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自2018年起，面對大洋彼岸對我方發起的一系列經貿挑戰，中國似乎一直處於守勢，盡管在頂層戰略上已調整對外部世界及全球化框架的定位。我們不再追求與大洋彼岸建立新型的主權實體關系，而是將戰略重心轉向其他發展中區域，依據後疫情時代的地緣態勢，重新甄選互信夥伴，深化經貿交流。
然而，追溯國際經貿乃至政治版圖的深刻變遷，其起點並非2018年，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
對中國而言，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歷史的轉折點，它解決了中國發展道路上的諸多難題，推動了前所未有的對外貿易規模，使中國躍升為全球領先的出口型經濟體，最佳化了經濟結構，並最大化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
依托互聯網、半導體等新興高效產業的蓬勃發展，中國湧現出一批有能力沖擊高端科技制造業的民營企業，它們將引領中國從依賴中低端制造、外貿出口、房地產及大型基建的傳統經濟模式，向全新的經濟結構轉型。
當時，中國正值科技生產力向民用領域湧流，經濟規模效應的終端市場迎來爆發期。加之中國地域廣闊、資源豐富、人力成本低廉等優勢，使中國成功搭上了經貿全球化黃金時代的列車。
2001至2008年間，中國年均GDP增速超過12%，2010年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非凡成就僅用了九年時間，彰顯了大國規模在數量型增長中的指數級效應。
然而，好景未能長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到來，似乎中斷了中國從全球化體系中獲取紅利的行程，中國開始更加深入地融入外部世界，如更加依賴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與資本體系，並共同承擔危機的後果。
四萬億基礎貨幣的投放與大型基建專案的啟動只是序幕，隨後全社會各部門陷入過度借貸引發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以及行政部門主導的市場主體陷入信貸驅動的投資擴張、不動產抵押證券化，以及行政過度幹預導致的價格機制失靈等困境。
危機之後，外部力量尋求重塑全球化秩序。原本在全球化中獲益最多的西方國家，因投入過大或策略失誤，其財政結構被危機重創。
大洋彼岸透過量化寬松暫時緩解了危機，但歐洲和日本則深陷困境。歐洲陷入歐債危機難以自拔，日本則不僅實踐了現代貨幣理論，還采取了控制國債收益率曲線等極端措施，導致其經濟長期停滯。
於是，各國開始聚焦於如何重構或新建全球化利益格局。
2016年，中國啟動二三線城市棚戶區改造貨幣化安置專案的同時，外部勢力開始與亞太地區國家組建跨太平洋區域性貿易合作組織（TPP）。
同年，大洋彼岸的領導人宣布軍事力量回歸亞太地區（後改為印太地區），這標誌著全球化兩大受益者之間的對抗態勢初現端倪。
2018年，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內部確立了「實力優先」的原則，加強了對社會各領域的控制。
外部則與中國漸行漸遠，大洋彼岸對中國采取了導致經貿緊張的行動，包括將產業鏈從中國大陸轉移至墨西哥、波蘭等近岸外包地，以及印度、越南等東南亞友岸外包區。
總之，曾經的經貿全球化體系已支離破碎，其衍生的產業鏈、國際分工體系及高科技套用標準等制度成果，均面臨全面重塑或部份最佳化的需求。這關乎舊體系崩潰後，兩大基於人文主義的不同陣營對自身利益的堅守，以及對權力價值體系的維護。
而全球疫情的爆發，只是加速了全球化退潮，使雙方的對峙格局更快形成。
當前，面對外部勢力咄咄逼人的攻勢，我方似乎一直處於戰略性的防守狀態，過往的發展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耗。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會坐以待斃。
在疫情期間，盡管中概股、港股、A股的估值受到了一定打壓，但我們的市場韌性依然強大。同時，社會主體，尤其是居民和企業部門，正在積極應對因過度借債和盲目添加金融杠桿而引發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我們堅信，透過調整和最佳化經濟結構，加強金融監管，以及推動高質素發展，我們能夠有效應對這些挑戰。
