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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家园-我的生洼地:寂静的纪念(连载之二) 作者:李大光

2024-02-18三农

我在农村插队的日子(2)~献给知青下乡五十周年

郭利华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转载先生十年前写的一篇回忆录,仅以此纪念我们不再的青春。

寂静的纪念(连载之二)

作者:李大光

四、粜 粮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很少听说"粜粮"这个词了。所谓"粜(音:跳)粮"就是卖粮食,每年到秋收以后,把粮食卖给国家的集体行为,称为粜粮。一般粜粮以小队为单位。当然还有粜糖菜(就是甜萝卜),粜葵花籽等。但是,粜粮是最重要的事情。一般农民的收入都是靠粜粮得到的。年底的分红主要靠粜粮和其他农作物获得。

粜粮一般都要起的很早,因为要赶到5公里外的镇上还要排很长的队才能卖掉粮食,几乎就像打仗。

天还黑着呢,队长就在村里转圈大喊:"动弹了!动弹了!"我们赶紧跑出来,和队长一起到村头一个画在墙上的巨大的毛主席像前,举着毛主席语录,跟着队长大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当然还要祝愿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就到牲口棚里套车。队上只有一挂大车,有5-6匹高大的骡马。车倌是当地非常有名气的老车倌,据说他调教的牲口就像人一样听话。当然,应该比人听话。因为,人可能会表面上听话,内心却谋划造反,而牲口却不会。我们每个人套一个毛驴车,装满了麻包装好的粮食以后就上路了。

一般来说,粜粮的速度比较快。巨大的用席子围起来的临时粮仓随着粮食的增加而不断加高,所有粜粮的人就要走越来越高的跳板。这是一个技巧和力量都需要很高的活儿。在过磅以后,我的肩上就被两个壮汉放上一个重达100多斤的麻包,这个麻包必须是直立的放在肩上,以便于倾倒在仓里。如果说重量是考验力量的话,那么,走跳板就是考验你的胆量了。

跳板是围绕着巨大的粮仓搭建起来的,就像盖房子时搭建的供推水泥和砖头的独轮车使用的一样。不同的是,粜粮的跳板跨度更大。跨度大意味着弹性更大,更加不稳,危险也更大。我曾经听说过有人从高处掉下后残废终生。18岁的我不愿意听老乡们的警告,肩扛大麻包就上去了。上去以后才发现,他们的劝阻是有道理的。当你肩扛100多斤、接近200斤的麻包踏上跳板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脚下的跳板是那么的不可靠,它的弹跳与你的平时感受和经验完全相反,你在巨大的麻包的压力和跳板不断弹跳而产生的反作用力的夹击下,感觉到自己的骨头面临着粉碎的威胁。

每一块跳板每次只能走一个人,这主要是防止那细细的跳板无法承受两个人以上的重负而断裂。但是,你的速度直接影响后一块跳板的人的速度,尤其会影响那些熟练而健壮的农民的有节奏的脚步,他们的有节奏的步幅和速度使得他们省力一些,更重要的是,节奏会使步幅与跳板的颤动合拍,从而使得他们能够与跳板的运动巧妙的混为一体。我的速度显然影响了他们,尽管他们已经预计到了,而且在我上去以后他们等了一会,在我上了第三块跳板以后他们才开始走板。

在麻包的重量和跳板不和谐的颤动之间,我的汗量和肺的运动量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挣扎着走到最后一块板的时候,我几乎想丢掉麻包,跳下来,哪怕是丢脸也在所不惜。但是,当我眼望着巨大的满满的小麦仓的时候,头脑一片空白,机械的抓住麻包两角,顺势将粮食倾倒进去,开始向下走的时候,我非常快的恢复了常态,假装很轻松的回到等待第二次历险的队伍中。没有人议论我,没有人问候我,没有人夸赞我,也没有人挤兑我。"我和他们一样。"我得意了。第二包显然轻松多了。几包以后,我基本上成为非常熟练的老手了。粜粮这一关我过了。

