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高科技產業研究交給大學、科學院去做，是很不幸的，我們走了很多彎路。」
看到這句話，很多人可能會怒斥：這麽氣焰「囂張」的話誰說的？這不是無視大學教授們的苦心研究麽？
先別著急反駁，看看這句話是誰說的。說這句話的人是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理事長，也是長江儲存董事長的陳南翔，是中國民族芯片地地道道的實幹家！
前段時間，在一段澎湃中國對陳南翔的影片中，陳南翔對民族芯片產業的發展訴說著自己的難言之隱。
陳南翔指出，中國追求的是芯片產業的發展，但過去這一任務主要由大學、研究機構和科學院承擔，他們更傾向於學術性的研究。但這和當前中國產業套用的現實困難不相符。
首先，我們必須要肯定陳董事長的實話實說。
實話不容易說，難能可貴。尤其在一個特殊時期，能把心裏的話說出來，更是難上加難。如果把陳董事長所說的學術管理行政化的問題，只看作是體制內的一種弊端，我想很少有人會和陳董事長一樣，敢光明正大地說出來。
因為這種問題，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所有想認真做實事的人心上，能發泄出來，而不是憋在心裏，陳董事長好樣的，長江儲存也不愧是打破外資記憶體壟斷的民族品牌。
其次，關於陳董事長對高校，尤其是對高校「學而不落地」的評價，就客觀而言，也是符合現在中國高校的實際情況。因為即便是針對一些專業性很強的理工類高校，老師們實際上的考核任務主要是發論文，而非在市場中競爭。
發的論文多，就能保住飯碗，就能獲得升遷，但內容是否實用，是否能經得起市場經濟的檢驗，沒有人關心。這就是陳董事長所說的「學術管理行政化」。
由於國內高等教育的特點，自985、211、雙一流，一路走來，就形成了這樣一個特殊現象。大把的錢都砸在了買器材，搞評分，寫ppt，編教科書，引進外國名師上，而真正和產業發展聯系密切的理工科院校，除了中科院和「國防七子」等頂級工科院校，其他能讓產業界看到成效的，寥寥無幾。
那麽，高校和企業應該如何更好地融合呢？
國外有2套典型的方法，第一套是矽谷的史丹佛模式。
史丹佛是一所非常實用的高校，它致力於讓學生在校園內，就感受到真實的市場環境。因此，史丹佛的很多專業，比如電腦、材料科學、電子工程等，都不是像其他國內名校一樣，讓學生埋頭苦讀理論，而是帶著學生去企業實踐。
第二套是美國勞倫斯利佛摩國家實驗室。
勞倫斯·利佛摩國家實驗室最初是由諾貝爾獎得主歐内斯特·勞倫斯和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共同建立，作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實驗室，在取得一定成果後，由官方接管，向外輸出技術。
上面美國的兩個案例可以看出，要麽是學生去參加企業實踐，或者知行合一的認知；要麽是教授學者取得成果，再校企聯合。
但老師沒有落地的成果，卻使勁逼著企業強買強賣的，確實不多見。
如果國內的企業合作，主要是行政攤牌，只是訂立各種學術性的合作意向書，而不是從成果到產業化，那如此一談一簽，和空談就沒什麽兩樣了。
所以回頭看，即便像長江儲存董事長陳南翔這樣的業內大佬，也有如此不吐不快，可見國內所謂的「校企合作」，有多效率低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