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潮（crop booms），是伴隨著農作物商品化出現的⼀種農業的劇烈轉型。它的特征是大片土地被迅速轉變來種植某種新的單一作物（或近乎單一作物），同時土地利用轉型的時間跨度超過一年（Hall, 2011）。這種現象往往發生在生態環境良好、適合種植多種作物的地方，如全球範圍內的熱帶和副熱帶地區、中國的西南地區等。這些地區勞動力成本較低，種植作物的優勢明顯，然而，這些地方通常也是生物多樣性豐富且生態相對脆弱的地方。因此作物潮在一定程度上會對當地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
據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生態人類學家何俊介紹，關於作物潮，全球已經進行了20多年研究，因為全球化行程中，商業化作物種植進一步擴充套件，最近一段時間更受到了高度關註。他和他的研究團隊王冀萍、楊斌、熊思雲近年來對中國境內外的作物潮案例進行了研究，相關論文已陸續發表在 Land 、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 和清華大學的【田野調查】等刊物上。他們發現，作物潮具有空間的維度，在不同的地方，激發的應對行為和社會互動並不一樣。此外，作物潮還具有時間的維度，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人們對種植哪種作物的態度也受到當時社會和情境的影響。盡管人總是試圖用可復制的經驗和單一的手段從土地中快速獲取資源，但是作物和人的關系並不那麽簡單。
5月22日是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澎湃新聞就作物潮現象在全球和國內引發的生態和社會變遷采訪了何俊。
澎湃新聞： 你的團隊為什麽會研究作物潮這個並不新鮮的現象？
何俊 ：人類學家關心田野是什麽樣子的。過去，我們看到的田野有玉米、有樹、有人、有草，感覺上是非常多樣、非常美妙的一種田野。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可能是非常單一的、標準化的、科學化的面貌。
過去，人類學家研究刀耕火種，比如我們學院的尹紹亭老師已經證明了刀耕火種不會威脅生物多樣性、並對當地的生計和發展有非常積極的影響。過去我們看到的刀耕火種地、輪歇地是這樣的（圖1左邊），現在可能看到的輪歇地已經變成這樣子了（圖1右邊）。我們的田野多樣化在喪失，單一的經濟作物種植，完全改變了我們整個田野景觀。
圖1，何俊、楊斌、許建初供圖
如果夜晚你去到熱帶地方，像河谷或者西雙版納，可以經常看到夜晚成片的亮光（圖2），這是成片的火龍果種植。這就是經常讓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我們的田野，我們的農村，到底發生了什麽？
圖2，火龍果的種植田
澎湃新聞： 一般認為作物潮會產生哪些影響？
何俊 ：在全球範圍內，對作物潮大多持負面態度。比如對於環境的影響，作物潮會導致森林面積的減少，過去的刀耕火種地實際上多為森林，現在變成單一作物種植了。種植的單一化也帶來了很多生態問題，比如水土流失、農藥化肥的過度使用，增加碳排放、生物多樣性喪失等等。
我們人類學家更關註作物潮帶來的社會影響，那就不僅僅是簡單的正面或負面了。作物潮在某種意義上有不少正面影響，如提高當地的收入、使當地農業市場化、提供就業機會、地方能力提升等。過去，人們自給自足，但現在農民已經進入市場經濟，種植作物並將其賣出。全球化的作物交易促進了當地的經濟。
作物潮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深遠的。首先，作物潮可能帶來土地的掠奪。外來的資本或者村裏的精英可能會租走所有的土地，然後獲得更多的利益。其次，可能會帶來社會的分化，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窮的人越來越窮。因為有錢人有更好的市場連線方式和種植技術，可能會導致利益分配的不均。再者，市場變化很快，可能會使當地老百姓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脆弱。如果市場崩潰，他們的家庭可能沒有任何收入，他們種植的作物可能全部爛在地裏。最後還有移民問題。例如，在西雙版納，現在割橡膠的都很少是傣族了，而是從湖南等地來的漢族。這也帶來了一些社會文化沖突，需要我們進行研究。
小農、企業、政府三方合力下的作物潮
澎湃新聞： 你們團隊研究了作物潮在全球和在國內情況的異同，有何發現？
