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人的認知中，科學是一套最完美，最先進最發達的知識系統啊。而且呢它是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內部前進演化的一個產物。那所以呢，科學啊，作為一個知識系統，它一定是很完美的，
是邏輯自洽的。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
就是科學作為一套知識體系來講，它其實是有一個內在的矛盾。什麽矛盾呢，就是真理和實驗是沒法共存的。
科學真理，這個真理假設，它是現代科學的最核心的理念。甚至說它是有這個價值意義啊，具有評判意義。比如現在，包括我們中國也是啊，這事科學不科學，就是合理不合理，理性不理性，成為一個評判的標準。
然後，實驗是方法論，其實就是透過實驗，透過經驗來去學習，然後去積累知識，這樣才能推動技術的進步。
但是呢我們會發現啊，科學真理它實際上是來自什麽，來自基督教，來自宗教。
真理是一個先驗的東西，上帝就是真理。它是絕對的，永恒的東西，它的存在是超越人的，是不需要人來驗證的。上帝是不需要人來驗證，只需要你去信仰他。人對上帝沒有實驗的份，只有信仰的份，對真理也是如此。
那還有一層意思是，這個世界不可以獨立存在，它一定是有一個東西來創造它，來支撐它。在基督教的世界，這個創造者和支撐者就是上帝。上帝用其智慧創造世界和支撐著世界，
萬事萬物中，一定是含著包含著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智慧就是真理。我們現在說客觀世界的客觀規律，就是上帝真理的進一步演繹。
那實際上這種觀念，也是和古希臘哲學，尤其是亞裏斯多德的哲學、物理學，融入基督教的一個產物。
其實基督教、希臘哲學在廣義上來講都屬於一神教。那這就涉及到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區別， 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一些，我簡單的提一下。
多神教和一神教，它們的本質差異並不是在於數碼上的多和一，不是說多神教是它的神多，
然後一神教它就一個神，不是單純的這樣子。那麽多神教和一神教最本質的區別在哪裏，在神的內容發生了質變。
多神教的神，它是與人同形同性。就是這個神，它是具象的。具象什麽意思，就是它是有具體的神像和神廟。而且他們就認為，這個神像就是神本身。所以在多神教社會，你如果把他的神像給移動了，或者破壞了，那就是天塌了，就是把神本身破壞和移動了。
神的家是神廟，然後定期的給神舉行很多繁雜的祭祀儀式，以增強神的力量。
這樣的話，多神教文明，他們的生活，就被具體的神像、神廟和祭祀儀式給固化住了。
那一神教呢，它的神則相反，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是一個抽象概念。多神教與人同形同性，而一神教的神則只有人性，而沒有人形。只有人性是什麽意思，是說它人的理性和情感。那你比如說這個上帝，無論是猶太教和基督教，上帝它是有著人的智慧和情感，有喜怒哀樂也有智慧。但是呢，它沒有具體的形象。
我們看西方的宗教史，或者看西方歷史，它是有打破偶像崇拜的現象，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如此。偶像崇拜其實就是多神教的神學系統和信仰系統，他們信仰有神像的具體的神。
一神教則認為這種偶像崇拜是一個落後的、迷信的東西。一神教認為多神教落後迷信。
從多神教到一神教，是一場巨大而深刻的宗教革命，實際上也是宗教社會的思想革命。不僅神的數量變少了，而且神的內容有具象變革為抽象。實際上一旦抽象了，神的數量自然減少為一個。
這裏先透露一下，西方宗教社會的這種宗教變革也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產物。甚至說，西方歷史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進入，都是受中國文明影響的結果。這個話題以後再講。
一神教將神抽象化，其實質就是將人的生活不在繫結在具體的神像上，而是可以輕松地將神裝進內心，這樣人的生活就更在獨立自由了。尤其是基督教，更強調內心對上帝的信仰。
也可以這麽說，多神教是外化的宗教，依附於外在的神像、神廟和祭祀，而一神教則是內化宗教，神學系統是概念化的，而可以放置於、內化於人心之中。
