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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榕培典籍英译的知识翻译学阐释
周福娟
摘要： 汪榕培的典籍英译一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研究，但是很少有研究从知识翻译学的视角对其翻译选择和「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进行阐释。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是地方性知识和世界性知识之间的「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本文运用知识翻译学的理论成果阐释汪榕培典籍英译的知识文本的选择、知识生产方式的选择及其典籍英译思想，以期拓展译者研究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翻译专业；汪榕培；典籍英译；知识翻译学
汪榕培是中国典籍英译先驱者之一，他翻译的作品有八部先后被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项目「大中华文库」丛书收入。他基于典籍英译实践提出的「译可译，非常译」和「传神达意」被认为是中国典籍复译理论和典籍翻译标准。目前学界从不同视角对汪榕培典籍英译作品和思想进行研究。对其典籍英译作品的研究主要涉及典籍英译策略，学者们从接受美学、译者主体性、翻译规范、功能语境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仇轶凡、李秀英 2021）。对其典籍英译思想研究主要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开展：付瑛瑛（2017）、郝晓静（2018）、张智中（2021）等对汪榕培「传神达意」典籍英译思想进行了定性探究;黄中习（2021）、霍跃红（2021）等从文献计量学视角进行可视化分析。此外，还有学者依据传播学模式研究汪榕培的汤显祖戏剧英译（张玲 2021）。这些成果丰富了汪榕培典籍英译作品和思想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学者运用知识翻译学理论对其进行研究。
中国典籍是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生活、共同信仰、共同语言和共同记忆的知识系统和思想源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也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译者是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理解、接受、应用的全球化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的主体。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互为彼岸、互为世界的知识旅行和知识存在，它强调了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杨枫 2021c：2）。汪榕培旨在通过翻译让中国典籍知识经过加工、重构从而实现世界传播。本研究把汪榕培典籍英译纳入知识翻译学视域，尝试对其典籍英译知识文本选择、知识生产方式选择及其思想进行阐释。
1. 汪榕培典籍英译知识文本的选择
「翻译什么」是首要问题。「没有拟译文本的正确选择……就难以实现翻译的价值」(许钧 2021：12）。韦努蒂也曾强调 「对拟翻译的异语文本的选择」是译事的头等要义（劳伦斯·韦努蒂 2001：359）。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翻译使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成为世界公共财富，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性知识进行知识的再生产便是汪榕培典籍英译的第一要务。
汪榕培的典籍英译选材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著作、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古典戏剧三个领域。中国哲学领域，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易经】【墨子】等道家经典。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诗经】【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陶渊明全集】【乐府诗精华】【吴歌精华】。中国古典戏剧领域，除了翻译【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和【紫箫记】之外，他还翻译了【评弹精华】【昆曲精华】【苏剧精华】。此外，他还为上海昆剧院、浙江昆剧院、湖南湘昆剧团、台湾昆曲社、中国昆曲博物馆等翻译了【公孙子都】【红泥关】【临川梦影】【占花魁】【长生殿】【一捧雪】【雷峰塔】【烂柯山】【墙头马上】【西园记】【西厢记】【荆钗记】【甲申记】【琵琶记】【狮吼记】【班昭】【怜香伴】【寻亲记】【十五贯】等20多个演出本和50多场折子戏舞台演出的字幕文本（汪榕培2012：3，4）。从以上典籍英译作品来看，汪榕培的典籍英译选材包括道家思想、佛教哲学、诗词文学等，而这些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折射中国历史和社会现状及具有跨文化意义和影响力的典籍作品是他的首选。这些典籍作品均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具有典型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能够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从而推动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在谈及翻译选材时，汪榕培曾指出，这些与他的兴趣爱好、学术背景和社会需要是密不可分的。翻译选材的倾向与译者的个人特征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译者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身的秉性气质、审美情趣、文化取向等相契合的作品进行译介（朱献珑、屠国元 2009：121）。「我最感兴趣的是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最符合我自己的思想理念……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所以译他的诗歌下的功夫最大……爱翻中国古典戏剧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听京剧和评弹」（汪榕培2012：3）。作为典籍英译的中国本土译者，汪榕培自幼博览群书，爱好文学, 尤其酷爱戏剧。他先后受教于章振邦教授、李观仪教授，读研期间师从葛传椝教授，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富的知识营养。这些都为他日后对中国典籍知识的认识、选择、评价、改变和阐释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汪榕培的典籍英译选材除了受到自身知识储备和审美品位内部因素影响外，在选择译文时必然也会受到诸如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因为一切知识都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关联，也必须置于其中才能加以阐释和说明，从而实现翻译目的，推动中华文化跨语言、跨地域知识传播。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格外的重视，因此以上典籍文本的翻译便进入了汪榕培的视野。
2. 汪榕培典籍英译知识生产方式的选择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翻译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对「当译之本」的选择上，它还涉及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许钧 2002：65）。从「当译之本」的选择到典籍知识生产方式的选择是典籍英译的重要环节。知识翻译学把翻译的本质界定为知识行为（蓝红军 2022：36），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成变迁，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探索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译者是知识行为的主体，是知识加工的策动者，同时又是地方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译者和译者的知识生产方式（即获取、创造和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方式）不可忽视。
翻译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基于意义的信息处理(Wilss 1996: 104)。换言之，翻译涉及处理一种语言中的信息，并生成另一种语言中传达相同含义的等效信息，同时保持原始文本的意图。作为译者，汪榕培在对典籍中的地方性知识进行信息处理时灵活运用直译、直译加解释、有策略的再创作（包括诗歌韵式灵活使用、根据剧情略作调整、使用英语表达方式）等方法和策略（张玲 2021：95）。如汤显祖【南柯记】的下场诗：
春梦无心只似云，
一灵今用戒香薰。
不须看尽鱼龙戏，
浮世纷纷蚁子群。
A fond spring dream is vain like floating clouds,
While Buddhist wisdoms cleanse one’s yearning heart.