何俊 ：我們系統地回顧了全球128篇文獻案例，以了解全球土地掠奪的情況。大多數現有研究集中在熱帶地區，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老撾、柬埔寨等，以及非洲。這些地方因為有良好的氣候條件和水肥條件，適合種植不同的作物，因此也出現了更多的作物潮和土地掠奪的案例。這些案例中，土地掠奪的主體既有國內的，也有來自國外的。中國到老撾去租土地種植作物在2016年至2018年間尤為突出，相應的案例研究也增多。
在這128個案例中，絕大多數案例的結果是負面影響，也有一些案例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大約占40%。
在社會影響方面，我們發現土地的所有權，特別是傳統權屬，在很多時候實際上是被忽略的。傳統的生計完全被剝奪，還有結構性的改變，特別是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移民搬遷，為了拿走這片土地而把當地的人全部搬走——這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出現。還出現了性別不平等、精英的捕獲，人們的經濟收入變得越來越不平等。
從環境影響方面，128個案例中有70個案例表明森林面積確實減少了，水資源受到汙染，生物多樣性減少等。也有的案例證明，結果並不是簡單的正面與負面，而是更復雜的問題。
我們在中國選取了雲南咖啡種植的案例進行研究，主要探討小農戶對咖啡種植的影響。我們的主要問題是，是否出現了大規模的土地掠奪？是否有很多小農戶變成了失地農戶？在咖啡種植的過程中，是否有很多農戶因為土地被掠奪而出去打工？是否在農村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平等？
我們選取了雲南省的普洱、德宏和保山三個咖啡種植較大的地方作為研究點。因為咖啡主要種植在熱帶和副熱帶地區，而中國現在是全世界咖啡生產量和出口量的第七位，90%的咖啡都來源於雲南，其中70%來源於普洱。所以，這三個地方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國整個的咖啡種植情況。
我們發現，咖啡的生產在2001年開始出現作物潮，大約在2011年達到高峰，然後在2019年到2020年間有所下降，但現在又開始上升。我們在作調查的時候，發現老百姓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砍咖啡樹，現在老百姓又重新開始種植咖啡，因為喝咖啡的人越來越多了。
在我們的三個研究點中，我們發現大多數農戶依然依賴他們的農地，依然在從事農業生產，而不是出去打工或者獲得其他的薪金收入。在咖啡種植的過程中，大多數人都參與了咖啡生產，咖啡的收入占了他們總收入的大部份。這說明，作物潮對於當地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重要性。我們也發現，進行一定粗加工的村莊，他們的收入要高很多。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農戶實際上並沒有把自己的土地租出去，反而是租了一小部份土地進行咖啡種植，因為咖啡種植的收入較高。這與全球的情況完全不同。
在經濟收入方面，我們的研究結果也與全球的情況不同。我們發現，經濟收入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區分化。這主要是因為大多數農戶依然依賴農業生產，而不是出去打工或者獲得其他的薪金收入。
之所以出現這些不同於全球一般趨勢的情況，是一個原因是中國的土地所有權相對比較安全。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農戶的土地往往是傳統權屬，沒有正式的權屬和合約。而在中國，農戶的土地有地契和合約，雖然這些地契和合約的期限是30年或50年，但讓他們能夠在作物潮中獲得收益。
此外，如果小農戶能夠參與價值鏈供應鏈的高端，他們獲得的收益就會越來越多。例如，有兩個村子的農戶，他們的收入都超過了50%以上，主要是因為他們對咖啡進行了粗加工，包括剝皮、水洗和晾曬。
我們還研究了在什麽條件下小農戶能夠更好地應對作物潮。我們選取了雲南西雙版納的一個村莊進行研究。我們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選取了一些生計韌性的指標，並對這些指標進行了定量分析。我們發現，那些把土地租出去一部份、自己也種一部份的農戶，他們的韌性反而更高。這說明，當地農戶參與作物潮中，能夠提高他們的生計韌性。我們還發現，只要農戶進行多樣化種植，市場也能夠提高農戶的生計韌性。
這些結果與前述全球的研究結果完全不同，我們必須從多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在全球範圍內，對作物潮的研究大多持負面態度。西方媒體從他們的角度出發，對這種現象持批判態度。然而，作物潮對經濟發展確實有很大的提高，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管理這個問題。拿橡膠種植來說，現在西雙版納也在做環境友好型橡膠園，把橡膠種植的密度降低，與其他物種混合種植，既提高了生物多樣性，也減少了對土壤板結的影響。
