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 於公眾號：全球傳媒學刊
原文刊載於【全球傳媒學刊】2022年第5期「IAMCR 北京·國際視野 中國傳播」專欄。
作
者
曼紐爾•卡斯特：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教授、傳播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安納伯格主席，西班牙巴塞隆拿加泰羅尼亞開放大學社會學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和城市規劃榮休教授。
概
要
【摘 要】 本文系國際知名學者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IAMCR北京2022年會所發表的主旨演講的編譯。卡斯特重點關註了網絡社會中傳播的變革及其產生的影響，結合例項從技術變革、組織和制度變革兩個層面深入闡述，認為技術變革推動大眾傳播向大眾自傳播轉變，研究者需要適應新的技術現實並采用全域性的視角來展開研究。在理解資訊時代的媒體組織和媒體集團時，應當從網絡視角來分析他們的商業化、分眾化等趨勢。
【關鍵詞】 資訊時代；網絡社會；社會變革；新型社會結構
本文為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IAMCR北京2022年會所發表的主旨演講的編譯，原題為：Rethinking the information age：Communication in the network society。作為享譽國際的知名傳播學學者，卡斯特很早便關註到了互聯網和移動通訊技術對社會變革的潛在影響力，主張從結構與權力的視角來審視技術與社會之間的互構關系。在「資訊時代三部曲」 ① 中，卡斯特詳盡論述了「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理論，並在後續諸如【網絡社會：跨文化的視角】（The network societ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傳播力】（Communication power）等著作中不斷拓展該理論並使之體系化。
卡斯特對通訊技術與社會結構之間關系的解讀富有解釋力和創見，尤其是「網絡社會」這一理論框架對學界後續的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力。本次主旨演講可視作卡斯特本人對既往理論的回顧與對未來的展望。他結合諸多新近的實際案例來重新審視「網絡社會」在當下的解釋力，並著重從「資訊時代」這個宏觀語境對傳播技術與組織制度兩個層面的變革進行了再詮釋。
在此次主旨演講的最後，卡斯特表示十分榮幸能夠參與此次IAMCR北京2022年會。他指出，當前世界正處於復雜多變的狀態，學術研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因為它能夠讓我們更加明確自身的角色、使命和目標。傳播學界應當以更真誠、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到學術對話之中，用切身行動引領全世界更多身處困境中的人平等地觸達與共享資訊。
以下為卡斯特主旨演講的譯文。
一、資訊時代下的新型社會結構
「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指資訊通訊、技術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資訊社會化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正如工業社會是能源生產分配的徹底轉變與工業社會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資訊既是技術的，也是社會的。當今資訊和通訊技術革命的核心，正是傳播的變革。傳播是最重要的人類活動。我們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溝通，我們交流。人類社會的一切均以溝通和溝通能力為基礎，這也是為什麽傳播學領域的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中之重。
