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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科學家和他的時代
艾拔·愛因斯坦，這位20世紀最傑出的科學家，1955年逝世，時年76歲。在普林斯頓的一家醫院裏，他結束了自己傳奇的一生。在科學領域，他的名字與光電效應的解釋、特殊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創立緊密相連。這些理論不僅推動了物理學的巨大進步，也深刻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基本理解。
愛因斯坦的科學生涯中，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他自己卻總覺得還有許多未竟的工作。例如，他曾試圖創立一個統一場理論，希望將宇宙中的所有基本力——重力、電磁力以及當時剛開始理解的強力和弱力——統一在一個數學框架下。這一目標，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仍未能實作。此外，他對量子力學的概率解釋持批評態度，堅持認為背後應該有更確定的理論。
愛因斯坦在1933年因納粹政權的崛起而被迫離開德國。他最初逃往比利時，短暫停留之後轉往英國，最終在同年定居於美國。在普林斯頓的高級研究院，他度過了余生的大部份時間，繼續他對物理學的研究，雖然身處異國他鄉，但他始終關註著科學界的發展和世界政治的變遷。
到了1955年，愛因斯坦的健康開始急劇惡化。4月17日，他經歷了一次嚴重的胸部疼痛，被緊急送往普林斯頓醫院。醫生們診斷出他患有主動脈瘤，這是一種危及生命的病癥，而愛因斯坦拒絕了手術治療。在病床上，他的生命逐漸走向終點。
異國逝世的遺憾
在艾拔·愛因斯坦的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在醫院的病床上顯得異常安靜。盡管周圍的醫療器材偶爾發出輕微的響聲，空氣中卻彌漫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沈重。在他身邊的是幾位醫護人員，他們交替地照看這位即將離世的偉大科學家。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愛因斯坦發出了生命中的最後幾句話。
當時在場的護士，一位年輕的美國女性，她對愛因斯坦的敬仰與尊重讓她格外關註這位老人的每一個細微變化。然而，由於語言的障礙，她並未能理解愛因斯坦所說的話。據她後來回憶，愛因斯坦的聲音雖弱，但語速似乎清晰。他的嘴唇輕輕動了動，似乎在努力表達著某種深重的思考或未盡的心願。
在這種狀態下，個體通常會下意識地使用他們的母語。作為德國人，愛因斯坦自然而然地用德語說出了那兩句話。這對於周圍的美國護士來說，即使她多麽希望理解，也只能感受到語言的隔閡，無法真正把握那言語的含義。
這兩句話究竟是什麽？這成了一個謎。也許是對科學的某種洞見，也許是對人生的某種感慨，又或許是對未竟事業的遺憾。這些只能留給時間去猜測，因為隨著愛因斯坦的離世，這些話語也似乎被時間所吞噬，成為了無法解答的謎。
在愛因斯坦宣告去世後，醫院的氣氛變得更加凝重。醫護人員對於這位偉大科學家的去世感到悲痛，而同時也感受到一種深深的榮耀——他們曾經近距離地照顧過一位改變了現代科學面貌的巨人。
愛因斯坦的逝世很快在全球引起了轟動。從學術界到普通民眾，無數人對他的去世表示哀悼。報紙和電台都在盡快地傳遞這一訊息，而科學社區則在思索如何紀念這位科學巨星。各地的物理學家和學者開始回顧他的生平與成就，討論他的理論如何影響了科學的發展。
而在普林斯頓的醫院中，那位未能理解愛因斯坦最後話語的護士，也許會在往後的歲月裏，時常回想起那個安靜的夜晚，回想起那位偉大科學家最後的低語。這些細節和互動構成了對愛因斯坦最後時刻的真實記錄，盡管我們無法知曉那兩句德語話語的具體內容，但它們無疑增加了對這位偉人生命終章的神秘感和深刻印象。
愛因斯坦大腦的非凡之旅
當艾拔·愛因斯坦在1955年去世後，全球都陷入了對這位偉大科學家的深刻哀悼中。與此同時，一個關於愛因斯坦遺體的不尋常事件正在普林斯頓醫院的幕後悄然發生。杜文·哈維，一位從事病理學研究的醫學教授，負責處理愛因斯坦的遺體。哈維沒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真正意圖，他決定將愛因斯坦的大腦偷偷取出以進行科學研究。