澎湃新聞： 除了土地所有權的特殊性之外，發生在國內的作物潮還有什麽特點？
何俊 ：在中國的作物潮中，小農戶是主要的參與者，有很強的機動性，如果市場大規模下跌，他們可以抵禦風險，可以自己做一些其他的種植。如果價格比較好，他們可以相對擴張一點點。
中國的小農戶並不是獨自一人在種植，他們可能會與合作社或者訂單農業等方式結合。例如，普洱的咖啡種植者就會與雀巢和星巴克簽訂合約，只要咖啡的品質達到一定標準，他們就會全部購買。即使咖啡價格下跌，農戶依然有雀巢和星巴克這樣的大公司作為保障。當咖啡價格上漲時，他們可以賣給雀巢和星巴克，還可以賣給其他地方，從而獲得更多的收益。
作物潮是一個過程，先是價格上漲，然後是價格下跌。對於某些作物，這可能確實是一個大問題。例如，雲南的瑪卡種植，瑪卡是一種藥材，在高海拔的藏族地區種植。瑪卡一開始可以賣到幾百塊錢甚至上千塊錢一公斤，現在卻只能賣到幾毛錢一公斤。這種大振幅的價格下跌，最後虧本的其實不是老百姓，而是大公司。因為大公司租了很多地，買了很多種苗，而這些都很貴。反而小規模的農戶虧得不多，因為小規模農戶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他們在種植的時候追求的是風險最小化。而大公司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小規模農戶在作物潮過程中，他們不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種作物上，他們會種植一些，然後再種植一些其他的，因為多樣化是抵禦風險最好的方式。
此外，國外作物潮的發展一般是由大公司主導的，而中國則是由國有企業和農場主導的。最早的時候，都是國營農場、國有機構先做這種示範試驗，然後小農戶才開始種植橡膠、香蕉、咖啡等等，而且種植方式比較多樣化，這樣就形成了作物潮，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邊疆和貧困地方的發展有一些好處。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它對生態等方面還是會有負面影響。
澎湃新聞： 很多地方都想打「某某之鄉」的旗號來大力發展某種單一的標誌性的農產品，但也並非都能成功。在普洱咖啡的案例中發現普洱的小農韌性更強。除了土地所有權的不同和小農戶傾向多樣性種植的因素之外，還有哪些因素使得他們的韌性更強？
何俊 ：我們與國外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政府的支持。在國外一些政府比較腐敗的地方，他們對當地人的責任感不強，拿了錢，租了地，然後就不管了。我們與外國同行交流時，他們形容在中國，政府的作用更像是一個「老父親」（Big Daddy），既要管你，又要幫助你。
以普洱為例，當咖啡價格大振幅下降的時候，當地政府也在想辦法。政府在普洱建立了一個全世界的咖啡交易中心，雖然交易量並不多，價格也不怎麽樣，但政府先把它打造起來，讓小農戶可以在那進行交易，甚至小農戶一家一戶可以掛牌在那進行交易，把他們和市場連線起來。政府在最早引入雀巢以後，又把星巴克、科斯塔等企業引入，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對咖啡的宣傳等等。
比如，當雀巢最早來普洱投資的時候，政府在裏面起到了很多協調作用，包括推廣雀巢的一些標準，幫助小農戶和雀巢進行協商，比如價格的問題、品質的問題、種植模式以及技術培訓的問題。雀巢早期對中國的咖啡種植農戶的培訓都是免費的，甚至引入了一些新的品種，這都是政府爭取到的。
澎湃新聞 ：對其他地方來說，普洱的經驗可復制嗎？因為普洱的案例中，對於地方政府的能力要求會比較高。
何俊 ：確實，時機和市場環境對農業投資的成功有很大影響。比如說，普洱的咖啡種植很成功，但在德宏的咖啡種植就遭遇了困難。德宏的農戶收入不佳，而當地政府扶持一家本土公司（後谷咖啡），希望能成為龍頭公司並與農戶進行訂單農業收購，但因無法與雀巢和星巴克等國際大公司競爭，最後破產了。當地政府出於保護主義的思想，禁止雀巢和星巴克等公司到紅河和德宏投資，但結果自己扶持的企業發展不行。其實，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越自由的市場，競爭越多，其實是越好的。小農戶也可以透過競爭獲得更多的收益。這個例子說明，作物潮現象的實際情況是非常復雜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市場環境，種植作物的特性等等。
作物塑造社會關系