「社會變革」則指過去二三十年間出現的新型社會結構，以網絡為根本和關鍵。此網絡特指使用數碼語言這一通用語言的數碼網絡，它使當今世界的互聯互通成為可能。因而，我們需要回歸「傳播」這一基本概念並深入探討傳播行程中不同變革的側面。所謂「傳播」是資訊交換中意義的共享。當我們交換資訊時，我們交換的是「位元」。若我們不解其意，傳播便無從談起。然而，這在生活中卻並不罕見。人們常常自說自話，至於對方是否領會自己的意圖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即便在對話中雙方爭執不下，意義的共享仍是傳播的關鍵。而與之息息相關的是資訊的交換——將資訊轉化為交流的過程。
二、網絡社會中傳播的技術變革
傳播中的重大技術變革與三個彼此關聯的基礎技術密不可分：一是數碼化的新行程與更先進的微電子整合緊密關聯，將海量增長的資訊壓縮排微芯片的電路中去。二是網絡連線的流量與速度不斷增長。5G的套用及向6G的轉型便是例證。6G不是僅僅在5G的基礎上再加1G，而是連線能力無限接近另一個量子飛躍的全新世界。隨之而來的是數據傳輸量的爆炸式增長。在這顆居住著79億人的星球上存在著72億個連線器材，其中三分之二都是所謂的智能通訊設施，無一不由電腦整合連線。三是技術層面的同步改革帶來了先進的軟件，也就是所謂人工智能的降臨。盡管人工智能這一概念尚未明晰，但它意味著機器終將自主作出決定，甚至開始超越自然語言。目前這僅存於科幻小說中。著名神經學家安東尼奧•馬西奧（Antonio Macio）的研究表明，機器或許線上性推理和另辟蹊徑尋找答案上比人類更勝一籌，但是機器不具備情感。因此，不必擔憂機器會因為仇恨而殺害人類。如果這種擔心有朝一日成為現實，那倒更有可能是因為機器執行了殺害人類的程式。
網絡社會中傳播的變革可被定義為一系列相互關聯卻又不盡相同的變革。
首先是技術變革。數碼化行程已然覆蓋了整個資訊體。包括歷史故事、電影、音樂在內，地球上97%的資訊已被數碼化。這意味著我們掌握了一門共通的語言以溝通人類心靈的產物，技術的創新是網絡社會傳播變革中最主要的變革。以此為基礎，傳播在具體實踐中呈現出不同的革新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大眾傳播向大眾自傳播的轉型。大眾自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有別於大眾傳播的單向性，去中心化的大眾自傳播賦予作為產銷者的使用者生產、選擇、投放、接收資訊的權力，而科技是聯通彼此的橋梁。盡管大眾媒體與互聯網依托不同的技術手段而存在，但技術的融合使其相互連線且難以分割。
社交網絡應運而生，成為人人都可以參與構建的傳播渠道。而它恰是由海量資訊與影像構建而成的媒體世界，所以我們應當理解，大眾媒體和互聯網以及基於互聯網的社交網絡是同一系統下的不同子系統，且相互作用。因而研究傳播範式的轉變不能孤立地理解某一個子系統，更應從全域視角出發。例如，我們不能單單考察電視的傳播效果而忽視其背後的廣播體系。單向傳播時代電視的黃金時段早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我」的黃金時段。透過網絡互動，使用者掌控數碼編選。什麽時候看新聞，讀什麽新聞，是看電視節目還是電影都由「我」決定。這種不同形式媒介的整合並不意味著電視完全消失了。相反，電視成為了一種截然不同的電視，一種連線到互聯網的，可以檢索和分發資訊的互動式數字電視。
此外，新聞傳播研究也需要適應這些新的技術現實。我們普遍感覺到現在的年輕人不讀報了。他們不再閱讀紙質報紙，更沒有耐心讀完整份報紙，但他們透過網絡接觸到新聞，而這些新聞正來自報紙、電視及各種信源。他們選擇不同的報紙和媒介拼湊出一份獨屬於自己的報紙，或者說是新聞資訊平台。基於受眾從不同信源檢索資訊這一使用者行為的受眾整合是新資訊時代傳播系統的一大特征。
三、網絡社會中資訊的組織與制度變革
第二大重要轉變是資訊的組織與制度變革。
過去的二十年我們見證了從對傳播活動的全面管制向放松管制過渡的趨勢，以及媒體所有權的私有化。如今，並非世界上所有媒體都是私有的。以中國媒體和英國的BBC為例，政府所有或資助的媒介仍占相當大的比重。但私有化已滲透進兩大機制。一是所有制的私有化，個體可以在傳播系統中自由創立公司。20世紀80年代，全球約三分之二的電視系統為政府所有，現在僅剩不到20%。二是財政的私有化。即便媒體、電視系統或平台歸政府所有，私人廣告也是重要的收入來源。如果廣告收入是全球大多數媒體的主要收入來源，那麽這類廣告就會影響節目內容以及編排。