哈維教授在當時的醫學界被認為是一位有才華的病理學家，他對大腦結構和功能的研究有著濃厚的興趣。在那個時代，科學研究的倫理界限並不像今天這樣明確，許多時候，醫學研究人員在進行實驗和研究時會采取極端甚至是有爭議的方法。比如，為了治療精神病，醫生們曾經嘗試透過切除患者的腦前葉來改善癥狀，這種做法在當時被認為是前衛的嘗試。
在科學界，尤其是在腦外科學家中，艾拔·愛因斯坦的大腦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研究物件。愛因斯坦的智力和對物理學的貢獻讓人們猜想他的大腦可能有別於常人，包含了能夠解釋其非凡智慧的線索。因此，當哈維教授偷走並研究愛因斯坦的大腦時，雖然這一行為在倫理上引發了爭議，但在某些科學圈內部，這種行為卻被暗中默許。許多腦外科學家對這一行為表示出了隱晦的支持或至少是理解，因為他們自身對能夠研究這樣一個獨特大腦的可能性感到興奮。
哈維對愛因斯坦大腦的處理也是出於對科學研究的嚴謹態度。他知道大腦組織非常脆弱，易於降解，因此需要透過特殊方法來保存。他選擇將大腦分成240個切片，這一過程涉及將大腦固定在甲醛中，然後使用專業的器材精確地將其切割。這樣處理的目的是為了使每一片都能夠在顯微鏡下進行詳細的研究，同時保持組織的完整性以便進行長期保存。
每個切片都被仔細編號並記錄其具體位置和結構特征，哈維在處理這些切片的過程中顯得極其小心，他深知自己手中所持有的是科學界極為珍貴的資料。為了進一步的研究，哈維還將這些切片制成了顯微鏡玻片，這不僅便於保存，也方便他和其他科學家共享和討論研究成果。
哈維的爭議與後果
杜文·哈維面對的不僅僅是科學研究的挑戰，還有如何安全保管這240片珍貴且極具爭議的愛因斯坦大腦切片的問題。由於這些大腦切片的來源和獲取方式涉及重大的倫理和法律風險，哈維認識到在他的研究所中保存這些切片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註意和潛在的法律問題。因此，他決定將這些切片帶回自己的家中，尋求一個更為隱秘的保存場所。
哈維的家中有一台大型冰櫃，原本用來保存食物和其他日常用品。但隨著這些大腦切片的到來，冰櫃被重新配置，成了一個專門的生物樣本保存器材。他在冰櫃裏設立了多個隔層，每個隔層都精心放置著標記好的切片容器，這些容器內部的切片浸泡在甲醛溶液中，確保其不會因時間過長而發生降解。
在這個隱秘的實驗室環境中，哈維開始了他對這些大腦切片的初步研究。他利用自家的顯微鏡和其他實驗工具，對每一片切片進行詳細的觀察和記錄。他對切片進行了仔細的解剖學標註，嘗試尋找任何可能解釋愛因斯坦非凡智力的結構特征。
然而，哈維也意識到這項研究的復雜性遠超他個人的能力範圍，需要更多專業知識和技術的支持。因此，他決定與全球的幾位腦外科學家和神經科學家共享這些切片，希望透過合作的方式來推進對愛因斯坦大腦的研究。
哈維小心翼翼地將每片切片封裝在特制的保護容器中，每個容器都有嚴格的溫度和化學環境控制，以確保在運輸過程中切片的完整性和活性不受損害。然後，他將這些容器透過信譽良好的快遞服務寄出，目的地包括了美國的幾個主要研究機構以及歐洲和亞洲的某些專業實驗室。
科學與倫理的反思
隨著哈維對愛因斯坦大腦的切片進行更廣泛的分發，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開始介入這一研究。然而，盡管這項研究在學術圈內引起了濃厚興趣，其背後的倫理問題和法律風險也逐漸浮上了水面。密集的通訊和實驗活動引起了某些人的註意，這些細節最終沒有逃過道德審查和媒體的監視。
不久，有關哈維未經特許從愛因斯坦屍體中取出大腦並進行切片研究的事實被媒體揭露。公眾對這一發現反應強烈，他們對哈維的行為感到震驚和憤怒。新聞報道迅速傳遍，引起了廣泛的公眾討論和道德質疑。普林斯頓大學，作為哈維的雇主，面對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和法律威脅，不得不對這一事件作出反應。
普林斯頓大學的管理層開始對哈維的行為進行內部調查。調查結果清楚地表明，哈維在未經大學或愛因斯坦家屬的特許下，擅自取出並利用愛因斯坦的大腦進行研究，嚴重違反了醫學倫理和大學的研究規定。因此，大學做出了解雇哈維的決定，並公開聲明與哈維的行為劃清界限。
參考資料：[1]王上行.誰瓜分了愛因斯坦的大腦?[J].國際展望,2001(2):6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