澎湃新聞 ：你們團隊還研究了中國在老撾的農業投資案例。老撾是作物潮研究的熱點，很多西方國家都在那裏種植經濟作物，獲取資源。如果從多物種民族誌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在老撾農業投資的案例，由物種造成的社會關系是怎樣的？
何俊 ：我們的一個博士生在老撾進行了兩年的研究，但由於疫情，這個研究專案被迫中斷。盡管他已經畢業，我們仍希望能對這個專案進行補充調查，以便更好地完成這項研究。
老撾是全球作物研究的熱點地區之一，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老撾的土地廣闊，人口稀少，這為經濟作物種植提供了大量空間。越南在那裏種植大量的玉米作為飼料，中國人一開始在那裏種植橡膠，後來又種植了香蕉、西瓜等各種水果。此外，西方國家如瑞士、美國和澳洲也在那裏投資種植案樹，用於造紙業。
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研究都指向中國，批判中國人砍伐樹木後種植作物，然後離開，認為這是國家主導的行為。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中國最早在那裏開展種植活動，是為了替代鴉片種植，因為當時老撾北部的金三角地區鴉片問題嚴重。在聯合中國進行禁毒後，中國為當地人尋找生計，最早是由公司主導在那裏種植橡膠。
隨著經濟的發展，許多小規模的民間投資者發現老撾有很多機會。現在，老撾的農業投資主要來自小規模的民間投資，而政府的投資相對較少。這些投資者包括當地人和小老板。與西方文獻所述並不完全一致，實際上投資者的性質是多樣的，包括政府和民間的投資。
我們特別關註民間投資，因為民間投資的規模相對較大。我們發現，老撾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西瓜種植、香蕉種植和橡膠種植等領域。西瓜種植是短期的，香蕉種植是中期的，而橡膠種植則是長期的。投資者的行為因作物的種植周期而異。
西方文獻通常認為，中國人是最大的投資者，他們向當地人支付地租，然後種植作物，完成後就離開。有的甚至涉及與當地村長的腐敗問題，以很低的價格拿走土地。對當地人沒有貢獻，都是中國人自己去種植，導致當地連薪金收入都沒有。
我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情況其實很復雜，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情況。
例如，西瓜的種植確實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因為西瓜在一塊地上連種兩年，第二年的產量就會很低了。所以這些小規模的民間投資者跟當地人的關系確實不怎麽樣，因為他們都很短期，租地也就租一年兩年，也有一些腐敗的問題。
香蕉的種植就中期一點，三四年這樣子，投資者就會跟當地的人有一些接觸，有一些聯系，甚至跟當地人一起來參與一些種植。
橡膠的種植就比較長期了，二三十年。很多橡膠的投資者其實不是資本雄厚的大老板，而是原來在雲南邊境上的一些有點錢的少數民族。因為老撾是老族，跟西雙版納的傣族很相近，跟這邊的民族像哈尼（阿卡）在語言和文化上也比較通，他們去投資就比較長期，會跟當地人文化上各方面交融得更好。我們在調查中提到過，他們在村子裏邊甚至免費給當地人修了一個廟。因為當地人信仰南傳佛教，對於他們來說，房子破破爛爛沒關系，一定要有個好的廟。
中國人給當地人修了一個很好的廟，他們非常感謝中國人。再加上橡膠種植在山地裏，選擇的都是相對來說比較差的土地，老撾人本來覺得這地也沒什麽用，租給投資者，又可以拿到收入，挺好的，然後雙方的關系也處得挺好，所以就覺得對橡膠投資者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我們發現，中國民間投資者在老撾的投資行為是非常多樣的，而且這些不同的社會關系並非中國人的文化或者是經濟收入本身所決定，很多時候是由於物種本身的自然生態內容，決定了該如何跟當地人打交道，既保證物種能夠在這裏生長得更好，也保證人能夠獲得收益。
維持平衡與適應變化
澎湃新聞 ：一般來說各地都有一些傳統上合適種植的作物，作物潮長期來看對當地環境來說肯定有一些負面的影響。你們的研究有沒有關註到這些影響？
何俊 ：沒錯，在雲南當地，我們發現咖啡種植過於密集。現在我們強調的是咖啡的混農林業和多樣化種植，也就是說，咖啡不應該種植得太密集，而應該與其他作物或堅果類作物進行混合種植。這種思路與橡膠的種植思路是一樣的，我們認為多樣化種植是最好的。
另外，咖啡加工過程中脫殼出來的水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政府現在也在考慮如何處理脫殼後的咖啡。橡膠的處理方式比較成熟，橡膠籽可以拿來榨油，橡膠籽殼可以壓成纖維板。但是，咖啡現在還沒有找到很好的處理方式。