粜糖菜是一件相对轻松的活。我们只要将糖菜装在车里,赶到镇上排队就行了。在后面看到我们的车倌在熟练而巧妙的挥舞着鞭子,听着其他人对我们车倌的议论和夸赞,心里有自豪感。驾辕的是车倌替队里买的一匹儿马(其实应该是马字边,右边是"儿"字。但是,这个字录入系统里没有)。一般车倌是不敢使用儿马的。因为,儿马没有被骟,见到骒马就会兴奋而扑将上去。但是,儿马的体力显然要比骟马要好得多。正套上套着一匹漂亮的,但是又非常调皮的黄色的大骡子。这个骡子是马骡(妈妈是马,爸爸是驴。而驴骡相反,妈妈是驴,爸爸是马。前者个子大,体力好,胆子大,敢于涉水和走夜路。驴骡体力差,胆子小,但是食量也小,没有料也行,具有驴的特征)。外手偏套上是一匹枣骝骟马。有时,车倌还会在里手再套一个马骡。这挂车,在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被认为是最硬的车。我记得那个调皮的黄骡子是吃鞭子最多的牲口了。我们的车倌的鞭子是自己拧的。他可以将鞭子在空中挥舞出不同形状的圆圈,在准确的击中调皮的牲口不同身体部位的同时,发出响亮而清脆的声音,使得他们能够按照他的口令做事。有时,只有鞭子的清脆的响声,尖利的鞭子并不落在牲口的身上,仅仅起到震慑作用。但是,有时,在它们调皮的时候,鞭子可能并不十分响亮,但是,却十分尖利。他的古怪的叫声,鞭子的示意和漫骂声似乎都具有意义,那四匹健壮的牲口似乎完全可以心领神会。当需要上桥或者爬坡的时候,黄骡子居然能够"扒起来",黄色毛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后腿上的肌肉在颤抖,似乎眼睛也能冒火。辕马也低下头(一般辕马主要的任务是驾辕,不太卖力拉车的),巨大的蹄子将土地刨出一个一个的坑。它们哪里是马和骡,简直就是一群野兽。由于车倌的技术好和牲口好,我们的那挂大车拉得比别人的车多出很多。当然,车倌的工分是我们队里最高的,只要出车,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每天都是15分工,相当于一个半的整劳力的报酬。

我们的毛驴车仅用几分钟就可以卸完货。然后就往家狂奔。牲口是有灵性的。它们回家的速度比出来干活的时候要快得多,而且不用你的鞭子催促,甚至不用你管,它们会一路疯跑,一直跑到自己的圈里甚至槽子旁。

由于出来的早,回去的时候天也不太亮。我就放开让毛驴疯跑。一次,回家以后,才发现套缨没有了。那光光的夹板就那么夹在可爱的毛驴的肩胛骨上,好在,由于回来是空车,没有打了背。政治队长除了狠狠的批评了我以外,告诉我,要年底分红的时候扣我8块钱,因为那个套缨买的时候就是8块。我后悔没有好好扎紧套缨,我觉得这个政治队长打心眼里就不喜欢我们,他不止一次的说,知青来了,抢了他们的耕地和分红。

我以为政治队长就是这样一说而已,但是,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真的扣了我8元钱!那是我将近100多个工分才能挣来的啊!我心疼了很久很久。

2004年,我趁一次旅游的机会,特意绕了一点路去看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当年粜粮的地方还在原来的地方,那条路还在,只不过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我走在那条路上,回想着当年的艰苦生活,真是感慨万千。我甚至能估算出那个套缨丢在哪个大概的路段。我仔细的看着,我还在想:捡到套缨的人该是多么高兴啊!

当年我粜粮的地方仍然是国家收购粮食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当年那龙腾虎跃的红火,那令人激动的兴奋,而是长长的拖拉机队伍。那冷冰冰的铁家伙,冒着黑烟在路上慢慢的排队等候。中午时分,司机们都不知道躲到何处去了,只有拖拉机在排着队。车上拉的都是小西红柿。

放眼望去,当年的地里到处可以看到的马骡和驴都已经荡然无存。我没有看到一个牲口,一个"生灵",一挂大车。当年用牲口的皮子制作而成的"绳线"(马车上的各种套具)是那么的复杂而结实,那么的精巧而美观,那么的让人对民间的手工艺和那些默默无闻的匠人佩服。车倌们在赶车的时候即兴哼唱的小调是那么的下流,同时又是那么的诙谐和幽默。在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的疾驰而过的牧马人,他们是那么的威武和英俊。那哒哒远去的马蹄声是那么的让人浮想联翩。那时,远处的云彩是那么的清晰而变化多端。那时甚至还有狼的踪迹,尽管经常得到通知要准备打狼。那些神灵的动物是那么的让人感到神秘,因为人类在不停的打它们,它们不断出现。那精美的鞍鞘和绳线、动人的小调、野地里蹦跳四窜的野兔、妙不可言的乡间野曲和粗犷的吼叫、人与牲口之间的默契与交流、那黄色的、滚滚的黄河水……似乎再也不会出现了。

