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產業經濟學邏輯

技術和產業展開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可見，科技和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的物化載體。既有的研究雖然已經充分強調了新技術和新產業在新質生產力中的重要性，但新質生產力所包含的技術和產業林林總總，這些技術和產業之間的關系與發展的邏輯，既有研究並未給出清晰的解釋。

新質生產力所催生的增長部門主要由動力產業、先導產業、新型基礎設施產業和引致性產業四類部門，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通用目的技術、先導技術、新型基礎設施技術和傳統產業改造技術組成。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新質生產力的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發展的一個總體邏輯是：首先，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數碼技術，是構成新質生產力底座的通用目的技術，承載這些技術的產業成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動力產業。其次，通用目的技術與智能駕駛、虛擬成像、腦科學等技術相結合，推動了新能源汽車、新能源、新材料、創新藥、生命科學、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構成新質生產力的先導產業。再次，通用目的技術和先導產業的發展都需要新型基礎設施作為支撐。相應地，通用目的技術與新的通訊技術和資訊科技相結合，形成新的基礎設施技術，加快更加高效、安全、可靠、穩定的雙千兆通訊網絡和算力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發展。最後，當通用目的技術和先導產業的技術發展與市場發展足夠成熟時，這些技術和服務開始向傳統產業擴散和滲透，並與傳統產業既有的技術相結合，推動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使這些產業成為新質生產力的引致性產業。

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各類生產要素組合和利用也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征，共同構成了基於發展新質生產力而展開的完整圖景。首先，在通用目的技術突破階段，基礎研究的積累和轉化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題。大學、科研院所和領先企業共同構成新質生產力核心能力的載體，來自大學的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和來自企業的商業模式探索對於底層技術突破至關重要，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對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與牽引。其次，通用目的技術逐漸趨於成熟，開始與新興產業的專有技術快速轉化和結合，如人工智能領域的通用模型開始發展為新興產業的專用模型，最終促成了先導產業和新型基礎設施的大規模產業化，以及全社會生產效率的大幅提升。在這個過程中，那些長於技術整合和商業模式創新的企業，通常是創業型企業，成為關鍵的技術能力載體，來自企業層面的主導商業模式設計，來自政府的套用場景培育和寬松管制環境供給，成為決定一國能否成為數碼技術浪潮引領者的關鍵因素。最後，當新興技術的成熟度足夠高、成本足夠低時，傳統產業開始成為技術浪潮的接力者，全社會生產效率進一步提升。但由於傳統產業的技術能力和成本承擔能力相對低下，除了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本身促成的技術擴散外，政府主動構建的面向傳統產業和中小微企業的技術服務體系，對於引致性產業的發展十分必要。

體制和政策展開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既是技術和產業漸次發展的過程，也是與這些技術和產業相適應的體制及政策持續探索並完善的過程。總體上看，新質生產力制度體系主要包括三個構成要素。

一是高強度的市場制度體系。縱觀人類工業發展歷史，後發趕超國家無不因為提供了相對於領先國家更加有力的產權保護、更加公平的市場制度體系，而實作了新技術和新產業趕超。如果中國能夠成為全球新質生產力的引領國家，一定是在激勵和保護數據、知識產權、企業家精神、科學成果、技能、創業等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方面，提供了相對於其他工業國家更加有效、有利於要素流動和經濟活動開展的制度。雖然有利於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市場制度體系的一般規定性是相對清晰的，如知識產權保護、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等，但由於市場經濟體制深度嵌入一國政治、文化和資源稟賦體系中，最優的市場制度體系一定是政府、企業、大學、科研院所、社會組織以及全體社會成員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充分互動和高強度學習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看，形成全社會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決心和承諾至關重要。只有當各類社會主體真正將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只有各類社會主體相信能夠透過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升自身福祉，只有各類社會主體對中國新質生產力領先發展抱有足夠的信心和抱負時，才能引致全社會的高強度的制度探索、學習和建設，從而推動中國的市場制度體系不斷調適並逼近最優。

二是完善高效的創新體系。功能完備、執行高效的創新體系，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能力載體。中國要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必須建成強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體系，透過加強研究型大學和國家實驗室的基礎研究能力、教學型大學的人才供給質素、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的競爭前技術供給水平，賦能通用目的技術、先導技術、新型基礎設施技術和傳統改造技術的突破性創新與套用。在創新體系建設方面，除了加大對科研院所的資金投入力度，應更加關註研究型大學、國家實驗室、共性技術研發機構治理機制的完善和提升，借鑒國內外頂尖大學的辦學經驗，建設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學，著力提升中國基礎研究水平，為推動原始創新提供強大的基礎研究支撐；借鑒成熟的政府社會合作模式，充分利用海內外高層次人才資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提供強大的共性技術支撐；針對目前國家實驗室以地方政府為營運主體的問題，強化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能源局、交通運輸部等關鍵部門對國家實驗室的牽引作用，切實強化國家戰略需求對國家實驗室的使命牽引，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更多資源支持。

三是協同有效的產業政策體系。為了彌補單純依靠市場力量推動科技創新的缺陷，讓新型舉國體制更加聚焦且有效，必須打破目前產業管理部門各自為戰、各搞一攤的做法，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協作，加強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清除新技術、新產業管制或扶持的政策盲區和死角，強化結果評估，弱化過程監管，建立層級更加扁平的舉國體制組織實施機制，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更好協調產業安全政策、競爭政策和發展政策，明確產業安全政策和競爭政策相對於一般性產業政策的「上位政策」地位，清晰界定產業發展政策制定和實施部門、產業安全管理部門、產業競爭政策實施部門之間的權責邊界與工作介面。建立更加包容的新技術、新產業監管框架，加快智能駕駛、工業互聯網等數碼技術關鍵領域的規模化產業化，透過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更好發揮醫療服務需求對生物醫藥產業的領先市場牽引作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3月21日第2857期 作者：賀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