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作达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硕士）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 何为「增减挂钩」，什么又是「合村并居」？简单来说，「增减挂钩」与「合村并居」政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在此政策语境之下，只有减少了农村宅基地才能增加耕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才能在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触碰的条件下继续为城市提供建设用地、搞房地产开发，才能让「卖地」这一基层政府获得财政来源的方略可持续。同时，合村之后的多村并居才能实现「增」与「减」之间的协调，才能在最大限度增加农村人居密度的同时获得最多的耕地，并在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将剩余的耕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
在春节返乡走访过程中，笔者以乔村为对象，对山东「增减挂钩」、「合村并居」政策的后果和效验进行了五年周期的阶段性观察，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篇文章。需要说明的是，「乔村」并非该村的真实名称，而是做了匿名化的处理，取「乔迁之村」之意，意指该村村民在「合村并居」政策推动下，从村落宅基地老宅集体乔迁至乡镇社区，与其余两个村庄合并建成所谓「万人社区」。同时，上述「五年周期」以2019年该村党支部书记率先拆掉自家住宅为起始点，将其视为政策正式落地乔村的标志，至今已有五年。目前，乔村老村还有约30户村民（约占该村家户的10%）并没有同意拆迁，还在老村忧心忡忡地住着；宅基地复耕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剩余耕地转变成建设用地的政策规划更无从兑现。加之三年疫情影响、县域财政吃紧、劳动力人口外流、房地产衰落（具体表现为供大于求、房价下跌近⅓、有价无市）、落后产能被淘汰、新业态尚处萌芽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县域经济和乔村境况均并不容乐观。虽然巨量的财政已然投入乔村的新居建设，但后续还要不断进行财政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完成政策收尾工作。
乔村村民现在过得怎么样？这一问题是笔者访谈村民之际率先询问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着政策的效验。笔者得到的答案具有相对一致性——「还不错，干净舒适了很多，但花费也增加了一些」，「折腾了三四年却没过上想要的好日子，手里越来越没钱，穷折腾，越折腾越穷」。村民的表述是朴素的，但却透露着乔迁之后的隐忧，现实境况与农民预期之间的落差，以及政策制定伊始的不足与落地之后的欠妥。需要说明的是，村民口中的「折腾」有其现实含义，即乔村的「先拆后建」、「大拆大建」，即先让同意拆迁的全部村民拆掉自家房子，在外自己找房子住，政府补助租房费用，拆建的费用也全部由政府财政负担。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防范农民在新房建成后反悔、不同意拆房，从而保证新社区的入住率；二是让上级党委政府放心，从而获得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先拆后建」并不是村两委动员村民拆迁之初给出的承诺。2018年8月，村两委给出的承诺是「先建后拆、拎包入住」，95％家户因此同意拆迁、签订合同。次年年初，政策突然「变卦」，「变卦」之初民愤沸腾，部分农民甚至想要到北京「见真章」；但在村两委的劝说并相继自拆以起带头作用之后，很多农民还是开启了长达三年的「流浪着且期盼着」的生命旅程。
2022年，村民的「流浪之旅」结束，大批村民入住新社区，一派热闹景象；现今，是时候检验农民的「期盼」是否兑现的时候了！诚然，楼房较之村民的宅基地平房确有优点：整洁方便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冬天集体供暖可以为村民提供更加暖和舒适的过冬条件，这一点也是很多农民同意拆迁的一大原因。但入住楼房的缺点也是有的：空间逼仄，人居密集，生活成本升高。就居住空间看，拆迁之后最大的户型是140㎡，除此之外还有120㎡、80㎡两种；但是先前宅基地户均300㎡。有位农民坦陈：「现在还好，闲着的时候可以下楼走走，但疫情期间终日‘囚禁’在楼上，憋闷的要疯。」就生活成本而言，原先村民可以在院内和住宅周边种植蔬菜，养殖鸡鸭鹅，自家吃不了还可以在集市上卖出去，赚取小部分收入。这是农村小农经济特有的生产模式，即「庭院经济」，这种模式是农村生活成本低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拆迁之后，庭院经济被摧毁。同时，95%的拆迁农民受困于农具无处放置、距离耕地遥远的现实问题，都选择了将耕地流转给种粮大户，自家不再种地，改收流转费。对此，很多老年村民抱怨道：「不光冬天要交供暖费（每平方米须缴纳22元，入住前三年半价），而且现在吃啥就得买啥，用水、吃粮都得花钱（原先在村里，生活用水是不花钱的），花费确实大了。」这些费用增加对于青壮年村民来说无关痛痒，但对于靠老年钱过活的村民来说确实是一个负担。两相比较，我们很难评价究竟哪种生活模式更好，让农民住上楼房也并不等同于让农民过上更好的日子，青年与老年农民的境况也不一样，个中有太多、太复杂的现实区隔！
