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15日，郑重发布了关于在各地推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初步草案，为农业生产合作化描绘了新的蓝图。时隔不到一年，1952年9月，才华横溢的柳青被任命为陕西省长安县县委副书记，肩负起分管互助合作工作的重任，他深入其中，亲身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每一个阶段。
在合作化的起步时期，柳青亲自前往王莽村，协助蒲忠智建立起了全县的首个试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不仅出力，更出智，帮助制定了富有前瞻性的「三年建设规划」。在这一过程中，柳青敏锐地捕捉到了乡村中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和涌现的新元素。
举例来说，王莽村的生产合作社因为采纳了更为健壮的牲畜和高效的十英寸犁，使得小麦的平均亩产量跃升至五百四十斤，这一数字不仅远超普通农户的产量一倍之多，甚至比互助组的产量还要高出三分之一。
这些实打实的成果让柳青深感震撼，他亲眼目睹了王莽村在生产和建设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村里高达百分之八十三的农户都积极加入了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六十的居民家中都有了余粮储备。更让他欣慰的是，教育普及率的显著提升，刚解放时村里仅有六十名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激增至一百三十人。同时，村里还建立了信贷合作体系，百分之九十七的农民都成为了供销合作社的积极成员。
王莽村的巨大变迁给柳青带来了强烈的触动，他仿佛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曙光，感觉「好像社会主义的明天早晨出太阳时就到了」。这份深刻的感受激发了他想要记录下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强烈愿望。而后，这个充满活力的王莽村便成为了他的文学杰作【创业史】中大王村的创作原型，也成为了小说中梁生宝所饰演的灯塔社努力学习和追赶的标杆。
身为一名深植于解放区和合作化运动中的文学创作者，柳青怀揣着对农村新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实时描绘的渴望。这种创作的冲动并非偶然，早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中，就已经初步勾画出了一个乡村世界的轮廓，透露出他构建「新世界」的文学理想与追求。
【种谷记】深情地叙述了1943年陕北王家沟的农民们在共产党的组织下，齐心协力进行「集体变工」种植八种谷物的感人历程。这部小说生动地展现了延安整风运动后，无定河畔的乡村里涌现出的一系列新气象，如减租、反奸、扩军、移民以及变工等新运动，以及这些变革带来的乡村新面貌。
与同时代的众多延安作家相比，柳青在【种谷记】中不仅深刻描绘了群众对新社会的热爱与对旧社会的深恶痛绝，更巧妙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旧人物形象，使历史的画卷更加丰富多彩。
然而，柳青的创作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了独特的新元素。举例来说，【种谷记】中的主要矛盾并不再是传统的阶级斗争，如与地主或富农的对抗，而是转移到了王克俭这个对集体种谷持犹豫态度的「中间人物」身上。
小说的精彩之处，正在于细腻地描述了王加扶等先进青年如何耐心地帮助王克俭克服内心的顾虑，最终使他心悦诚服地加入到变工的行列中。
小说中的王加扶，这一先进人物的塑造尤为出色。身为村干部，他展现出稳重、谨慎的优秀品质。他在工作中总是留有余地，不轻易做出过头的承诺，而是追求那种「答应五分，完成十分」的务实作风。作为劳动英雄，他敏锐地洞察到村里的核心问题——群众之间缺乏足够的团结和集体归属感。
三存喜对他的评价更是入木三分：「旧前愁你日子过不好，而今又愁众人过不好。」这不仅揭示了王加扶身上散发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精神，也凸显了他作为「农村新人」的典范形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柳青通过王加扶的口吻，深刻阐述了「集体变工」这一农业合作化初步形态的深远意义——「集体劳动改变的不仅仅是劳动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能转变人的思想和观念。」
这也是【种谷记】所想要传达的核心理念：合作变工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其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能够将广大农民紧密地组织起来，形成一股潜藏在民间的强大革命力量。通过这种集体劳动的方式，不仅能够促进农作物的丰收，更能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和强化农民的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
【种谷记】可以被视为柳青对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的初步探索与描绘。尽管柳青本人对这部作品持有保留态度，甚至认为它是失败的，他自我批评道：「我过于沉迷于那些已显陈旧的旧现实主义人物塑造和场景刻画，这反而削弱了作品应有的力量。」
然而，尽管【种谷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的尝试尚未达到成熟，但文中却明显透露出「新」与「旧」现实主义的裂痕，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探寻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这部小说中，柳青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与「五四」乡土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些蒙昧的农民形象截然不同。
他们热情地歌颂新社会，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满怀憧憬。但这些农民形象也并非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那种光辉照人、正义凛然、形象高大的理想化农民。他们身上依然深刻着传统文化的烙印，正处于向新社会人过渡的「预备新人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柳青早期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源自他的真实生活体验。他坚持按照生活的原貌进行写作，正因如此，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既真实又立体，仿佛跃然纸上，让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他们的鲜活与真实。
柳青的早期小说创作，展现了一种原生态、尚未完全成熟的写作风格。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基层民众有着深厚的联系，他能够娴熟地运用群众的语言，使得他的小说更像是一个农民在娓娓道来自己生活中的新变化，而非一个作家在刻意撰文。
柳青的创作往往紧跟生活的节奏，几乎没有给时间留下沉淀的机会。因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以及手法都显得稍显稚嫩。在情节的设置上，柳青坚持展现伟大的时代和人民所需的作品。然而，在这样的创作理念指导下，他的作品有时会显得观念先行，带有一定的说教意味。
此外，他的故事往往源于真实事件，故事的框架已经被固定，这导致人物和情节的结合有时显得不够自然，有些行为似乎仅仅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
