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專家朋友們應邀探訪中國電腦學會與安徽省科技廳主辦的全國通用人工智能創新套用大賽，並就近調研了部份參賽單位以及科大訊飛、合肥工業大學、科大矽谷等不同人工智能業務創新主體。我們感到，安徽省的科技企業在政府規劃指導下，自主開展人工智能產業創新活動非常有特色，對於中國整體的科技創新活動有很大的先行先試、互鑒互學價值。
自2018年美國發動對中國的全面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以來，在五年的鬥爭中，我們幾乎破解了美國在所有方向上的無理挑釁和惡意阻撓，繼續前進。總體上說，我們在每一個領域都穩步實作了原有計劃，而美國幾乎沒有達到它宣稱的任何一個主要目標。我們取得了毋庸置疑的階段性勝利。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沒有添亂。我們也確實受到很大幹擾，不得不調整了很多科技發展和產業發展的方略。
例如，中美企業間、商業機構間的合作互信被打破。聯合研發，購買技術，購買產品，售後服務，共同開拓市場，這些正常商業合作都受到極大打擊。
部份跨國企業供應鏈外遷，海外投資撤出中國，打亂了中國企業的正常營運。
我們原有的創新開發節奏被打亂，不得不調回頭來從自主可控的角度出發，集中力量補漏洞，補短板，突破卡脖子。
同時，大眾創新熱情在減退，獨特的小公司小創新數量減少。創新活動從萬眾創新百花齊放模式，逐漸集中成大公司開發傳統產品的新功能。例如以前成千上萬的不同思路功能各異的APP，現在變成微信、支付寶、淘寶、京東上的小程式新功能。幾年前想開自己小公司的科創夢想家，紛紛變成大企業的打工人。
中國的國企、民企、高校、個體工商戶、金融投資家等等，應該采用什麽樣的執行合作分工機制，才能做到科技發展整體又穩、又快、又活呢？
安徽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中，各不同企業的努力中，很可能正在揭示答案。
簡而言之，未來的科技創新活動可能是這樣一種模式：國有企業當基座，民營企業作先鋒，骨幹企業打造生態圈，金融機構組合輸血。
一、 國有企業作好發展基座
央企國企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底座，這是我們的社會根本形態決定的，也是面對國際鬥爭形勢不得已的制度安排。
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幾十年的奮鬥雖然成就驚人，在總體上仍然是在追趕先進水平。面對守成大國的全面壓制，我們底子薄，積累少，只能集中力量，重點突破。
這種重點突破的戰略意義和產業價值當然十分重大，但短期經濟效益一定不好，甚至倒掛。這種錢少了幹不成，幹成了也不賺錢，但不幹會死，非幹不行的事業，在中國只有國家意誌驅動，國企央企牽頭去做。這是中國的體制優勢，也是央企國企的重要使命。
央企國企的另一項核心使命，是保證社會的穩定執行。「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面保障所需要的財富和物資，依賴於央企國企的穩健營運。所以央企國企是中國社會的底座，只能不斷增長，萬萬輸不得，也輸不起。
由此，其決策機制、考核機制、追責機制、組織形態，都是偏向於穩健發展的風險厭惡型經營原則。
那麽國企和國有大學在科技創新活動中適合做什麽呢？也還是適合作底座，打造共享平台。
比如安徽在巢湖建設國家計算中心，讓需要算力的科創企業都來；在合肥建科大矽谷，讓有獨特思想的創新者都來。這些就是自己不做具體科技創新，只做所有創新企業都需要的事，提供便利，讓大家來共享的思路。這些作為，慢慢的會成為安徽省科技創新的軟實力，從而助推硬科技的發展。
二、 民企創新者勇作先鋒
國企的營運機制既然是風險厭惡型的，那它天生就追求穩健增長，不追求靈活機敏。作為風險極大的科技創新主體，國企有體制劣勢，而不是體制優勢。
國企實際營運的考核審計，又容易簡單化，機械化：科技創新花了錢，就必須見效果。失敗了，就是論證有問題，立項把關不嚴，過程管理有漏洞。然後還要追責， 直接責任人要負責，主要領導要問責，等等等等。
所以國企在科技創新中傾向於接受完成上級任務，填補國內空白，不傾向於做別人沒做過的事。
民營企業就不存在這樣的機制問題。它是風險自擔，責任自負，收益自享的。而且由於不享有國家分配的戰略資源或戰略領域，需要主動進取才能獲得生存發展空間，所以天然是風險偏好型的進取經營風格。贏了都是自己的，輸了也沒有人來問責。
民企的最大困難是，企業創新資金有限，技術積累有限，人才儲備有限。所以不容易做大事，也不敢花大錢，只能小打小鬧搞創新。
而我們需要它做大突破、大創新。怎麽辦呢？
實際上，美國存在著跟我們一模一樣的體制問題。他們就是從國有機構轉移技術，推進民企從事風險更大的活動，來實作體系互補的。
例如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他們就是美國為了應對美蘇太空競爭，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成立的國有機構。但如果沒按計劃辦事或把事情辦砸了，也要面臨嚴厲的國會質詢、社會輿論譴責和減少撥款的威脅。
NASA自己明明也可以做星艦，但就是不做，而選擇對馬斯克星艦計劃大力支持，包括技術支持、人力資源支持和資金支持。這種政策選擇，就是利用國企力量強大卻輸不起，民營企業雖小卻機制靈活、風險承受能力強的體制優勢區別，讓民營企業沖在前面。這種發揮各自優勢、推動科技進步的產業合作思路，值得我們借鑒。
三、 龍頭企業建設生態圈
人工智能產業是全新產業，但又極度依賴技術積累和人才積累。龍頭企業憑借其強大的技術能力，深厚的技術積累，雄厚的人才隊伍，自然而然獲得國家和社會的重點關註支持，占據產業C位，有條件獨自做出最好的成果，最全的產品系列。
但自己把所有價值開發殆盡，所有利潤席卷一空，短期內實作利潤最大化，這種「XX過處，寸草不生」的商業路線，並不值得推崇。這不但對行業是掠奪性的竭澤而漁，而且對企業自身長遠的全面發展，也不是什麽好事。
