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清朝與民國時期，還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任何普通個體農民家庭，都無法獨自獲得顯著發展。靠家庭有限的資金、土地和勞動資源建設、經營80畝魚塘（相當於80個村民的土地總和，並來年擴大了四倍）以及用5000元（相當於80戶人家一年總收入）購買魚苗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獲得外部資金與專業知識的支持。
在16-18世紀的英國，以及荷蘭等其他歐洲國家，商人階層與銀行家提供資金與企業家精神，在外包加工制下，基於商人提供的信貸、原材料與農民提供的勞動進行投資，並由商人提供行銷渠道和承擔經營失敗風險。從而使農民勞動力價格被壓到最低（導致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
80年代的村支書，都是鄉鎮企業的ceo
從永聯村案例，看市場在農業革命的重要性
在永聯村案例中，吳棟材（村書記）與其他村領導，承擔了將成千上百個農民家用群組織起來的責任；當地國有社區銀行提供貸款，並承擔資金回收風險。因此，與英國、荷蘭類似，融資與企業家精神，在永聯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資金與企業家精神的來源大為不同。政府的基金和社隊領導的企業家精神，使永聯村實作經濟轉變。
更重要的是，如果市場不存在，永聯村的這個投資漁業的決定，可能威脅整個村民的糧食安全。因為魚並不是村民飲食的完全替代品，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市場交換，如果失敗，許多家庭可能挨餓。因此：
第一，集體所有制的存在，決定了漁業投資的糧食安全風險，由全體村民家庭分擔，不至於使投資個體傾家蕩產
第二，這項投資，依賴於一個極大的和安全的魚市的存在，以保障銷售的成功或是降低產品賣不出去，和被搶劫盜竊欺詐的風險。因此如果沒有20世紀70年代末，全國範圍整個城鄉商業貿易的推廣，永聯村不可能獲得最初的商業成功。
現在的永聯村，比我老家的鎮都發達
值得註意的是，當地社區銀行，提供5000元的初始貸款，不可能在私有產權制度下，透過集中80戶以上村民家庭的儲蓄獲得，除非金融銀行已經相當發達（想想目前非洲的農村和印度農村的情景就知道，這在20世紀70-80年代的中國也不可能）。
此外，由於永聯村沒有任何抵押品，這項沒有擔保的貸款是有風險的。 基於社區銀行對村長個人聲譽的信任和政府的扶貧政策，永聯村才能獲得這項貸款 。有商業頭腦的商業銀行，不可能這樣做，更可能把稀有資金投向城市的房地產，或股市或黃金或流向已開發國家的債券市場。
換句話說，集體土地所有制，顯著降低是社會交易成本和組織成本 。從而不僅降低了企業進入門檻，而且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村民不必私人購買土地或多個土地所有者簽訂合約。 因此，私有土地產權和私有企業產權，不僅不必要，還可能妨礙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 。
最後再提醒下，關鍵的因素（甚至比政府直接支持企業更重要）是有序市場的建立。在有序市場上，村民先購買魚卵或魚苗作為投資，在銷售成熟後的肥魚 。分散孤立的農戶和村莊，在沒有安全的公路和水路連線，戰亂欺詐偷盜和搶劫盛行的情況下，不可能建立那樣的聯系。
（* 有必要再次引入亞當斯密來回敬以下觀點：一味強調私有產權和民主制度，是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絕對前提和首要條件的制度經濟學家 。像分散在廣袤無邊的蘇格蘭高地的孤獨農舍，和微小村莊這樣的地方，每一農夫都必須在家庭中，充當屠夫和麪包師，以及釀酒師。這種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裏，我們不能指望在20英裏範圍內，發現一個專業的鎖匠和木匠，這些相距至少8-10英裏遠的家庭，必須學會很多種瑣碎的技能，而這些技能在人口密集點的城市，在專職師傅提供的，這樣分散的地區不可能有任何貿易和勞動分工產生）
沒有市場交換的農業革命，都會破產
其實，在教員時期，也強調農村多搞副業和多種經營，但是由於沒有市場交換，來支撐產業分工和規模效應，這種多種經營對提高農村收入效果不佳。
比如在1978年改革之前，永聯村嘗試過許多辦法幫助農民脫貧致富，搞鄉村工廠和農產品多樣化。但這些方法並不以市場利潤為目標，不允許透過把剩余產品送去外地交換來賺錢。例如：自1973年起，永聯村建立起生產各種輕工業產品的小廠，來滿足當地村民的需要，如土布廠、羊毛衫廠、草編廠、手套廠、方釘廠，但這些都不盈利，最後基本都破產
在16-18世紀英國同樣發生類似的農業生產力變革（如作物多樣化、商業化養殖、從維持升級型農業，專項商業化的專業農業和羊毛生產，把土地轉化為圍欄養羊牧場，實行土地流轉，土地排水和開墾，形成原始基礎設施與國家毛紡市場）
但英國農業革命經過數個世紀才完成，它極大促進圈地運動的發生，是生產力最高的土地為少數人所有，失地農民被迫進入城市成為僱用勞動力，這種全國性土地改造，由全國對羊毛作為紡織業基本原材料的需求快速上升所催化和推動，並收到富有商人和大地主資助。
因此，那些商人和地主是農業革命與土地轉化（圈地運動）的直接受益者，而普通農民並不是。值得強調的是，這個革命性過程與1688年光榮革命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