針對外部勢力推出的諸如【通脹削減法案】【芯片和科學法案】等制裁措施，我方也展開了積極的應對策略。我們深知，這些法案旨在限制中國的高端制造、科技創新、國產替代、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等重大戰略目標的實作。然而，我們也看到，這些法案的實施並非易事，且其效果也存在一定的滯後性。因此，我們將繼續堅持自主創新，加強科技研發，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以實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當然，面對外部勢力的攻擊，我們不能僅僅依靠防禦來應對。因此，我們需要制定更加全面和有效的反擊策略。這一策略將基於對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深刻洞察，以及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敏銳把握。我們相信，只有透過積極主動的反擊，才能更好地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和發展空間。
至於日元貶值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看，這是日本國內經濟政策調整的自然結果。雖然短期內可能對日本經濟產生一定影響，但從長期來看，日元貶值有助於提升日本的出口競爭力，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當然，我們也應關註其對全球經濟格局可能帶來的影響，並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總的來說，無論是面對外部勢力的制裁還是國內經濟的挑戰，我們都應保持戰略定力，堅定信心，積極應對。透過加強自主創新、推動產業升級、最佳化經濟結構等措施，不斷提升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同時，我們也要密切關註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靈活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
談及日元貶值的積極影響，我們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五個重要方面：
首先，這是日本在結束長期通縮、推動貨幣政策正常化後的一種自然反應。它標誌著日本經濟正在逐步擺脫長期的通貨緊縮困境，向更加健康的發展軌域邁進。
其次，日元貶值是資產均值回歸的一種體現，為國際資本和本土資本提供了難得的投資機會。隨著日元匯率的下降，海外投資者可以更加便宜地購買日本的優質資產，從而帶動日本經濟的復蘇和發展。同時，這也為日本本土企業提供了更多的資金支持，有助於其擴大生產規模、提升市場競爭力。
第三，日元貶值對日本資源進口的影響相對有限。由於日本社會老齡化和低欲望消費的特點，其所需資源量相對往年有所減少。因此，盡管日元貶值可能導致進口成本上升，但總體來看，這一影響並不顯著。
第四，日本過往的資源儲備和海外增量產值，為其提供了一定的經濟緩沖。這些儲備和產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沖貨幣貶值帶來的資產縮水風險，從而保障日本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最後，日元貶值對日本制造業出口具有積極影響。盡管貨幣貶值可能增加工業原材料進口的成本，但得益於部份產業鏈從中國回流至日本本土，形成了填補態勢並逐漸具備規模優勢。這使得日本制造業出口的產值能夠覆蓋資源進口所需的成本，從而推動日本經濟的增長。
然而，對於中國而言，日元貶值卻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它可能加劇中國與日本的出口競爭，對中國制造業造成一定沖擊。同時，日元貶值也可能導致中國持有的日元資產縮水，給中國的外匯儲備帶來一定風險。
從全球角度來看，日元貶值對日本本土的資本布局帶來了利好。它有助於吸引國際資本流入日本市場，推動日本經濟的復蘇和發展。然而，對於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日元貶值可能引發貨幣競爭性貶值的風險，從而加劇全球經濟的波動和不確定性。
關於日元貶值與美元加息的關系，可以說兩者之間存在一定聯系。隨著美元加息的持續進行，國際資金不斷回流美國本土，導致其他貨幣面臨巨大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日元匯率的下跌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值得註意的是，中國主權貨幣卻在這場風暴中表現堅挺。這主要得益於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針對部份人士認為中國貨幣堅挺是因為近期拋售了大量美債的觀點，我們需要進行客觀分析。事實上，中國減持美債是一個長期過程，並非近期才開始大量拋售。而且，拋售美債對於匯率穩定只能起到短期托底作用。長期匯率的穩定還需依賴於主權信用及其資產的優質性。