我們從行業發展的立場，首先希望行業的骨幹企業著眼長遠，主動自律。克制野蠻生長的欲望，做好自己最擅長的關鍵環節，作行業的領袖和引導者，給其他參與者在產業鏈條上留下足夠的空位。相互配合支撐，共同成長，提升產業集群的整體競爭力，成為共享知識和共享市場的產業共同體。
什麽是行業領袖？不是行業裏最有錢的人，而是能讓跟著他的人都賺錢的人。美國在商業發展最野蠻的時代，公認的商業領袖摩根，也並不是最有錢的那幾個。
產業生態圈的建設，歸根結底就是保護骨幹企業自身賴以為生的環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斷，不但適用於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的互動共存，在處理產業發展中的企業增長訴求和行業健康發展訴求之間矛盾的時候，也是真理和指南。
在調研科大訊飛星火大模型時，我們與科大訊飛人工智能研究院領導交流，聽到他們對產業布局規劃的構想，是自己攻堅克難做核心，團結周邊企業，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做配套，做場景，從而構建各展所長、各有所獲、相互支撐的產業生態圈。這時，我們真的很高興。
順便說一下，希望安徽人工智能企業在開發新技術、新產品的時候，能克制炫技的欲望，多為傳統產業提質升級，做實實在在的賦能者。
西方的人工智能產業，理念上和技術上領先我們不少，但在產品和功能開發方面，有很濃重的炫技色彩。而這實際上是產業思路不成熟，場景缺乏，不接地氣的表現。
做產業不是做玩具，不是做表演，而要重實效，做服務。
西方高科技公司做給投資人看，是為了融資。中國也頗有些專案做給領導看，是為了評獎。博眼球，是拉經費的捷徑。
但這種捷徑，其實是死路。波士頓機器人炫技炫了幾十年，人人佩服。但不接地氣，成果沒能轉化成生產力，結果還不是像無根浮萍，被各路投機商賣來賣去？
四、 金融機構和社會資金靈活支
美國近年來對美國資本投資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管控越來越嚴厲，逼迫國際高技術投資資本紛紛結束中國，試圖從資金源頭扼殺中國的創新，對中國社會資金的科技投資活動造成了極大困難。
毋庸諱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高科技投資方式一直效仿美國模式，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在這種模式下，天使投資、創業投資、股市融資等風險投資機制，特別是這種模式下的高估值科技產品定價模式，是創新科技的金融保障。
這種模式下，資本想要順利完成「投融管退」迴圈，成為源源不斷的有源之水，依賴於基於未來前景的高估值，輪番炒作出成百上千倍利潤的創富神話，並用嚴厲的對賭協定等手段鉗制技術和經營方，保證資本的安全和收益。
所謂二十個專案，輸十九個不要緊，投中一個就發財。而只有專業機構才有能力鑒別選擇機會，並管理好投資。這本質上是一種跟上資本就賺超級大錢，不入夥就沒機會的專業包裝後的賭局。它的基本驅動力，就是對獨家暴富的期待。
各路基金的投資如果只能獲得社會平均利潤，它的投資收益跟散戶自行投資的收益率一樣，那誰還用得著委托它投資呢？那基金就連募資都募不到，更別談靠收管理費過活了。所以他們只能炒專案。
只看結果的話，這種投資人、技術專家、學者、媒體的聯合炒作，確實有利於社會資金向絕大部份公眾完全不了解的高科技產業傾斜，解決了高科技投融資困難的問題。
如何學習美國高科技投資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開拓符合中國國情的高科技投資新路，將是安徽乃至中國諸多投資機構的大課題。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壯大耐心資本。」這個前所未有的概念，切中西方式風險投資的病根，就是唯利是圖，賺錢就跑，不願意長期伴隨企業成長，沒有耐心。壯大耐心資本這個概念，同時也為我們指出了中國特色風險投資的發展方向。
另外，高科技產業融資難，根源還在於結束難。不設計好結束途徑，就沒有投資敢進入。創業投資天使投資，都極度依賴於企業的結束機制。而最主要的結束通道，是上市。目前中國股市死氣沈沈，AI企業赴美上市通道實質上被關閉，到香港、新加坡、歐洲等國際證券融資平台的融資通道也很不通暢，導致社會資本對中國高科技產業投資觀望氣氛濃重。
社會資本裹足不前，國有投資機構的投資又由於營運理念、決策機制、考核制度等原因，投的少，投的晚，虧不起，實際的引導能力很有限。社會資本和國有資本很難形成合力。
這些困難是不是無法克服呢？也不是。2023年4月，工信部與四川省政府聯合舉辦了第一屆全國產業金融合作大會 （我們中國電子企業協會也忝為支持單位） ，會上就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路。例如針對國有投資機構輸不起的現狀，銀保監會專家和工信部專家共同提出：對優質專案，由工信部提供引導資金，地方政府予以配套，國有投資機構主力投資，社會資金廣泛參與。保險公司對高技術投資提供保險，保險金由財政支出。
這樣的組合思路，如果真正實施，當然還會有各種各樣的困難。但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國有投資機構、民營投資機構共同努力想辦法，總歸會有出路。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我們期待安徽的人工智能產業能夠在各個方面都取得突破，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產業標桿和典範。
（本文作者為中國電子企業協會副會長，中國公司治理50人論壇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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