In real life all the audience plays a part
In the busy world of madding crowds.
（汪榕培 2012：2-3）
在翻译这首七言诗时，汪榕培运用了增译、减译、意译、转译等对【南柯记】中的佛教知识转化，同时还刻意译为abba韵式五音步抑扬格诗句，传神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和境界，以便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例如，将「春梦」增译成「a fond spring dream」,将「无心」减译为「vain」，将「只似云」增译为「like floating clouds」，将「戒香」意译为「Buddhist wisdoms」，将「薰」转译为「cleanse」，将「不须看尽鱼龙戏」转译为 「In real life all the audience plays a part」, 将「一灵」转化为「one’s yearning heart」, 将「浮世纷纷蚁子群」转化为 「In the busy world of madding crowds」，将「一灵今用戒香薰」改变词序译为「While Buddhist wisdoms cleanse one’s yearning」。
翻译是创造性的转变行为，需要在新的境域中对知识进行重新阐释，并以这种方式将其变成一种知识创造实践。在把中国典籍中的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转化的过程中，汪榕培自身知识储备的积累、叠加、杂糅和融合是这些典籍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条件之一。同时他亦能根据语境加工生产知识以便适应受众的需要。
人们产生的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因为人的认知不仅是个性化的，更是情境的（李瑞林 2022：49）。在翻译汤显祖剧作时汪榕培曾走访剧作家故乡临川和做官的地方遂昌，实地考察了【牡丹亭】【邯郸记】故事发生地南安和邯郸，亲身感受获得对这些作品知识的理解和认知，从而传神地对剧本内容进行知识转换。【牡丹亭】中的唱词富有诗意，能隐约地反映出剧本中的意思。为了把其中的276句集唐诗加工创作为韵文，汪榕培在借鉴和改进美国译者白之已有译本的基础上，根据剧情运用了意译、改译等对集唐诗进行跨语言、跨地域知识重构。如翻译该剧第二出「言怀」的下场诗中的双关语「梅」「柳」：
门前梅柳烂春晖，
梦见君王觉后疑。
心似百花开未得，
托身须上万年枝。
When plums and willows grow before the gate,
I see the king but doubts arise when dreams abate．
My heart contains a hundred blooms in buds,
But, as to find a branch, I have to wait.
(汪榕培 2000: 10-11)
汪榕培考虑了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增加了英语的连接词when，把首句的景物描写和人物内心活动联系起来，既译出了「梅」「柳」象征的绚烂春景的意象，又暗示了柳梦梅的名字，突出表现了主人公柳梦梅怀才不遇的惆怅心理。知识永远处于无限变化之中，处于新的阐释之中，处于翻译之中，翻译则是知识历史化进程的参与者（蓝红军2022：38）。汪榕培便是根据自身的理解对典籍中的知识内容给予新的阐释，给目标受众提供了想象空间，「使读者既能理解诗意，又能使读者体验到跟原剧类似的诗意感受」（汪榕培1999：40）。笔者认为，译者和译者的知识生产方式在知识历史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
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源语言（ST）和目标语言（TT）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需要考虑源语言作者的意图，并同时尝试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期望（Wilss 1996: 41）。译者通过语言转换的机制将源文本承载的知识与译者个体知识、社会、文化知识一起融入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并将其转化为目的语形态的知识，与目的语文化中相关领域的知识产生联系，并促动新的知识形态的产生（张生祥 2022: 60）。翻译本身不仅自成一个公共知识体系，同时也成为最重要的人类文化思想知识的宝库和传播渠道，翻译使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以知识和信息商品的形式继承和永存（杨枫 2021b：15）。因此，汪榕培典籍英译知识生产方式的选择是他作为知识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接受和生产知识的行为，是他基于具身经验，对本土知识进行翻译选择和知识转化的结果。他通过这些知识生产方式使得典籍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以英语为媒介手段得以再生产、转换、流通与传播，从而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并成为人类文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3. 汪榕培的典籍英译思想
汪榕培「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思想是他基于中国典籍作品知识的理解和加工后的高度凝练。典籍英译选择折射出他的典籍英译思想及他本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汪榕培的典籍翻译实践就是把中国典籍作为中国独立知识文化体系置于世界思想的框架之中，实现其含义的理解和转化。他的典籍英译思想是基于大量翻译加工、管理与转化等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翻译智慧、理念的升华。