我們可以認為，猶太教是最早的一神教。其實古希臘的哲學，包括近代的西方的哲學
其實都是廣義上的一神教。
廣義一神教什麽意思。就是說，他們都是認為這個世界不可以獨立存在，一定是有一個東西
在創造和支撐著這個世界，這個抽象的創造和支撐者，就是那個神。
只是，哲學和宗教的差異，僅僅在對這個支撐者的設計有所不同。哲學的抽象性更高一些，把神的凡是人格化的東西都抽象掉了，成為非人格化的實體。譬如柏拉圖的理念，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形式因。而一神教宗教的神，則繼續保留著人格化內容，擁有人性。
我們學習希臘哲學，學習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就會知道「形式因」、「質料因」。什麽是形式因，你比如一個板凳它是用木材做的，木材是其質料，是它的質料因。它成為一個板凳，有板凳的這種形式，那誰讓它成為板凳的這個形式呢？是木匠的智慧，於是木匠的智慧就是形式因。
亞里士多德說，這個這個世界，萬事萬物，它表現在它那個樣子，擁有它的形式，根源於作為形式因的神。
所以，希臘哲學和一神教，在本質是一個同類，是廣義一神教。
所以我們知道，後來這個古希臘哲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這些東西，也被引入了基督教。
這也導致西方文明有兩個源頭，即所謂的「兩希」嘛，一個是希伯來，另一個是希臘。希伯來指的猶太一神教，希臘則是指希臘哲學這個廣義一神教。
總之大家要清楚，現代科學體系中的真理概念，是來自一神教，包括狹義的和廣義的。現代科學它只是形式上打破了基督教，推倒了上帝，但是作為一神教核心的真理的概念，卻仍然被沿用了。
也就是說，現代科學的去宗教化是不徹底的，依然保留了其核心概念和思維。從這個意義說，現代科學依然屬於廣義一神教，是一種新形態的宗教和神學。
因此，就科學真理本身而言，和狹義一神教的上帝一樣，它自身就是知識和知識之源，它的存在是先驗的，也是淩駕於世界和人類之上的，是完全不需要實驗來驗證的，人要想獲得它，唯有靠信仰冥思，即所謂的邏輯和思辨。
英文nature，被對譯成中文自然，但nature在西方文化中，它的本意是指神造之物，上帝所造之物。然而，我們知道，中文的自然，是自然而然，他自己本來如此，不是他之外的誰去創造，也無需他之外的誰來支撐。
明白了這一層，就可以知道，nature和中文的自然，其含義在根本上來講是個相反的。以中文自然為標準，nature是「神然」、「上帝然」，就是神、上帝讓它們如此。因此，nature不是自然，而恰恰相反，是「他然」，他就是神、上帝。
在西方文化中，壓根就不存在中文意義上的自然的概念。中文的自然，對西方人而言，是匪夷所思的，因為他們無法想象一個自然和人可以無需神靈和真理的支撐，可以徹底獨立存在的場景。
當然用nature對譯自然，看中的是這麽一個點：中文的自然和nature都不是人造的。只是最初的對譯者，卻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中西差異：在中國文化中，非人造，意味著自然而然，但在西方，非人造意味著是神造。
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就是研究「自然」中的萬事萬物的，其目的，就是透過所觀察到的物理現象，運用邏輯推理，進行思辨，以證明形式因的存在，即證明神的存在、證明真理的存在。在他看來一切物理現象，不過是神的顯露。
有一個說法說，在基督教時代，那個時代也被現代西方人稱之為黑暗的中世紀，科學是神學的附庸。其實這是錯的。那時，科學不僅是神學的附庸的問題，而是它自身就是神學。科學不是神學的奴仆，而是和神學同類，是廣義神學。
所以古代的科學，主要是亞里士多德的，它不僅說不能推動技術的進步，反而是阻礙技術的進步。這一點，法蘭西斯·培根在【新工具】明確指出。
了解近現代西方哲學史、科學的史的人都知道，培根稱為現代科學的創始人，也是近代西方哲學中的英國經驗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原因就在於他為科學系統引入「新工具」，改造和變革了科學，讓其由古代形式向現代形式轉變。
這個新工具，它不是就是物理上的工具，而是一種方法。什麽方法？就是實驗，其本質就是基於經驗的去學習，積累知識，然後推動技術的進步。真正能夠發現新知識，真正能夠推動技術進步的，正是這種實驗的方法，正是這種基於經驗的研究方法。
