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持久戰」後，還要拖多久。
深讀商業（shendushye）原創
作者 | 胡斐
編輯 | 劉滿心
持續6年的京東訴阿裏「二選一」案，本來已經塵埃落定，沒想到又起了波瀾。
深讀獲悉，阿裏在去年底一審判決後，近日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案件因此將進入二審階段。
2023年12月29日，北京市高院對長達6年的京東訴阿裏「二選一」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阿裏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二選一」的壟斷行為成立，對京東造成嚴重損害，應向京東賠償10億元人民幣。
彼時，阿裏官方回應「尊重法院的判決結果」，半年後卻突然變卦，這是為什麽？此案進入二審後距塵埃落定或許又需要數年時間，將對行業帶來什麽影響？
一、阿裏為何出爾反爾
從案件本身來看，阿裏「二選一」的事實是十分充分的。
譬如在2015年8月，天貓宣布與迪卡儂、Timberland等20余家國際品牌簽署獨家合作協定，產品只能在天貓平台獨家銷售。2017年7月，多家服飾品牌商家稱，天貓以「獨家合作」為名，要求其關閉其他電商平台的品牌店鋪，否則將被削減活動資源、搜尋降權、遮蔽等。
自2017年8月開始，海瀾之家、真維斯、森馬、柒牌等上百家品牌陸續撤出京東，數量之多和時間上的集中，前所未有
公開數據顯示，不少撤出京東的服裝品牌，在京東的業績增長並不算差。譬如2017年1-8月，太平鳥、真維斯在京東同比增長分別為90%、40%，GXG的增速則為120%。而從彼時的線上服裝市場的份額來看，淘寶天貓占比80%以上，京東僅占8%。
阿裏的二選一，直接讓高速發展的京東服飾美妝業務遭到淪陷性打擊，影響持續至今。對這種行為，阿裏自己也「大方」承認。如阿裏高管王帥曾在社交媒體表示：「二選一本來就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也是‘良幣驅逐劣幣’。
不過，數年後阿裏和王帥被啪啪打臉。2021年4月10日，阿裏被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開下182.28億元的天價罰單，重新整理反壟斷行政處罰的歷史記錄。2023年底，阿裏又被判向京東賠償10億元。
很顯然，作為執電商行業之牛耳的市場老大，阿裏巴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是這些服裝大牌在國內線上銷售網絡的重要渠道。而在拼多多和抖音崛起之前，這些品牌想要線上上鋪貨銷售，除了淘系平台和京東，並沒有太多可選項。
「二選一」從阿裏角度而言，自然是為了防止京東對其形成有效競爭，但這並不符合商業規律，原因也很簡單，一旦市場壟斷地位真正形成，壟斷平台的外部壓力幾近消失，平台將不再有更大的動力去改善使用者體驗和服務質素。相對的，品牌商家獲得不到更多的生意機會，消費者的選擇權等各項權益也被剝奪，只能任平台宰割。
天元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楊毅律師告訴深讀商業，無論是2021年對阿裏巴巴開下的反壟斷「天價罰單」，還是半年前京東訴阿裏二選一的一審判決，都在相當程度上維護了市場競爭秩序，也符合公眾和行業對制止二選一行為的期待。彼時針對「二選一」一審判決，阿裏巴巴在接受多家媒體采訪時表示：已獲悉此訊息，我們尊重法院的判決結果。
半年後，阿裏突然決定上訴，令市場和行業始料未及。被告一方在一審之後上訴，本是是業內較為通行的做法，但綜合此案6年來的各種細節，阿裏全面「翻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根據阿裏巴巴2023年財報，公司2023年歸母凈利潤為766.44億。無論是此前的「天價罰單」，抑或10億的判賠金額，乃至2017年至今「二選一」訴訟的律師代理費，對阿裏全年的利潤來說都只是「九牛一毛」。勝訴和敗訴，對阿裏而言並不會「傷筋動骨」。