另一個主要趨勢是媒介的商業化。媒體以利潤為導向，但監管框架仍掌握在國家手中。媒體業務出現了集中化的過程，即依憑於大型企業集團，但是一種去中心化的集中。傳媒業最重要的10~20個企業集團掌握著超過75%的資訊和影像生產。與此同時，這些企業集團卻呈現出去中心化的趨勢。這意味著他們在不同市場、不同國家針對不同受眾分化出不同的主體。因而所謂「去中心化的集中」指的是集中的所有制和分散的受眾與資訊平台。傳媒業中的一切都透過資源集聚和網絡連線推進，而網絡連線是理解這一矛盾的關鍵。如今，我們擁有透過全球大型集團之間的聯盟和合作構建起來的全球媒體網絡，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觀眾都來自同一國家。
相反，分眾化正在加劇。文化和認同對於受眾來說至關重要，因此企業根據使用者在媒介市場中的定位為他們提供私人訂制的資訊。它們絕不會在美國和中國投放一模一樣的訊息，無論是新聞還是娛樂媒體行業都是「因地制宜」的。例如，CNN國際及其在歐洲、拉美的分社所報道的內容與CNN美國提供的新聞不盡相同。針對伊拉克戰爭，CNN拉美持批評態度，而CNN美國雖不像霍士那般極端卻也是支持美方的。簡而言之，集中所有制下網絡的去中心化源於針對不同市場采取的不同策略以及媒介內容的分眾化處理。當天空電視（Sky Television）初次進入中國、印度市場時，它僅是單純投放英美電視劇。但很快，它就根據當地觀眾的口味為他們量身定做了有關中國和印度歷史故事的節目，迎合了不同地區的文化取向。此外，當前全球的電視、新聞、電影的制作日趨走向全球合作與多元化，地理、文化、制度層面的復雜與多樣性均可直觀地體現在媒介市場定位中。如大眾可能對好萊塢和寶萊塢很熟悉，但可能不知道非洲尼日利亞還有個「尼萊塢」（Nollywood）。針對龐大的本地市場，尼日利亞采用的器材、勞動力更便宜，但卻可以大量產出質素不俗、專業性尚可的影視作品，其產量已經超越好萊塢而躍居全球第二。
尤其值得註意的是，組織層面上最重要的傳播變革是形成了所謂多媒體全球業務集團，這意味著我們不再區分這些企業是電視公司、互聯網公司、電腦公司還是電信公司。這些集團不僅在自身內部建立了嚴密的體系，在外部（集團與集團之間）也存在合作網絡。這種以整合與協同為基礎的發展模式進一步提升了不同媒體業務之間的關聯性，也推動著產業向水平整合的趨勢發展。許多媒體產業的商業網絡與其他領域緊密交織，如果我們不能厘清這些結構連線的形式與內在邏輯，可能就無法真正理解當下媒體組織的運作模式。當前供應商網絡（network of supplier）對於媒體行業至關重要，因為它們不僅共享相同的技術體系，而且可能遵循相近的價值傾向。如「Siliwood」（矽谷Silicon Valley與好萊塢Hollywood）等例項都在印證產業網絡對於媒體行業的重要性。
全球化浪潮之下的全球傳播體系在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監管框架（regulatory framework）以及針對不同文化劃分受眾（culturally specific audience）等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全球網絡的合作多以橫向整合的形式開展，富有創造性的大眾借助這個網絡來收集和傳遞世界各個角落的資訊，並共同建立起一個分眾而廣闊的傳播體系。
註釋
①「資訊時代三部曲」：【網絡社會的崛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千年終結】（End of millennium）
（編譯：黃家聖 陳望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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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文格式：曼紐爾·卡斯特：【 重新思考資訊時代: 網絡社會中的傳播】，全球傳媒學刊，2022年第5期，3-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