五、听 房

插队时生活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粮食缺乏。按照国家规定,第一年国家负责知青的口粮,按照每个月每人30斤发放到队上,然后我们每个月去领取一次。刚去的时候男女生在一起吃饭,简陋的屋子里没有可以做饭的东西。我们男生四人住在一个光棍老汉(关于他的故事我在后面还有描述)的家里,他的灶是不让我们使用的。这个河北人的灶也与当地人不同。当地人的灶都是在炕头,烧得大多数是高粱桔和玉米秸,有时会烧牛粪和羊粪。牛粪都是在平时上工的路上或者收工后去地里捡回来整齐的码起来,牛粪堆要透风,便于干燥保存。过冬的时候就靠这些了。

我们的房东大爷(我死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如果他还活着,应该有100多岁了,可能性不大)非常会过日子。据说他也曾经是傅作义的兵,为此,每次来运动他都要倒霉,而且这也是导致他独身的主要原因。他最让人羡慕的是拥有一匹灰色的毛驴和一辆驴车,在我们队上只有他一个人拥有这些东西。在当时,相当于我们现在谁家里拥有一辆卡迪拉克。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到陕坝镇去掏粪,每天只去一次,然后将粪倒在队里的粪堆上。他的工分是12分。给他这么高的工分的原因是因为他用的是自己的驴和车。回来以后一般是下午4点左右。他还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后套地区极易成活的柳树,每年他捅下的柳树枝除了偷偷卖一部分以外,就堆积起来,干枯以后就成了他的柴火。因为他的精打细算和拥有"私有财产",他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年就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典型。毛驴和车差一点被收缴。他自那以后再也不能在房前屋后种树了,这是后话。那时他是单身,所以每年分给他的高粱桔和玉米秸都很少,他同样是要使用一个炉灶。这个聪明的河北老汉,将自己的炉灶进行了改造,他没有使用风箱,因为他没有像所有的人家一样都用大锅。他的锅很小。在灶上有一个与小锅基本平行的小灶眼。他将干柳树枝撅把撅把成一小把后点燃塞进小灶眼,然后锅里放好水,再把一个小铁盖盖住灶眼,那火就慢慢燃烧。他用极快的速度和一点面后,搓成条条,然后,再塞进一把柳枝,烟囱吸力使火非常旺,将火从灶口吸进去,火苗舔过整个锅底后才从烟囱出去,热量利用很好,而且屋子里没有烟。很快水就开了,他将面条条揪成面片,下到锅里后,很快就熟了。一般只需要3、4把柳枝就够了。多数情况下,他用炸好的辣椒拌在面片里。一大碗面片差不多就是他一天的饭。我不记得他吃过别的东西。

我们自己开伙,从来没有和他在一起吃过饭。

我们第一年虽然国家给粮食,但是,由于没有菜,也不会计划,很快,粮食就吃光了。第二年,愤怒的女知青们强烈要求分家,她们认为和我们在一起吃饭吃亏。于是,就分家了。很快,我们四个男知青也因为闹矛盾也分成两家。张纯山和唐傻子住到队里给盖的新房里去了。我和温鹏飞就搬到队里以前喂牲口的人住的一个破房子里。

分开以后,日子更难过。除了上工挣工分,剩下的时间都在琢磨到哪里弄吃的。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基本没有一点粮食了。队里的人都会精打细算,粮食是计划吃的,而且因为有自留地(那时自留地很少,估计每人只有1分地),他们基本可以生活下去。我们是知青,没有自留地,我们的日子就难过多了。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实在饿得受不了,我们就半夜跑到场面(内地叫场院)去偷没有入库的二流子米,回来煮一锅粥,熬过漫长的黑夜。有时下工回来,因为一点粮食也没有,只好到队里别人家门前去转,遇到老乡扔在门前的菜叶子或者菜根,捡回来洗一洗,煮熟了吃下去。那时基本上一天只吃一顿饭,其他的时间都是用凉水糊弄肚子。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就是饿着肚子上床。我到今天也这样认为。