那麽，如何判斷主權信用資產是否優質呢？我們可以從市場投資者的持有意願、換手率、市盈率和市凈率之比以及關聯性主體的可持續投資凈回報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同時，還需考慮資本市場制度的規範性和完善性、交易量或交易手段是否存在管制措施等因素。
至於現階段中國主權貨幣「去美元化」即拋售美債是否可行的問題，我們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權衡。首先，中國仍處於從出口導向型向內需驅動型經濟轉型的過渡期，中低端制造商品出口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因此，我們不能輕易放棄美元結算體系。其次，中國主權信用、貨幣及其資產還不能完全「去美元化」，因為這涉及到社會觀念、市場經濟認知以及社會形態等多個方面的因素。最後，美債作為全球最優質的資產標的之一，其地位難以撼動。我們拋售美債並不能改變這一客觀事實。
當然，也有人會質疑美債的可持續性。他們認為美債擴張已經到達天花板，每年支付巨額利息成為美元霸權的最大隱患。然而，我們需要明確的是，美債並不是美元霸權最大的隱患。真正決定美元霸權能否持續下去的主體是購買美債的需求方或消費者。只要他們繼續認可美元的價值和穩定性，美元霸權就能夠經久不衰。因此，我們需要理性看待美債問題，並充分利用好由美元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
直擊核心，我們來深入探討美債的「要害」：聯邦制在某種程度上意外地增強了美債的信用基礎，使其流動性遠超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債券。這種流動性不僅體現了市場對美債的高度認可，也凸顯了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進一步說，美債的錨定主體極具多樣性，這得益於大洋彼岸開放包容的社會觀念、強烈的權利意識以及對個人自由的尊重。這些特質共同塑造了一個高度發達且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無論是商業創新還是學術研究，都走在世界前列。全球頂尖人才紛至沓來，為這一體制註入了源源不斷的內驅力，推動了從能源革命到科技革命，再到商業範式的多次變革。
不出意外，即將到來的第二次能源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如氫能源、可控核聚變、人工智能等，仍將由這片土地引領。這種強大的內驅性動力，促使社會各方面遵循市場經濟規律，推動現代化發展。
就連曾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也曾贊嘆：「當所有選擇都耗盡後，大洋彼岸總能作出正確的決定。」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其體制糾錯能力的強大。
此外，全球化秩序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舊秩序瓦解的基礎上，不斷催生新的、更完整的秩序。因此，各主權實體終將面臨考驗，若體制糾錯和管理能力不足，便會失去全球信任，從而永久喪失執政資格。
接下來，我們探討美元全球化金融及資本體系的「霸權」之處。這一體系利用美元在國際貨物市場中的定價權，透過推高大宗期貨和實際現貨價格，實作價值傳遞，進一步穩固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價值。同時，利用通脹推高價格，有效稀釋美債所需償還的固定期限利息規模，這與其內驅性優勢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美元的外化性優勢。
總結上述「要害」：資產和證券的流動性充裕、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強大的內驅性和外化性，以及個人自由意誌催生的權利意識和契約精神對商業生態的深刻塑造。
此外，個人自由意誌還促進了權利意識和契約精神的發展，這些觀念在商業生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確保了交易環節的順暢、制度成本的降低以及行事效率的提高。同時，這些觀念還促使人們在商業活動中權衡各環節的操作可行性，運用科學方法實作群體與個體利益的動態均衡，從而保障整個系統的可持續執行。
因此，美債規模擴張及其利息規模的高企，並非美元霸權最大的隱患。真正的隱患在於大洋彼岸一旦失去上述所有「要害」，這不僅將是美元霸權的末日，也將導致其構建的全球化體系走向終結。然而，這種隱患成為現實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