我認為關鍵是如何能夠達到一個平衡，蜂擁而上的作物潮是最可怕的情況。
澎湃新聞 ：確實，有一些地方，在行政力量的主導下會產生很多改天換地的做法。現在國家倡導生態文明，希望居民的生計和當地的生態能夠獲得平衡，實踐起來其實蠻難的。你覺得需要註意哪些問題？
何俊 ：我認為我們需要註意的問題很多。例如，當我們面臨大量的作物潮現象時，通常都會強調好的一面。但實際上，有些地方的問題是由於當地政府的政績考核。政府要求在一年內完成大規模的推廣，完成幾千畝甚至幾萬畝的種植，只關心完成種植的任務，而不關心後期的深加工。比如在雲南，最早的時候，雲南的核桃種植很有前景，但是後來要求全部種上核桃，結果現在雲南的核桃種植過多，以前一畝地可以收入2000塊錢，現在一畝地最多賺200塊錢。這並不是因為種植太多，而是深加工不夠。像核桃，核桃仁剝出來可以做一些早餐、糕點，但是深加工不夠，所以導致價格下跌。
我覺得政府需要考慮多樣性，不能只依靠短期的政績考核方式來完成任務。再好的物種，再好的市場，突擊式的推廣，幾年就垮掉了。比如現在咖啡價格漲那麽高，城市消費在不斷提升，對於咖啡的消費在不斷提升。因為咖啡的口味和烘焙等等的要求很高，後面的深加工的這一塊政府往往不會考慮。而且，市場的培育也需要一定的時間。
另外，在大規模推廣某種作物時，要多聽一聽農民的聲音和一些地方性知識。經常說「高手在民間」，「走出辦公室都是辦法」。現在單一種植產生的生態問題，其實大多是沒有采用傳統的混合種植的做法。
第三，我們需要企業有更多的社會責任。現在中國的企業也慢慢成熟了，像阿裏也搞螞蟻森林對吧？國外的一些大企業，比如石油公司，都有專門投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金會。如何引導咱們的企業承擔保護生態的社會責任，可以做一些工作，國際上都有很多成熟的做法。
我想，從政府、地方和企業三個方面合力，應該可以達到一種好的平衡，當然這個平衡是動態的過程，可能過一段時間又要調整。
澎湃新聞 ：你們團隊2023年在微信公眾號上列過「2023全球生態人類學的十大科學問題展望」，其中有一個問題是：「當今生態人類學界討論的傳統生態知識，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保護了生態環境？」這個問題你自己的答案是什麽？
何俊 ：我們沒有完全的答案，因為這是一個科學研究問題，需要大家一起來探索。我們曾經討論過地方性知識和生態保護。比如，對於神山聖湖，我們無需過多幹預，因為它本身就應該保持自然狀態。然而，對於刀耕火種的方式，雖然它可以保護生態，不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影響，但我們也發現刀耕火種確實會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有的地方可能過於浪漫化了這種方式。但如果我們再對比一下，那些做了很多年的刀耕火種的地方，並沒有造成大規模的水土流失。這說明他們的做法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們也在不斷變化，比如過去刀耕火種輪休十年，現在輪休五年，水土流失自然會增大。他們的做法也在改變，從全部燒掉變為只燒一小片，他們也種植其他的作物，甚至建立了防止水土流失的木質擋墻。
現在的科學知識需要地方化，因為科學知識很多是在實驗室裏產生的，比如實驗室裏可以產5000斤，但到了地裏可能就產不了5000斤，我怎麽辦？我需要用我自己的辦法。還需要將地方性知識科學化。有很多地方性知識是有效的，有意義的，但並不是完全有效的，需要將它進一步科學化，才能獲得更好的適用範圍。
現在全世界也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地方性知識的有效性，我們不能過於浪漫地看待這個問題，說地方性的草藥一定好、一定有用，我們需要看草藥治什麽病。
澎湃新聞 ：地球進入人類世的說法令越來越多的人信服，人類的活動，特別是科技的進步，對地球生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作為生態人類學家，你眼中的人類和自然的關系是什麽樣的？
何俊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可能在60年代、80年代提這個問題給我，我肯定會說人類可以征服地球，人類可以上天，可以下地，人定勝天。但是現在發現其實人類很渺小，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人們還要重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然的話就會受到很多的影響，包括氣候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