但把視角放在阿裏權柄的「代際更叠」，事情可能更有意思一些——此前面對182億的天價罰單的配合，是逍遙子張勇在位時期的決策。如今蔡崇信新官上任，無論是組織架構還是商業決策，幾乎將張勇時期的「政治遺產」進行了全盤否定。
如今連「二選一」案件也選擇上訴，這也表明了以蔡崇信為代表的新一代阿裏領導層，對過往內部的管理決策以及法律對阿裏裁決的不滿和不服。
二、「法」和「錢」的高手蔡崇信
阿裏巴巴反悔選擇上訴，一號位蔡崇信必然是最終的決策者。
蔡崇信出身於法律世家，自己也是法界精英。譬如蔡崇信的爺爺蔡六乘，曾是杜月笙的禦用律師，負責處理蔣宋家族在上海灘的所有法律事務；其父蔡中，曾是第一位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台灣人。
蔡崇信是加拿大國籍，則具有耶魯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和美國紐約州執業律師資格。其從業的前幾年，他在總部設於紐約的國際律師事務所——美國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擔任稅務組律師，之後擔任紐約管理層收購公司Rosecliff, Inc.的首席法律顧問。也因此，蔡崇信可動用的國際司法資源，很少有人能與之比擬。
作為阿裏巴巴「十八羅漢」之一，蔡崇信自公司成立以來一直為董事會成員，並擔任財務長至2013年。接手阿裏巴巴董事局主席之後，他已經擁有動用這家公司所有資源的權力。
雖然這種身份，並不會讓阿裏巴巴在二選一案件中「有所優待」，但一如前文所述，無論是時隔近半年的上訴，還是上訴期後可能長達近幾年的重新審理，都為阿裏巴巴爭取了不短的時間視窗。
在上訴期間，無論是國際司法資源還是可動用的商業資源，蔡崇信將如何出手，都是本案不可忽視的變量。
三、6年「持久戰」後，還要拖多久
公開資料顯示，京東與阿裏巴巴之間的「二選一」爭議始於2013年。
彼時，京東公開指責商家被迫「二選一」；2015年起，京東向原國家工商總局實名舉報阿裏巴巴的這一行為。2017年，雙方因此爭議對簿公堂；再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決，駁回了阿裏巴巴提出的「管轄權異議」，確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具有管轄權。
在此期間，中國電商行業也經歷了從「野蠻生長」到「強監管」的轉變。2020年底，針對「雙11」前後消費者反映強烈的網購先提價後打折、虛假促銷、誘導交易等問題，市場監管總局調查後對京東、天貓、唯品會分別罰款50萬元；
2021年平台經濟迎來「強監管」政策元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向阿裏巴巴集團罰款182.28億元。
而到2024年的今日，中國電商江湖早已不是阿裏一家的「後花園」——京東以自營為特色的品質電商，抖快為代表的直播電商，小紅書為代表的社區電商，再如拼多多等下沈平台的後來居上，曾經阿裏一家獨大的格局，已然變成群雄並起的多方逐鹿。
京東訴阿裏巴巴的一審判決，無論是作為國內反壟斷的標誌性判例，還是作為電商行業規範化的司法註腳，對行業規範發展和消費者和商家的權益保護，都具有相當直接的促進作用。
如今阿裏巴巴選擇上訴，從平台利益角度和商業競爭出發，固然無可厚非。但這也讓二選一案的塵埃落定，變得更加遙遙無期。雖然從去年開始，宏觀政策針對平台經濟，已經從強監管變成鼓勵發展，但就規範市場的角度而言，大方向並不會發生根本轉變。
也因此，「二選一案」的時間周期越長，其司法意義和社會意義都會逐漸遞減。「六年之後再六年」的司法馬拉松，無論是對平台自身和行業發展，實際並無助益。越早結案，對於電商行業的可持續發展越有利，好處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