一天,我们四个男知青接到邀请参加宋五蛋的婚礼。我们几乎乐得昏过去。我们的队里宋和李两大家族占了很多人口,但是两家祖辈有仇,明争暗斗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宋家最有势力的是宋家五兄弟:宋大蛋、宋二蛋、宋三蛋、宋四蛋和宋五蛋。真实姓名我们不知道。由于我们知青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可能认为我们这些人将来会当队长或者到大队,甚至公社去当官,因此都在拉拢我们加入他们的帮派。可能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婚宴是重要举措。

宋五蛋结婚的前几天,媳妇就来了。我看到五蛋和他媳妇在井边打水,我在远处端详这个新媳妇。政治队长是李姓这边的头头,一直与宋家五个蛋是对头。他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五蛋还莫结婚就丢了一个蛋。"("丢蛋"的意思就是性交)我说:"你咋知道?"那时,我的当地话已经和他们说的没有差别。他说:"你仔细看看哇。"我纳闷的不得了,这怎么能看出?

好不容易熬到婚宴那天。我们被请上炕,坐到桌前。炕边的大锅里煮了当地人认为世界上最美味的"高烩菜"。所谓"高烩菜"就是将大块猪肉、大白菜、胡萝卜、粉条等放进去煮。主食是炸油糕。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老乡和我们描述炸油糕。这是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后套地区盛产糜子米,就是我们内地说的黄米。将黄米泡一天后,放在巨大的石头制成的工具里,用木锤捣到柔软细腻的程度后,用手拍成巴掌大的饼,放到锅里炸,炸至焦黄为止。我们坐在炕上,每个人手里端着一碗高烩菜,吃着炸油糕。但是,我不记是否得喝酒了。如果喝酒,我会记得的,因为,我不记得我曾经喝醉过。没有多长时间,我竟然吃下了9个炸油糕,三大碗烩菜。我感觉到肚子从来就没有这样饱过。今天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那是多大一堆油糕啊!那么难以消化的东西我竟然吃下那么多。

当地的习俗似乎不闹洞房。或者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允许闹洞房。但是,听房的习俗是保留的。听房就是晚上偷偷的溜到新婚夫妇的屋檐下,偷听房事发出的声音。如果谁家结婚,晚上没有人听房,被认为人缘不好。

我们和队上几个男孩约好,打着手电,偷偷潜伏到五蛋新房的窗下。等了很久也没有动静。我们实在忍不住,就用手电向里照。看到五蛋和他媳妇老老实实的躺着,只能看到两个端端正正的脑袋和整齐的被窝。我们感到非常失望。等了大约一个小时也没有动静,只好打着哈欠,悻悻的回家睡觉去了。我一路在想,"五蛋早就丢过一个蛋了。"

第二天,五蛋看到我们,对我们说:"听房哪能那么听?不能打手电,要等到后半夜。"他居然还给我们介绍经验。

听房没意思,还是油糕令人留恋。但是,我只有那一次吃油糕的经历。也许,是因为我吃油糕的记录打消了许多人要请我的念头。

六、挖 渠

每年开春都是修理水渠的时候。经过一年黄河水的冲击和泥沙的积淀,大大小小的沟渠都变得浅了,窄了。开春开始进行灌溉的时候,水流就会不畅。因此,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挖渠和修补各个水渠的工作。

挖渠是后套地区最苦最累的活之一,一般都是男人干。也正是因为是最累的活,所以,工分也高。我那时已经成了工分的奴隶,每天眼睛就盯着工分高的活。那时,我的能干已经是公认的。我也已经早就不满足10分工的活了。我告诉了队长,第二天我挖渠。

挖渠是重体力活,可是我们两个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早晨起来,我喝了一瓢冷水,紧了紧腰里的麻绳。扛着铁锹就出去了。我忘了温鹏飞那天去干什么了。在高呼过万寿无疆以后,我们来到村边的一个中等规模的水渠边。生产队长宋朴成拿着一根大约一丈长的竹竿,问:"多少?"我第一次干,心里没底,不知道一天能干多少,就说"13个吧!"他就用那个竹竿丈量了13下,然后说:"13分工"。

