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铭文文体逐渐确立，铭文内部分类也逐渐增多，以后的各个时期，铭文基本延续着魏晋南北朝所确立的文体特征，及写作观念， 但在铭文分类上却进一步细化。宋人创作出了远超前代的铭文作品，同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铭文观念。
一、宋人对铭文的认识
首先，宋人对于铭文文体的认识呈现逐渐清晰的趋势，这一点宋代所编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三部总集中「铭文」类收文情况就可以体现出来 ，前文已有论析此不赘述，而宋人关于铭文创作的相关论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宋人总体上主张铭文应以古人为榜样，但这种主张主要是在铭文文体功能方面，并且这一观念贯穿了整个宋代。 田锡创作铭文是以古人为榜样，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其中还强调了铭文用以「戒慎」的文体功能。南宋陈【文则】中也有对铭文论述，虽然没有明显说明他对铭文文体功能的看法，但显然的一点足，他同样强调铭文应以古铭为创作标准。
【玉海】记载：「古之为铭，有称述先人之德善劳烈者，卫孔悝【鼎铭】是也；有著儆戒之辞于器物者，如【汤盘铭】、武王几、杖、楹、席之铭是也。」
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当时词科考试而言，但还是可以看出真德秀同样主张铭文创作应该向古人学习， 并同时强调了铭文颂德和诫勉两方面的文体功能。宋人的铭文观大体还是以古人为榜样，并且强调铭文应以颂德和诫勉为主要用途。
二、文采
对于具体的铭文创作，宋人有着多种不同的看法，或偏向载道，或偏向文采，又或表现出融合载道与文采的趋势， 这一分歧在北宋前期就已经出现。田锡将铭文视作「文」的一种，并且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也继承了中晚唐以来古文家的观念。
单就铭文来看，他仍然强调其在记功颂德方面的基本功能，但在文学性上，田锡似乎没有拘于常规，他并不反对「声律不能拘于步骤」这样的做法， 换句话说，田锡一定程度上也主张不被常规「步骤」所限，而应打破常体，寻求新变，而所谓「放为狂歌，目为古风」，则表现出以古文为尊尚的倾向。
田锡在【贻宋小著书】中说明了他对唐代时文大家的学习，又仔细叙述自己「心与言会」、「出入众贤之阃阈」的创作过程， 这其实与他主张「文之变」的思想是一致的，进一步而言，田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打破常规，表现自我的个性，而他的这些看法自然也包括铭文在内。
从他的创作实际来看，田锡的铭文有学习柳宗元的痕迹，同时也具有较为突出的自我个性，这可以其【汤盘后铭】、【白兽樽铭】、【夏鼎铭】、【卜台铭】等铭文为代表。 可以说田锡的这些包括铭文创作在内的文学主张，为苏黄等人进一步打破传统铭文体式，从而创作更具文学色彩的铭文作品，做了一定的理论奠基。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同样将铭文视作「文章」的一种，并且他的言辞之间似乎含有「铭文尚实」的传统观念，但其中更突出的则是道学家「文以载道」的意味， 从而他反对「肆意虚构，无故而作」。而这样的文学观念，一定程度上会起到削弱铭文文学色彩的作用。自此以后，宋人对于铭文的看法，基本上不出强调载道或文学性两个方面。
【题苏子由黄楼赋草】记载：「铭欲顿挫崛奇，赋欲弘丽，故子瞻作诸物铭光怪百出，子由作赋纤余而尽变。」
苏轼、黄庭坚等则是沿着田锡的主张进一步突出了铭文的文学色彩，尤其是黄庭坚，他曾具体提出自己对于铭文创作的看法， 注意到了铭文的独特性，并主张铭文创作应追求「顿挫奇」，所以他欣赏苏轼铭文「光怪百出」的风格，因为这正符合所谓「崛奇」追求，可以说黄庭坚的铭文观念比苏轼更加深入而具体。
从黄庭坚创作实际来看，他在追求铭文的「顿挫奇」上也有多方面的具体实践，如打破铭文传统的四言等整齐形式的限制， 大量运用杂言句式甚至散文化的语言，从而造成节奏上的顿挫之感：发挥想象力，将多个典故进行触合等，从而造成奇的风格，当然这两个方面也并非绝然独立的，如传统语言形式的突破也会造成「奇」的特点等。
苏黄更注重铭文的文学性，而苏黄的铭文观念在宋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引导了铭文创作向散文化，注重文学性的方向发展， 李腐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在文学创作方面受到苏轼很大的影响，【四库全书】称「其文章条畅曲折，辩而中理，大略与苏轼相近」，但仅就其铭文创作而言，与苏轼风格迥异，其平实工整有余，而缺少文采与意蕴。
李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所谓「各缘事类，以别其目；各尚体变，以称其实"则表现出一种「尊体」的意识，这与铭文创作实际相符 ，但却与苏黄等人打破传统铭文体式的做法显然相异。他所反对的恰恰是突破常体的创作方式，这或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大多数文人接受了苏黄等人的创作观念，并尝试打破传统进行创作的总体趋势。
南宋朱朱熹也有自己的铭文观，他曾称赞苏轼「这般闲戏文字便好」，又曾两次对陈师道的【黄楼铭】提出赞扬， 总之朱熹也主张铭文应写得语词自然平易而节奏不失顿挫。朱熹又在【跋张敬夫为石子重作传心阁铭】中提出了铭文创作须「知道而健于文」的观点，由此可见他的铭文观是融合了载道与文彩两个方面，而其中尤表现出偏向苏、黄风格的特点。
三、载道
偏向于「载道」的则有叶适，其【习学记言序目】是叶适读【唐书】所作的札记，其中有很多他对于历史和史书写作的观点， 其中体现出他的「治道」思想。在札记中，叶适对苏轼等人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批判，所谓「浮说闲话」，实际上是针对他们偏重于追求文章文学色彩而言的，其中显然包括铭文。
但叶适并非反对创作铭文，因为他也创作有8首铭文，并且多于同属浙东派的吕祖谦、陈亮等人。 可以说叶适在铭文创作上更偏向于「载道」，只不过他所说的「道」更多的是指「治道」而已。
【文章正宗】记载：「若箴铭颂赞，郊庙乐歌琴操，皆诗之属，间亦采摘一二，以附其间。」
真德秀主张铭文应以古人为标准，但他又主张作铭应有「主意」，不能仅是铺陈叙述，那什么又是「主意呢？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将铭文也视作诗一类， 而其编选诗赋的原则是「以明义理为主」，其中所谓「义理」与前面所说的「主意」在内涵上应该是相通的，即应「兴寄高远」。所以真德秀的铭文创作观念表现出融合载道与文彩，同时又偏向「义理」的特点。
结语
宋人虽然并不十分强调铭文「尚实」，但也并不缺少这种观念，如上文所引李鹰言云「各尚体要，以称其实」，所谓「体要」自然也包含有「尚实」的意识。总之，宋人的铭文观既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又有继承传统的方面，但其独特性实际上大于继承性。
参考文献：
[1]【玉海】
[2]黄庭坚【题苏子由黄楼赋草】
[3]真德秀【文章正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