接下來，我們探討「印鈔換錨」的可行性。近年來，中國主權貨幣的價值錨定物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14年之前，貨幣價值主要錨定在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上。而2014年之後，隨著社會信貸的瘋狂擴張，貨幣錨定外匯的做法已無法滿足需求。因此，中國放開了錨定物的限制，將貨幣錨定從一攬子貨幣及其資產擴充套件至金融機構債權，以此擴張資產負債表，發行基礎貨幣，並投放給商業銀行或政策性銀行，以壯大社會信貸規模。
實際上，中國貨幣本身就是以主權信用計價的各類資產的價值錨定。這些資產包括國有資產、大型基礎設施以及一、二線城市核心區域的樓盤等。然而，在外部形勢惡化和內部經濟發展嚴峻的背景下，有人提議更換貨幣錨定物或方向。
對於這一提議，我們應透過實證思維和數理邏輯進行推導。首先，中國主權貨幣能否將價值錨定在黃金等貴金屬上？答案是不能。因為黃金等貴金屬的稀缺性無法與人類日益膨脹的需求和欲望相匹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就是明證。
其次，中國主權貨幣能否在進出口商品結算中全面替代其他外幣？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中國作為賣方市場，在結算規則上仍受買方市場制約。雖然我們可以推進與部份國家或地區的貨幣互換機制，但無法覆蓋所有國家。
最後，中國主權貨幣的價值如果徹底錨定國債會發生什麽？這種做法並不可取。因為中國金融交易主要基於信貸投放實作間接融資。無論是商業銀行購買行政主體債還是央行直接購買國債，都難以為實體經濟提供足夠的貨幣流動性。此外，中國發行主權債券在優質資產的交易流動性、認購基數等方面與美債相比存在明顯差距。
綜上所述，現階段推行徹底的「印鈔換錨」不僅不可行，而且可能帶來諸多後患。
主權信用資產保值策略：應對外部另類收割
在探討了印鈔換錨的不可行性後，我們接下來聚焦於資產保值的重要性。近年來，中國優質資產似乎一直受到外部力量的壓制，難以獲得反彈的機會。盡管偶爾有所回升，但總體來說，上漲的振幅遠不足以彌補下跌的損失。
特別是中概股和港股，從長期來看，其跌幅堪稱「大跳水」。同時，離岸貨幣匯率也從六區間跌至七區間。國內資產方面，房地產市場尤為明顯，一線城市核心區域的樓盤新建商品房價格同比下降約三成，其他地區更是慘不忍睹，部份地方的房價直接腰斬，甚至跌去六、七成。這種情況導致部份銀行理財或信托專案也出現問題，因為其底層資產正是以房屋為抵押物或與之相關的貸款。
資產量價齊跌，必然導致社會增量財富大幅縮水，而存量財富和資源也可能在債務違約或杠桿斷裂的危機中逐漸消耗殆盡。這就是經濟學家艾榮·費雪所提出的債務通縮螺旋效應，通常發生在經濟衰退或蕭條時期。一旦陷入這種效應，就會出現投資標的荒、個人收入和企業利潤下降或增長停滯，而社會物價卻持續上漲。這導致全社會各部門的收入增速不僅無法跑贏物價上漲，還輸給了貨幣發行的速度，從而使經濟系統乃至整個社會陷入越來越緊縮的狀態。
誠然，中國經濟體制存在的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是導致主權信用資產貶值的主要原因。但本文更想探討的是外部勢力對中國資產施加的動機和效果。
近期，關於美元加息是為了收割全球優質資產的討論日益增多。對於美元加息的動機，我此前已多次闡述過一個觀點：其施政動機或目的主要以自身形勢為主，對外界反應或影響並不那麽在意。但我並未否認其可能為了收購廉價優質資產而動用利率調節手段的可能性。
例如，近期亞洲各國貨幣大幅貶值，這無疑是美元持續加息的負面影響之一。但我認為，其對中國優質資產的收割手段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截然不同，采用了一種全新的、另類的手法，即在重新構建的全球化體系內尋求徹底實作「ABC」行動。
這一做法現已非常具體和詳細：首先，在中低端制造行業尋找能夠替代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地位的其他國家或地區，如近岸外包的墨西哥和友岸外包的印度；其次，在高端制造和科技創新領域對中國采取三段式策略，包括在市場準入方面透過知識產權專利或提高關稅等手段進行打壓，在技術套用規範標準方面構建不同的技術研制路線以分化國內出海企業的利益基本盤，以及在以美元或歐元等主導的商品定價、結算及儲備等交易市場中拒絕增設或拒收中國貨幣幣種。
外部勢力這種做法具有合理性嗎？如果遵循市場經濟的一價原則，當前全球化秩序並不屬於同一個市場經濟運作體系，因此形成了非對稱競爭的態勢。各方以自身生態席位所具有的資源要素為有利競爭，將其轉化為博弈籌碼，並勢必要達到均衡狀態。因此，只要各方動用方式、方法或手段不觸及現代人類文明道德和法律的共同底線，即不違反由普世價值觀所構築的國際法或公約條例，就無可厚非。
綜上所述，外部勢力采取的三段式策略不僅使中國主權貨幣國際化戰略化為泡影，還對中國大類資產進行全方位打壓，使其價格始終維持在低位區間，逐漸喪失在全球資本交易市場的主導權。