后套地区的锹分两种,一种叫细锹,一种叫瓦锹。细锹狭长,一般用来挖有水的地方,或者在湿地里将带有草根的泥整齐的挖切出来,为了防止湿泥在锹面切割的过程中形成真空而无法脱离,锹面上设计有一些麻点,能够保持一些空气,使得带水的湿泥能轻松的离开锹面。农民们将仔细挖出的像豆腐块一样的泥块一块一块整齐的立着放在地里,慢慢的晒干。由于泥块中掺有草根,所以,这种泥块非常结实,可以用来盖房。这也是三大怪中"土坷垃砌墙墙不倒"的由来。另一种瓦锹,相对宽些,也有一些弧度,适合挖沙土或者干土。挖大渠就是使用瓦锹。

这个水渠大约5米宽,长度我要了13丈长。这么长的水渠在原来大约两米的深度上要向下挖两锹深,渠背要修成斜坡。我把腰里的麻绳使劲紧了紧,向手掌里吐了一口吐沫,就干了起来。我的瓦锹由于经常使用,锹把光滑,有韧劲,锹面雪亮锋利。锹把的顶端带有一个短小的横把手,一般不需要用脚蹬踹,而是借用上身的力量,直接将锹深深的插入土中,然后直接甩到渠背上去。

早晨的寒气在猛烈的挥锹运动中被驱散,我的汗流下来了。我脱下上衣,仅穿背心,一锹接一锹的将沙土和泥土甩上大渠。因为不知道在天黑之前是否能够干完,我不敢休息。在我旁边的是一个队里的积极分子,大约年纪在30多岁。他干起来似乎不紧不慢,我比他的速度快了很多。

后套地区的天气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中午时分,太阳一改它早晨的脸色,将火辣辣的阳光直泼到沙地上。水渠里由于吹不到风,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我索性将小背心也脱下。脱下背心不仅仅是因为热,更重要的是舍不得。背心洗的过多会过早破。买一个背心也要几个工的钱哩。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各家的婆姨都来送饭了。我旁边的积极分子的年轻的老婆也来了。她挑着一个担子,一个筐里是干粮,一个筐里是一个罐罐。我知道罐罐里是酸粥。酸粥是当地农家都会做的一种可以祛暑解渴的饮料。他们将少量糜子米用很多的水慢慢熬成米汤,然后倒入罐子,罐口用干净的纱布包好,放在阴凉的地方,过几天,发酵的米汤就成了酸粥。现在北京"西贝莜面村"饭馆给食客提供的免费的小碗酸粥就是我们那时喝过的当地著名的饮料。

积极分子看到自己的老婆来了,嘿嘿一笑,把锹往地上一插,就上去了。在树下,他老婆给他盛了一碗烩菜(不知道是不是高烩菜),给了他一个饼子,他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他老婆又给他倒了一碗酸粥,他喝了一口。他老婆冲我喊了一声:"回家吃饭咯?"我说:"嗷"。

我爬出大渠到地里撒了一泡尿,把腰里的麻绳紧了紧,就回来了。连能喝的水也没有,站着干吗呢?接着干活。队长和另一个女知青来到大渠边,看着我一锹一锹的向外甩着泥土,两个人在议论什么我也听不到。也许在议论我破烂的裤子?议论我不穿背心?当地人没有这样的,因为酷热的太阳会把皮晒坏的。我抬头看了看积极分子,他躺在树下的沙地上,正在抽烟袋。一口一口的,刚刚喷出的蓝烟马上就被风吹散。他老婆在他身边纳鞋底。"我得赶紧找一个老婆。"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下午大约4点左右的样子,我的活干完了。回头望望渠底和渠背黑黄色的土,我吐了一口吐沫,拿上衣服往村里走。肚子有点难受。

锅里倒点糜子米,加点水,点着羊粪,拉着风箱,一个人的饭很简单。端着碗,吃了一口,觉得没味儿,到了宋朴成家。他老婆见我端着碗来串门,看看了我,伸手在屋角的大缸里掏出一个酸萝卜,直接就塞进我的碗里。我假装推辞了一下,就啃起萝卜喝半干不干的稀粥。吃完后,不咸不淡的夸奖了一通队长的人品后就回去了。我似乎感觉得到队长老婆在不冷不热的笑。

