轻重的级别。
得益于其行政部门常年实行国债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以及将市场利率长期处于负值，但凡国际金融或资本市场出现投资标的荒，买入日元资产便可保本增值，不失项目投资的资金去向。
比如早些时候，巴菲特就曾购入日本五大财团的股票。由此知晓，彼时便是除美国本土以外，海外地区也因美元加息而陷入投资标的荒的开端。
然而， 面对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的国际经贸及地缘政治局势，日元于国际投资长期的稳定性遭到各方势力博弈至扭曲其收益率的困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
其实，日元资产所谓的稳定性，于这些年来对日本经济增长而言可谓一无是处、毫无帮助：常年GDP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人均GDP增速不升反降，似乎能维持住泡沫经济时期的发展水平就很不错了。
而如今，美元加息致使其稳定性受损，使其资产价格和货币汇率大跌，不过是日元资产必然遭遇的宿命罢了。
但基于人性使然，任何国家都不会放任自身的财产受损而无动于衷，于是在如此凶险的国际环境下，日本政府和央行宣布终结此前全部有利于国际资本购入日元资产的政策和措施，并宣布开启加息周期。
此举有效遏制其境内诸如日经指数持续暴跌的势头，以及回升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以减少日元资产的损失。
但如此一来，必然会对国际资本及美元资产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由此构成触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潜在风险和隐患。
02
第三件事是，从金融资本的角度看，全球两大金融资本来源地，一是如日中天的大洋彼岸，另一是欧元区。
由于欧债危机后遗症带来的投资回报项目锐减，或无法覆盖基础成本等后果，使得欧洲的金融资本大量承压，无法在收益率上屡创新高以抵消开支，甚至在此前的优势产业及资产领域遭到前后「追兵」的围剿：
前有大洋彼岸通过其雄厚的产业资本对国际经贸分工格局进行再构建或重塑，然后通过金融资本布局经贸全球化体系，使欧洲原先的高端优势产业逐渐丧失竞争力，产业发展前景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逐渐变得衰败、凋敝；
后有来自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东南亚、印度、墨西哥，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对其传统中低端优势产业发动大规模非对称生产要素投入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的「狙击」，致使其金融资本无法于全球化体系内持续创收以解决财政困境，最终反映在欧元区各项经济发展数据上可谓是惨不忍睹。
而作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体之一，其整体上的「衰落」，尤其是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化，将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导火索，没有之一。
第四件事是，从产业资本的角度看，论总体规模，全球两大产业资本来源地，一是大洋彼岸，二是我国。
由于大国博弈，导致过往经贸全球化体系正在分崩离析，大洋彼岸透过重塑全球化格局，以对我国大陆地区实行脱钩的行为，由此产生不良影响：
对海外而言，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物流航运系统遭到重创，一些赖以生存的诸如上游原材料出口，下游终端消费需求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必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酝酿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仅滋生金融系统性风险，还会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科技创新体系造成相当大的隐患，致使其具有爆发全域性危机的可能性。
至于对国内，则始终存在资本外流、资产缩水、通货紧缩、投资标的荒，以及社会各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趋于严重化等经济系统性风险。
03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如此严峻，对于我国经济而言，仍将迎来两大史诗级机遇，以及两大地狱级挑战。
首先，来自外部的一大机遇便是现代人类文明出现百年未有之权力变更，上一次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在19世纪末的时候，从英国更迭为美国。
彼时，美国乃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出口国、最大的商贸货物和服务出口国、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以及享有世界工厂、基建狂魔等美誉，其工业制造业体系也最为完善。
而如今，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以上名号的国家，此将是我们成为未来新型全球化体系的领导者，甚至充当「世界警察」的历史性机遇。
其次，来自内部的一大机遇则是作为现代人类文明唯一的一个超大型国家融入经贸全球化，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和国际分工合作体系，具有各项生产要素资源规模和体量上的巨大禀赋优势。
叠加过往发展所积累的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储备，足以应对外部各方面与自身形成的对抗之势，还有社会动员方面的体制优势，若坚持走特殊化的道路于长期而言亦可行之。
此乃是我们成为引领产业布局、整合全球资源的规则制定者，或是退而求其次，选择雄踞一方，成为世界多极中的重要一极的关键性机遇。
再来，来自外部的一大挑战是我们必将面临现代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且规模最大的修昔底德陷阱。
纵观过往的人类文明史，尽管出现过全球老大打压全球老二的场景，但德国、苏联和日本均属于中小型国家，而我国则属于超大型国家，超级大国对区域性超大型国家的打击力度堪称历史之最，由此导致逆向全球化体系的民族至上、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回归。
在此时代大背景下，他国的主权决策皆会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长期增长构成相当负面的影响，此乃来自外部的「黑天鹅」因素。
而来自内部的一大挑战则是在以「拉斯基-凯恩斯」式症候群为主要治国根基即控制论思想的指导下，形成集中权责于全方位社会管理的制度体系。
在该体制下，行政力量干预至上、自上而下且分工模糊的科层权责制、计划思维主导重大决策，以及法治化程度不足，即权责定执流程的非透明化，使得权力寻租滋生于整个社会，由此造成以下五种结果：
一是市场经济法治化非充分；
二是作为生产供给端，始终受制于人；
三是无法构建内需强大的生产要素统一大市场；
四是各行各业供求失衡，导致产能过剩、总需求不足， 结合第一项来自外部的挑战，我国的企业和产业出海败北的概率加大，以至于无法满足全球多元化市场基于地区特殊性和消费者群体精准供求的条件；
五是陷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式衰退。
举个例子：2016年的棚改货币化安置项目，非但没有解决彼时商品房库存高企的难题，反而还变相推高了去化周期，直到2024年，商品房库存积压的现象又回到了2016年。住建局这边忙着去产能、去库存，自然资源部门那边却在加大土地供应。
由此说明，部门和政策间的相互配套与协同能力非常之弱，而症结不仅在于缺乏高效的顶层制度设计，还在于缺乏科学方法论指导的关于体制性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以及具体落实的操作经验。
以上五种结果，终将导致我国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渊， 加上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生育率急剧下降，以及传统行业呈边际效用递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在内的全社会生产率长期低迷；先进生产力行业与世界主流脱钩、过度投资和开发导致资产折旧速度加快、财政和主权信用体系濒临崩溃等客观现象或未来的潜在风险， 此乃来自内部的「灰犀牛」因素，由此造成堪称地狱级别的挑战。
最后，如何正确应对以上的地狱级挑战，以及抓住时代所赐予的史诗级机遇？
我认为，只需与当前主张的所有决策持以截然相反的想法和做法即可：
一来，向先进现代化思想看齐，不搞特殊化、例外化；
二来，从「拉斯基-凯恩斯」走向「米塞斯-哈耶克」，在治国理念上，从控制论转变为信息论，充分贯彻自由主义社会的原则：自发扩张、分权利民。
三来，彻底解决体制内的寻租套利问题，脚踏实地建立并完善关乎社会资源与财富于居民部门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
四来，坚持发展市场经济法治化体制，绝不动摇。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 美元降息、日元加息、欧债暴雷，以及国际制造产业链对华脱钩这四个具有一定发生概率的事件便是使全球金融危机一触即发的关键导火索。
而与此同时，我国正式迎来成为世界体系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的史诗级机遇，以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地狱级挑战，如何正确应对将会是未来关乎国运走向的重中之重。
总之，做好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准备，尽最大努力抓住历史机遇，切实解决阻碍前进和发展的重大挑战，真正做到融入世界，为全人类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