从农村经营方式看，庭院经济以及家庭小农经济的覆灭使其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巨变。半个世纪以来，乔村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靠种地、种庭院实现经济自主的传统乡村，而是长期以木匠手工、家具制造实现致富，与房地产行业的兴衰具有直接且重要的关联。受房地产行业衰落、新产业新业态空缺等经济因素影响，乔村村民丧失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收入，很多一直从事木匠和家具行业的个体家户近年来都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不再种地、不再种植庭院、丧失工作机会的农民靠什么应对升高了的生活成本呢？答案只能是在乡镇和邻村打零工，赚取微薄且不稳定的收入以维持生计。一位个体村民说：「迁入社区之后装修和补交费用（入住80㎡户型不额外花钱，而入住120㎡的需要额外交2万元，住140㎡的需要额外交6万元）累计至少12万元，今年家庭收入结余不足2万元，眼瞅着就活不起了！」该村民一家六口人，目前挤在140㎡的房子里，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两个孩子，家里只有他与其妻子赚钱养家，两年后老大还要上大学，夫妻俩年后计划到外地打工赚钱，唯恐家庭破产、陷入赤贫。还有一位2019年在县城买房且在2021年迁居新社区的村民慨叹道：「我2019年在城里买房，五年间房价净亏损近30万，入住楼房前前后后、林林总总又花了约13万，这一辈子的积蓄都砸在两套房子上了，血亏啊！在咱们这样一个四线城市，县城房子都哐哐降价，咱这小镇上的房子又有什么升值空间？！」听完村民的上述肺腑之言，笔者心中一阵剧痛。当问及两位村民是否后悔拆迁时，或许是这个问题本身太尖锐，又或许是这个问题触及了他们最痛楚、最敏感的神经，他们都先是陷入了沉默和失语，良久之后，他们均没有给出是否后悔的确切答案，而是在一声叹息之后低沉地说道：「房子拆都拆了，没办法了，回不去了……」
调研之后，令笔者困惑的是，原本是好初衷的政策为何换来的却是巨量财政支出、农民成为劳动力剩余、生活成本升高、农户濒临破产的结果？如此这般，所为何事？思虑至此，不由得想起那位古稀老人的话：穷折腾，越折腾越穷。虽然这是口语化的粗浅表达，但却反映了乔村目前的惨淡现状。笔者在这里给出初步思考之后的看法：事已至此，应该对「增减挂钩」与「合村并居」予以严肃反思，必要情况下要按下「暂停键」，不要再推广，不要再乱搞。同时，对于政策已然落地的像如乔村这样的村庄，应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妥善处理农民问题、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基础上完成收尾工作，完善配套设施，一心一意谋求乡村产业发展。
「让农民住楼房」这一政策安排极易沦为面子工程和形式主义，似乎让农民住进光鲜亮丽的大楼就宣告了农民已经过上好日子。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更为重要、更为切实的是要让农民的劳动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换句话说，如果农民有了钱又想住楼，完全可以自己去县城买房，去享受更好的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不但不需要政府和村两委的动员和折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县域房地产行业的紧张；而没钱又住着楼房的生活境况，不但不会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反而会加大农民的生活负担。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表示，要「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打好乡村全面振兴的漂亮仗」。因此，与其挖空心思动农民的宅基地，不如认真考虑怎么实现乡村振兴的就地化，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率先实现乡村产业振兴，让农民的钱包鼓起来。这才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住房之于农民可谓兹事体大。一位古稀老人跟对笔者坦陈：「咱村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至今已经有百年历史，几百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拆迁这般大事。」从这个层面看，此次大拆大建对于该村以及政策影响的其他村庄来说是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经五年「跃进」之后，老村变成废墟，新楼屋舍俨然；伤了元气、变了格局、迷了前途的乔村在政策过程中跌宕着，乔村的未来又会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