七、陕坝镇

陕坝镇是杭锦后旗的政府所在地。当年我们在的时候就是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很小的镇子。当地人这样形容陕坝镇:"灯不明,路不平,疯子成群。"当年我们要买任何东西都要到镇上去。我们队距离陕坝镇大约5公里,步行1个小时左右。那时的镇上只有几个小商店,卖些小商品。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个饭馆。我不记得我在里面吃过饭。每次去镇上,我都要看很长时间兽医站里钉马掌的。两根柱子的拴马桩将马或者骡子栓得紧紧的,师傅将一个马蹄放在自己弯曲的膝盖上,将旧马掌撬下来,将新马掌用长长的钉子钉进去后,把从另一面出来的钉子尖用锤子弯过来,打成一个铁钮,防止脱落。我很每次看过后,都在想,马蹄怎么不出血呢?马是不是很疼呢?为什么要钉马掌呢?我觉得人很残酷。谁知道,几年以后,我也干上了兽医这一行。

冬季到了。冬季是农民积肥的时候。我们队上要我们去镇上掏粪积肥。我很想找一个地里的活。但是,地里没有活干。我只好和他们一起去镇上积肥了。

早晨,我们套好毛驴车,用绳子将车围子绑好,将铁锹扔到车里,就颠颠的出发了。天气寒冷啊!除了鸡叫和狗叫,就是黑暗。看到昏暗的毛驴的屁股在一颠一颠的走着,想着今天能够挣到10个工分,我想到我的房东,"他怎么能挣12个工分呢?"

我第一次去镇上掏粪的时候,他们和我说是积肥。我还以为是镇上的人积好的肥,我们去拉就行了。到了镇上才知道,原来是到住户院子里的厕所去掏粪。到了一个院子,就冲里面喊:"掏粪!叫不叫?"如果里面吼:"进来吧!"我们就可以把毛驴车赶紧去,转个圈,把毛驴头对准院门,车尾对着厕所。我拿着镐头进了厕所。看到黄黑色的屎和尿冻成一个蛋,宝塔一样的尖顶高耸着。一镐头下去可以刨下一块,都刨松了以后,就用铁锹送到驴车上去。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一镐头下去,带着冰碴的粪会溅到身上、脸上,甚至嘴里。最让人感到恶心的是,有些屎刚刚冻上一层硬壳,一镐头下去,想躲闪都来不及。每当这个时候,心里有些悲伤。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镇上的人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小偷,让他们家的孩子坐在窗户上看着我们,似乎我们会偷他们的东西。"我以前也是城里人。"有时我会这样想。

有些人家也不让我们进去掏粪,这是因为他们家也有地。他们要留着给自己家的菜地或者庄稼地使用。往往要走好几家才能将一车装满。我这才知道,房东老汉为何一天只能拉回一车粪。

我们的队里的粪堆在紧邻村子的一个空地上。沤肥的方法是撒一层粪(可能是人粪、牛粪或者是羊粪),撒一层麦秸、高粱桔或者玉米秸,然后在撒一层土。上面是平坦的,形成一个大平台。晚上我们的那挂大车回来以后,卸下的牲口就溜达着走到那个平台上,用鼻子嗅一会土,然后就开始打滚。牲口打滚是因为长时间的干活和赶路浑身大汗,身上的毛紧紧的贴在身上,很不舒服,在松软的土地上打几个滚,将带汗的身体沾满松软的土,然后一抖,毛就松开了。它们连打着喷嚏,站在那里,有时要车倌大吼着,它们才会进圈吃草,然后才饮水。

每到开春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这些粪拉到地里。经过一冬天的累积,粪堆已经冻得结实,又需要用镐头,甚至要用铁扦子和铁锤。我们将粪用毛驴车拉到地里,卸下后,再撒开。然后就等用犁翻地,将粪翻到地下。

2004年,我再次去陕坝镇的时候,那个镇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样子。高楼林立,街道宽阔,路灯高悬,街道上的男孩竟然是染了黄发的,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女人的打扮不仅时髦而且得体。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这么快呢?就连高速路口收费的女人都牛气哄哄的,似乎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我想,30多年前,我也是这里的正式农民。怎么时隔几十年,我还是被歧视呢?那时歧视我,是因为我是农民,现在歧视我,还是因为我是"农民"。嗨,郁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