而無論是基督教，還是古希臘哲學，都是否定透過經驗去學習和積累的。這又根源於所有宗教的共同缺陷：否定和貶低現世和現實，肯定和崇拜超越現世和現實的神靈、第一因、真理、本原。所有宗教包括狹義宗教和廣義宗教。
【新工具】主要說兩件事。一是，批判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代哲學、科學，它們是阻礙西方技術進步的罪魁。二是，闡述和引入新方法。
當說西方的古代科學阻礙技術進步的時候，意味著古代西方的技術是落後的，而所謂落後，一定是相對的，一定是有參照物件的，相對這個參照物件落後。培根的參照物件是誰？答案是：中國。
在培根所處於的時代，17世紀早期，中國文化要素已經大規模傳入歐洲，其重要的代表就是指南針、火藥、印刷術這三大發明。為何沒提造紙術？因為造紙術的西傳更早，比這三者要早上一個時代：在8世紀已經經由阿拉伯人而西傳。
在培根時代，指南針、火藥、印刷術是世界領先的高科技，其領先程度讓培根大為震驚。他寫到：
「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力量和影響都仿佛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只是，培根只知道這三大技術、三大發明是來自歐洲之外，並不知道具體來自哪裏。
正是受這三大技術的刺激，培根才開始去思考真正能夠促進技術進步的方法，即新工具：基於經驗的學習的實驗，培根也將其稱為歸納法。
現代西方學者認為培根是偉大的思想家，是現代科學的創始人，因為他發明了實驗的方法。其實不然，這個方法也是從中國傳入的。
元朝時期的蒙古人，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打通了歐洲和中國之間的通道，引發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文明大交流。意大利的馬可波羅就是在這個時期從陸路來到中國，還留下了一本書叫【馬可波羅遊記】。
在這個期間，又出現航海技術的大進步，然後這種航海技術經由鄭和下西洋傳播至西歐，引發「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再次促進中西文明交流。
在這個文明大交流期間，中國的諸多文化要素傳播至西歐，不僅有以三大發明為代表的技術，還有更深層的文化要素，包括中國式的生活態度和學習方法。
中國式的生活態度，是世俗化的，無宗教化的，中國式的學習方法就是基於經驗的學習。世俗化和基於經驗的學習，對中國而言，就象水和空氣一樣稀松平常。但對西方則是完全嶄新的「新工具」。
因此，培根並非新工具的發明者，而只是一個總結和闡述者：對自中國傳入的這種學習方法進行總結和闡述，並引入到西方所固有的科學體系中去。
說的更難聽一些，培根不是新新方法的發明者，而是抄襲者。
中國不僅給近代的西歐送去了三大發明的魚，還送去了如何促進技術進步的漁。
因此，現代科學的產生，並不是像現代西方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西方文化在其內部
獨立孕育的，是西方文化直線前進演化的一個產物，而是中國文化西傳的產物，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產物。
這就是導致現代科學體系，來自兩套文化系統，是兩套系統的拼接。
作為新工具的實驗的學習方法，是來自中國；而科學真理的假設，以及基於真理的知識體系框架，則來自基督教。然後，把兩個本來不可以並存的東西，拼接到一起。
因此，現代科學，作為一套知識體系，就存在著內在矛盾：實驗和真理的矛盾。
中國文化一直都是世俗化的，也完全是基於經驗的學習方法，認為世界是自然而獨立存在的，因此從來就沒有出現過西方式的宗教，從來沒有出現過西方式的神，以及類神的哲學實體，包括真理。也不會真正接受西方式的宗教和神靈，無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
如果以基於經驗的學習方法為本位，真理的概念就不會出現和存在。反之亦然，如果以真理為本位，基於經驗的學術方法就不會出現和存在。近代之前的中西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有基於經驗的學術方法，而無真理概念；西方有真理概念，而無基於經驗的學習方法。
這意味著，現代科學，作為一套知識體系，是存在巨大的漏洞和缺陷的，也是超級不穩定的，不可能長期存在，而只能是臨時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