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前，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来到了十二公里之外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的家乡，大南坡村
我知道那不是永久的脱离，而是被故乡放了风筝，结实的丝线始终被她拽在手里，但是在家乡人的眼里，我已「下户」走了，所以搬进新房子时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欢愉，而是多了许多说不出来的惆怅。惆怅父母的眼泪，惆怅大山的默然无语，惆怅我积攒十年的书籍竟然莫名其妙的失踪。
那年我二十四岁，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妻子和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同时自己还是一个拥有四年驾龄的货车司机。
虽然我仅仅是个农林高中勉强毕业的"赝品"，但是对词汇有种先天的领悟力，从文字当中感受彼此交谈者赋予的感情与温度，从外乡与本地人对话中析解出"投奔者"和"原著人"之间看似平等却早已倾斜的地位变化，所以，即使我身处矿工、村民混居一起的城中村（这是后来才出现的词语），却缄口不谈"下户"这个词语。
离开家乡是一种背叛，就像甫志高背叛了伟大的党，而在那个时代叛徒是最遭人唾弃的，同时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灵魂的鞭挞。
"下户"是中国乡村凋敝以后，几十年中流传最多的一句话，往往出现在祠堂台阶上乘凉或者是在山神庙前晒太阳的老人们之间。
大南坡村的山神庙
在那些年里，"下户"不像一只鸟儿离开了檐下老巢，转而叼着枯枝去杨树杈上搭一个窝那样简单，而更像是弃根别祖、逃离贫穷去投奔一个更好的去处，为自己的小家谋划一个更好的前程。这种思想是狭隘的、是自私的、是放不到台面上的。故乡用她干瘪的奶头把自己喂养，故乡用他癟瘦的粮食让自己成长，故乡承担了一切仅仅依靠他羸弱的肩膀，而我却在「翅膀硬了」的时候，不思回报，飞向了远方。
唉，在那个年代，何处不是这样的呢？深山的将家下户到浅山，浅山的人举家迁移到城郊，城郊的人却艳羡闹市中的繁华。就像现在乡亲们说的那样：人要是本事大了，从南坡搬到焦作，再大了，从焦作搬到郑州，郑州搬到北京，再从北京搬到外国。八十多岁的赵爷爷拿着一小截尖铁丝剜着烟袋锅子，又朝坐着了青石碑上敲了敲：日天了，真是日天了，听说老外们想往火星上搬家了，也不怕烧死他。
其实，这不仅仅是个笑谈，也是他的一种隐喻，老人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远离，村庄不希望失去自己的子民，但是，越来越多的空心村让这些有形或者无形的留守者们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惴惴不安、左顾右盼，我们有许多人逃离了自己的家乡，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头。
这也是我积郁多年的所在，因为自己也是一个逃离者，虽然与大多数人一样，都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教学质量太差，没有好的资源，担心影响孩子们的前程；给浔帆水泥厂拉煤，以水泥抵账，有二十多吨，不建房子就会白白扔掉等等.
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逃离者，因为漂泊在外三十年，心中系挂的始终是山村、小院、古槐、老井，开着货车途径许多乡村时，都会将视野下的它与心目中的温馨的故乡比较，结局不言而喻，于是思乡之情就愈加炽烈。
如今身处振兴前沿的家乡，不仅仅外来的游客、开发者、社区营造者越来越多，而且在大坑边、娘娘庙前，大队部广场，出现了许多从村中消失了几十年的老面孔，虽然青春不再，面容仍像极了村中六百年多年的古槐。
乡村振兴这么多年，还有地方政府、还有很多的人在用各种方法吸引年轻人回到乡村，原乡、归乡、返乡创业成为热搜。
但是我觉得，或许"原始回归"才是推动"乡村振兴"这个巨型机器前进的最大动力之一。
后语：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二十多岁离开家乡，风餐露宿；年过半百一身伤痛，返回乡建，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我审视着镜中的我自问：三十年啊，三十年的光阴你耗费到哪里去了？问山，山无语，问地，地无声，我的朋友们，您们能回答二哥吗？我在评论区等着您们！
二零零零年去北京新发地送货，天安门广场留念，时年28岁
二零一四年元宵节后进疆，在郑州火车站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