例如，在【种谷记】中，故事的起点是一个区上派下的突击任务，要求在变工队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安种，既要按计划完成任务，又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在这个设定下，故事的主线就是讲述以王加扶为主的村干部如何组织变工队的过程。在故事开始之前，事件的结果和手段就已经被预设好了，接下来的内容主要就是通过人物来填充事件的过程。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狠透铁】中，故事的触发点是上中农王以信设计诬陷老监察「狠透铁」，以图分裂合作社。结果是老监察揭露了「王以信集团」偷盗粮食的违法行为，重新赢得了威信。
因此，小说的主线内容就是「狠透铁」如何发动群众与王以信进行斗争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柳青对于中长篇小说的结构驾驭尚未达到圆熟的地步，更多地还停留在短篇小说的横截面故事呈现方式上，即围绕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来讲述一种道理的模式。
在人物塑造方面，柳青在早期描写解放区农村的作品中，更注重表现阶级矛盾和斗争的过程。然而，这些冲突往往过于细枝末节，缺乏集中性。虽然作品中铺陈了大量的人物，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并不深刻。
这也正是胡采所指出的问题：「作品对于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刻画不够深入，围绕中心事件的群众活动和群众反映写得很少……老监察这个人物也就被限制在孤立作战的状态中。」柳青自己也在不断地对创作进行反思，他意识到：「自己的小说因为集中写一个人，次要人物写得很少，给读者感觉不够全面。」正是这样的自我批评与反思，推动着他的创作不断向前发展。
尽管柳青早期的小说作品还处在「新的因素」逐渐显现的阶段，尚未能描绘出整体的宏大画卷，然而，就像陆耀东在评价小说集【地雷】时所表达的那样，「在他创作的起点和初步探索中，已经展现出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随后它们大多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最终成为了这位作家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铸就了他的专长。」
在皇甫村度过的十四年时间里，柳青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积淀，他希望在酝酿已久的杰作【创业史】中，能够延续并完成他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构建。在随后的【创业史】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在「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更加成熟的实践。
举例来说，在1950年【种谷记】的座谈会上，有批评家尖锐地指出，「这本书的一个根本弱点，在于没有将党的领导作用贯穿整部作品。」于是，柳青虚心接受了评论家们对【种谷记】的宝贵意见，在【创业史】中，他通过主人公梁生宝的形象，充分展现了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为了克服自己在早期写作中遇到的组织结构和矛盾处理的难题，柳青在【创业史】中精心设计了人物结构。他将梁生宝放置在矛盾冲突的中心，精心编织了一张复杂而紧密的人物关系网，使得每一个细节变动都能牵动整体的发展。
此外，在吸取了以往「旧现实主义」手法中人物典型化不足的教训后，【创业史】更成为了柳青第一部严格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篇小说。贺桂梅在重新评价这部作品时强调，【创业史】是柳青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启发下，所进行的一种「总体性世界」的文学叙述。
除了王莽村建社的成功之外，这一时期，一个崭新的、充满社会主义精神的人物走进了柳青的生活，那就是梁生宝的现实原型——王家斌。1954年秋收时节，王家斌所领导的重点互助组喜获丰收，他们的一亩五分九厘试验田采用合理密植技术，竟然达到了惊人的每亩九百九十七斤半的平均产量，而其他田地也稳定在了平均六百二十五斤的产量，这一成绩无疑刷新了全区的丰产纪录。
柳青听闻这一喜讯后，内心被深深触动，「我被一个充满社会主义觉悟的新时代人物所展现的性格特质深深吸引。在人们未曾留意的时刻，王家斌已默默下定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随着与王家斌的深入交往，柳青不仅协助他进行思想改造，更是在王家斌心生买地之念时，及时向他传达了关于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示。
柳青鼓励他继续发扬这一年来帮助组员的奉献精神，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并从那些渴望加入的人们中精心挑选合适的人选，以期在来年将互助组运营得更加出色，并争取在1955年成功转型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柳青对王家斌充满了信心，「他必将茁壮成长，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他必定会崭露头角。」
1954年春节之后，柳青亲身参与了王家斌所领导的胜利社的创建工作，并出席了其成立大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王家斌引领着社员们辛勤耕耘，成功解决了社员们在新旧交替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更是克服了农业合作社在初创阶段所遇到的重重困难。终于，在1956年11月26日，胜利社迎来了辉煌的收获季节，他们种植的1380亩水稻喜获大面积丰收，平均每亩产量高达710斤，这一成绩创下了本地区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尽管王家斌外表看似平凡，但他那坚定的阶级觉悟和谦逊的品格却深深打动了柳青。正因如此，在随后的文学巨著【创业史】中，柳青选择了王家斌作为主人公的原型。「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能够领导一个新兴的、问题不断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从未表现出丝毫的烦躁、沮丧，从未抱怨过一句，也从未对任何社员发过火，这绝非易事。」
王家斌全身心投入到合作社的运营之中，即便是在前往县城作报告的时候，他依然牵挂着社里的母猪生产情况。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是「一个共产党员——作为引领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引路人——所应具备的」。柳青所看重的，正是王家斌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崭新的「合作化领头人」的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柳青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还是一名忠诚的党的农村工作者。他对「新人原型」王家斌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教育与培养工作。「一方面，柳青依照自己的社会理想，不遗余力地培养王家斌，努力提升他的思想文化觉悟以及政策理解和工作能力；
另一方面，他又按照自己的文学追求，从这位原型人物身上汲取丰富的创作素材，进行深刻的艺术刻画。当王家斌在【创业史】中以梁生宝的形象再现时，他已经不再是原先的王家斌了，可以说，是柳青这位‘导演’按照特定的艺术构思对他进行了二次创作。」因此，在柳青的作品中，他所描绘的「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既体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又融入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关于未来生活和理想人物的「新世界」的美好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