面對如此極端惡劣的狀況，我們如何實作資產保值？這不得不涉及到接下來要講述的「供求並舉」策略。
以舊換新與樓市去庫存：擴大內需與再分配改革
近期，為了貫徹落實「以舊換新」的決策，政府可謂是煞費苦心。為何今年要開展「以舊換新」活動？原因在於中國近年來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而產能過剩最嚴重的行業當屬房地產。
然而，我認為「以舊換新」主要是針對家電、家具等領域的產能出清策略。盡管房地產市場也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去庫存問題，但由於商品房涉及個人或家庭百萬元級別的儲蓄或杠桿，因此並非一兩次「以舊換新」行動就能完全消化。
根據經濟學家朱格拉的房產周期理論，至少需要5-8年，甚至10多年的時間才能徹底消化房地產市場的產能過剩。在此期間，必須嚴格控制土地供應和開發商經營貸款等，同時建立健全融資準入制度，將資金流動性註入相關主體，盡快修復資產端負債問題，然後開展良性且健康的住房經營業務。
從近期針對樓市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趨勢：對商品住宅去化周期長達36個月以上的城市將減少土地供應，同時各地方逐漸落實房企融資白名單和協商機制。
那麽，中國經濟最大的結構性問題是什麽？我們如何才能解決或改善它？
這就回到了之前提出的問題。我認為，唯有「供求並舉」的戰略，才能使中國大類資產保值，從而穩定主權信用。
什麽是「供求並舉」？簡而言之，我們既要維持全世界規模最大且效率最高的生產力水平，同時也要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有效需求來源地，擁有最旺盛的 購買力。
這就跟上面提出的「內外雙迴圈」經濟體系，以及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概念差不多，但「供求並舉」更多強調的是生產與需求並存，但又不是平行關系，而是彼此共生。
如今我們擁有全世界最頂尖的生產力，但在購買力方面，相較於發達地區，仍處於落後的狀態，而這也是我們被迫成為賣方市場的根本原因。
那麽要如何提高購買力，才能實作「供求並舉」呢？
我的答案是：基於存量資源的再分配，而非重點在於增量財富的創造上，尤其是如今咱們步入了後工業化、後現代化的發展階段，不僅在思想認知上要及時轉變過來，在行動上也得表現得更加積極才行。
首先，針對利益基本盤的存量資源再分配，一定會涉及到全方位的制度性改革，比如從地租經濟轉變成市租經濟，從土地財政轉變成股權財政等等。
關於這些，需要到今年七月份最高層議事後才能決定下來。
其次，如何構建並完善針對居民的三次收入分配制度；針對企業部門的減稅降費常態化、制度化，以及推動直接稅制改革；使居民和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盡快恢復過來，並且使其等的收入增速（勞動獲益增速）始終跑贏工業生產值或貨幣發行值的增速，對於再分配制度來說至關重要。
再來，增設民生保障和社會福利建設專案也能促進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既可以將原先投入到基建領域的大量低效乃至無效的財政投資，轉化為建設民生保障領域的有效投資，也可以透過盤活國儲的方式，形成可持續的資金流動性，註入到現有的社會福利及民生保障專案，或者幹脆新建一套全民基本收入保障體系，為再分配制度的建成做出卓越的貢獻。
最後，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體制，利用市場化運作的方式構建全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民生福祉專案。
比如近些年來，互聯網平台興起的各類「刷金幣」活動，只需要看廣告或刷影片就能獲取收益。
雖然從本質上來說，這種活動是各大平台為了留住使用者而使出的招數，但在往後步入「賽博時代」的背景下，以及人類學家尤瓦爾·赫拉利提出的「無用階級」論，作為補償被人工智能和工業機器人所替代的失業人員的解決方案之一，我認為透過構建並完善這種存量資源再分配的制度，足以應對未來這場必將發生的社會性危機。
寫在最後
綜上所述，面對外部勢力越發猛烈的攻勢，以及內部發展經濟時所累積的各種問題集中在一起快要爆發的嚴峻態勢，我方必須要規劃並打響一場對外反擊戰：
一來，提振經濟、鼓舞士氣；
二來，轉移目標，加強防禦的同時，還能在其他方面集中火力，發動壓制措施；
三來，充分發揮權力相對集中的制度優勢，將反擊戰演變成大決戰，一舉殲滅敵方的有生作戰力量。
對此，我個人提出了四大舉措，為這場對外反擊戰開啟策略上的行動思路，它們分別是：拋售美債、印鈔換錨、資產保值，以及供求並舉。
總之，此時此刻便是我方在經貿和金融等方面對外發動反擊戰的最佳時刻，只要十四萬萬同胞齊心協力、同仇敵愾、眾誌成城、團結一致，我相信這場對外反擊戰的勝利必定屬於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