中国典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和知识的结晶。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认识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把汪榕培的典籍英译思想置于知识翻译学的视野，探讨它对中国知识进行世界化阐释、理解和传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知识是人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与经验。当然，在选择何种地方性知识世界化再生产和再传播的共享过程中，译者人格，即译者的个性、气质、性格、才情、心理禀赋等人格因素会左右译者对择译之本的价值判断（廖晶、李静 2018: 92）。汪榕培之所以能够进入他的典籍翻译选材视域主要因为他与道家有相近的思想观念。此外，他对浓缩家乡苏州文化知识和信息作品如【评弹精华】【昆曲精华】【苏剧精华】的英译选择映射出他向人类传播、共享、弘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吴地文化知识的情怀。这些被选择的知识文本构成他生活积累的意识化、结构化和符号化的信息工具，符合他「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选材的标准。
「传神达意」贯穿于汪榕培典籍英译知识文本选择、解释和创造的过程。「选择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如果有可能，就尽量选择跟译者自己的特点和爱好比较符合的作品，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才能既传神又达意」（汪榕培 2012：4）。「传神达意」一直是汪榕培生产加工中国典籍作品知识的标准，这与知识翻译学的「真、善、美」翻译标准相互呼应。知识翻译学的「真」就是译出真义，即知识本身、语义的本原部分。「善」表层指译者「善」，顾及受众和译文「善」，深层意思是助力沟通。「美」即美译，是实现语言或文字的异域之美或符合目的语的动态审美标准（岳峰、陈泽予2022：67-71）。汪榕培把「传神」和「达意」作为典籍英译的两项基本原则。他认为，「达意」中的「意」可以从「字面达意」「比喻达意」等方面进行考虑。这个「意」实际上还掺杂了译者个人对原文的理解……这个「意」也不是不可捉摸，还是可以通过对原文所处的时代、作者的风格、文中的具体语境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加以确定。随后他亦对原文中「神」和译文的「神」进行了阐释：前者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而后者不仅要考虑原文中的「神」，同时也要考虑客观世界中的「神」。「传神达意」实际上是一种偏正关系，即 「传神地达意」。译者应把原文的感情、语气、意象、修辞、文体等诸多因素考虑在内。如在翻译诗歌时，要尽量以诗译诗，翻译戏剧时要注意语言的口语化，翻译散文时要注意体会作者的感情（付瑛瑛 2017：331）。
从知识翻译学视角来看，「传神」则近似于「善」，顾及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标准；「达意」更倾向于求真，以知识本原为核心；「传神地达意」则是参与知识生产、实现知识传播的目的。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且行为发生的环境受制于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文化背景（Reiβ & Vermeer 2014: 17）。将中国文化和哲学中道家思想精髓、古典诗歌和戏剧知识和信息传达给目标受众并促进知识的流通和应用是汪榕培典籍知识生产方式的动机和目的。任何知识本质上都是以人类的经验、实验和实践活动产生的地方性知识……所谓知识的普遍性不过是知识的世界性理解、传递、使用和辩护，因此决定了知识的认识、评价、改变、阐释等建构功能（杨枫 2021a：2）。译者的自我知识（即个体知识储备）、求知模态及翻译目的影响和决定了其对他者知识（文本知识）的理解和转化的过程。在英译中国典籍时，汪榕培在考虑读者接受的前提下采取直译、直译加解释、有策略地再创作等翻译方法实现「传神达意」。既要考虑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又要考虑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尽可能准确地翻译原文，保持译文的艺术价值和语言美感，即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促进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对话，从而实现知识之真、知识之善和知识之美。
4. 结语
知识翻译学从知识与翻译的关系出发，重新认识翻译的本质和价值、知识的地方性和世界性及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等。秉承「真、善、美」翻译三原则，强调翻译就是传递知识，是以译入语为媒介的源语文化知识的重构和传播。据此，典籍翻译就是坚持中国传统、中国实践而传递中国知识、讲述中国故事的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语言是传达知识的工具，译者是拥有知识的主体，文本是知识的物质载体……译者位于翻译实践场的中心（陈大亮 2022：48）。作为知识再生产的典籍翻译的译者在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变迁生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译者主体化的适应和选择是沟通知识的前提。正如翻译家通过译入帮助中国了解西方知识，典籍英译译者们通过译出中国典籍作品将中国带到了西方的视野中。汪榕培的典籍英译是知识通过翻译传播和生成的典型例证。汪榕培的典籍英译过程是他不断提取和调适个体知识、文本知识和社会知识而跨语际生产知识产品、满足目的语文化市场需求的过程。从知识翻译学视角探讨译者知识选择、生产和传播可以拓展译者研究的范围，为其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当代外语研究】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