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因「宣州窑」在历史上断烧，历史文献著录甚少，据查证，古代文献最早载录称谓「宣州窑」的是清代蓝浦所撰【景德镇陶录】，书中记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出宣州，土埴质颇薄色白」。[1]蓝浦认为，宣州窑为元明时期烧造。另有民国时黄矞所著【瓷史】载述：「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物华尤好珍玩。」[2]很明显，民国黄矞将「宣州窑」年烧造年代上溯至五代南唐时期并简要说明了原因。文献记载莫衷一是，当今学界对其窑址所在亦是众说纷纭，故十分有必要在篇首来论证宣州窑之源始，提出观点论断，以供方家探讨。
经历史文献查阅和针对出土器物的研究，本文认为：「宣州窑」极有可能在唐代中晚期即已出现。原因如下：
其一，即名为「宣州窑」，毋庸置疑，其为州级窑场。州制虽源起于大禹时期的天下九州，而正式滥觞于汉武帝所建之十三州部刺史监察制度。至隋，改州而施行秦时郡县制，唐又废郡改州，虽然其间有所反复，如唐高祖改隋末的郡制为州制，唐玄宗时期改州为郡，而到唐肃宗继位后复改郡为州，因此，总体而言，唐朝的国家行政区域基本是以州来划定，此时宣州为一级政区。南宋时国家区域以路、府、县来划分，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宣州改为宁国府。元代则施行行省制，虽其下一度设有州级，但此时「州」之级别已不同于唐及前朝，已成为地市级别，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宁国府为宁国路，后又更名为宁安府、宣城府、宣州府。且自明至清末，宣城一直称为宁国府，故若「宣州窑」起始于元明烧造，则似不合乎规制。
其二，当然，仅仅是州制的沿革来确定其源始期，未免太过草率。对宣州窑历史起源期的探究和判定，最具有价值的还是遗址出土器物。1985年，专家学者在芜湖县东门渡发现了一处窑址，出土器物釉色主要是酱黄、酱黑，但釉色并不十分纯正。最重要的是在该窑址发现了印有「宣州官窑」阴文楷书戳记的残片，此器物的出土，已完全印证了历史文献中载录的宣州窑真实存在。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谢小成专家通过对这些残片的研究提出了该窑址的烧造年代应为唐晚期的观点[3]。在东门渡蛤蟆地出土的盆、钵类器物均为敛口、直口，斜腹壁，大平底或饼型底，底内外均有一圈13至15个圆形的托珠痕，从这些器物造型及细部特征可以判断这是中晚唐及五代时的遗存，而个别标本所显示的装饰纹样极具唐代风格。
2015年，有宣城市民曾于宣城市区内的一个大土渣堆中发现了两块人俑残片，专家从胎土、釉色等方面判定此残片和宣州东门渡窑出土器物类似，因此其应该属于东门渡烧制器物；而残片的盔甲和纹饰亦十分符合唐代的装饰特征，所以专家判断其应为唐代的人俑残片。虽然考古学界将东门渡窑的烧造年代定性为「五代至宋」，但上述专家及出土器物为其烧造年代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但无论如何，东门渡窑属于宣州窑已毋庸置疑，即使将其归于中晚唐暂时站不住脚，至少东门渡窑已确定的烧造年代已然上溯到五代，而不是元明。
其三，除却东门渡窑外，当前学界虽然对「宣州窑」窑场所在地仍存有较大争议，然而，多数专家认为东门渡窑属于狭义层面的「宣州窑」，而广义层面的「宣州窑」应为群窑场（本书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对「宣州窑」窑场界定进行详细的论证分析并提出了自身观点），是「冒烟十里余，有窑壹百八」特大窑群，其中包括了琴溪窑、窑头岭、骆冲、柯家冲等窑场，而位于宣城市泾县的琴溪窑等窑场的烧造年代已被学界确定为唐至宋。
综上所述，「宣州窑」之源始期应不晚于唐代。
[1] 【景德镇陶录】是清乾隆、嘉庆年间景德镇人蓝浦所著，介绍了景德镇自唐宋以至明清各期的瓷窑，汇辑了自唐宋以来有关景德镇的文献记载。
[2] 【瓷史】，为民国时黄矞所著，1970年重印民国版。
[3]谢小成. 芜湖县东门渡唐宋陶瓷窑址的调查——兼议「宣州官窑」[J]. 东南文化，1991（2）：213-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