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曉，住家阿叔開著三輪摩托，將自家種的蔬菜運到集鎮上售賣，新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在旅遊開發之前，猛景萊大部份村民都以務農為生，從最早種植水稻，到後來的橡膠，再到如今的火龍果和蘋果棗。無疑，從稻作到經濟作物，預示著村民逐步被卷入市場，平添許多不確定因素，希冀間夾雜著不安。阿叔幾年前改種火龍果，從租地、育苗到施肥，投資了十幾萬，前幾年價格還不錯，但種的人漸漸多了，價格自然往下走，由不得人。田野最初，我們跟著阿叔去過他家的火龍果地，離村寨不到兩公裏，現在正是火龍果收獲的季節，大概半個月可以采摘一次，阿叔家裏忙不過來，雇了幾位阿叔阿嬸幫工，他們來自臨滄，在附近村寨租房暫住。阿叔說，疫情之前還能雇到緬甸工人，工價便宜，疫情結束後，緬甸勞工進不來了，工價自然就漲了，沒辦法。采摘的火龍果當天就要送到收購站，按照品質定價，阿叔會留下一些不同品質的火龍果，在家裏兜售給遊客。
村民的火龍果地
之前村民也種了不少橡膠樹，但膠價起伏不定，2018年跌至七八元一公斤，若是算上割膠、運輸費用，可能連本錢都收不回來，村民只好擱置，另謀出路，只是偶爾去林間照看一下。2012年，打洛邊境遊恢復，之前曾因緬甸猛拉博彩業興盛而一度停止。猛景萊作為邊境村寨，兼具鄉村風景與民族特色，漸受遊客青睞。地方政府、旅遊開發商順勢而為，推動村寨景觀打造，集傳統村落保護、田園風光、熱帶農業以及休閑旅居為一體，直接將村寨轉變為景區，村民每年可從景區門票中獲得一定提成，村中一部份土地也租給旅遊公司，用於景區建設，在景觀營造中，還融入了傣族非遺（傣陶、傣紙、竹編、榨糖、傣錦）體驗專案，部份專案並非猛景萊固有，屬於民族旅遊開發中的「文化拼接」，在增加旅行團遊客參與感的同時，也制造出一個大眾易於接受的傣族印象。
旅遊為村民帶來收益，也悄然改變著村民的日常生活。不少村民借旅遊開發之「東風」，開始自建民宿，經營農家樂牌。早期的民宿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傣樓中改造，在二樓隔出一部份空間讓遊客居住，但這樣分隔出來的房間條件有限，通風、采光都不盡如人意，比較適合深度遊的背包客。隨著旅遊的發展，有的家戶開始在原有傣樓旁重新建起附樓，在房間中加裝衛生間，使之達到客棧的標準。再後來，有的村民索性重建傣樓，融入不少現代民宿的元素，包括隔音、空調、舒適、美觀等等。民宿的發展使旅遊的前台和後台進入尋常人家，越來越多的村民逐漸接受陌生人的「進進出出」，習慣用不太熟練的普通話與他們交流，漸漸開始用遊客聽得懂的方式介紹傣族的風俗習慣，如果需要，他們還能為遊客做上幾道可口的傣家飯菜。而農家樂牌的經營，也在改變著村民的起居作息和飲食習慣，他們需要對傣族菜式做出新的調整，比如「孔雀宴」，一種被旅遊文化包裝出來的傣族宴席，又如，基本不再制作「剁生」，因為大部份遊客不吃生肉。
村寨中的民宿
2016年，猛景萊的旅遊達到高潮，旅行團、背包客紛至沓來，與打洛邊境一日遊、獨樹成林景區一同構成環線。村民配合公司開發，積極參與傣族村寨旅遊，本身自然也被置於遊客的凝視之中，成為一種關於「原真性」的文化展演。可是，好景不長，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邊境關閉，旅遊全線叫停，不少村內新修的客棧就此閑置，直到如今才慢慢有所起色。不過，疫情對村民的沖擊沒有想象中嚴重，雖然過去旅遊開發如火如荼，但並非全民參與，很多家戶僅將之作為收入的一部份，農業經濟依然是重要的收入來源，加之客棧都是建在自家宅基地上，也就沒有太多的日常耗費和支出。但這對旅遊公司影響極大，疫情中基本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況，這也迫使公司在疫情之後重新設計旅遊規劃，加入康養、研學等專案，這些專案似乎更加「高端」，村民參與度隨之降低，獲益較少，積極性自然也有所下降，甚至對如何合作開發村寨旅遊產生分歧。
旅遊開發，就如雙刃劍，在保持文化自信、自在生活與提供旅遊服務、創收獲益之間，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首先，被建構的傣族文化漸漸進入猛景萊村民的日常生活，寨心、神樹、佛寺、傣陶、傣紙、傣錦，這些外界對傣族文化的簡單理解被旅遊景觀進一步固化，加之村民的參與和導遊的講解，則加深了這些脫離原生態語境的刻板印象。其次，在猛景萊，不同時期旅遊開發的側重點不同，景區旅遊路線的設計，將村寨分成了「中心」與「邊緣」，中心區較為旅遊化，村民生活成為旅遊展演的一部份，民宿、餐飲也集中於此。而在不同地段，旅遊帶來的收益和影響自然不同，村民對此意見不一，關系也變得更加復雜。再者，民族旅遊，作為現代性產物，對映著城市人對田園景色、休閑生活和民族風情的想象，一旦實際情況與其期待不符，便有可能產生情緒與不滿。在田野中，我們就經歷了關門節期間住在村中民宿的某一遊客以影響休息為由，執意要求村民停止歡聚，顯然，她所想看到的，或許並不是真實的民族文化與生活，而更似一種想象的消費文化景觀，一種城市中無法實作的幻夢。
傣陶研學
遊客與東道主，來來往往之間，也在相互影響。「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與旅行者的詩和遠方相映，同樣帶給村寨年輕人不少憧憬與期待。村中的年輕一代，大多有外出打工的經歷，更希望自己的子女好好讀書，將來能過上好日子。村中學習好的小孩，大多已離開村寨，到猛海或是景洪就讀中學，準備高考。但是，對於村民而言，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無奈。訪談中我們發現，他們對村外世界的理解，多少是在一種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下逐漸形成的，訊息來源復雜，網絡、媒體、坊間傳聞，以及自身和親朋好友外出謀生的經歷等等。他們希望子女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發展，但他們對城市生活究竟怎樣，大學、專業與未來職業的關系如何，又怎樣實作這樣的目標，卻更多存於模模糊糊、朦朦朧朧之中。而對於更年輕的一代，面朝黃土背朝天、以農為生的傳統農村生活太過辛苦，大抵不是他們的最佳選擇。如今，村中的田地，多數都是五十歲以上的村民繼續耕種，若是家庭勞動力不足，索性租給他人種植經濟作物，留下來的年輕人，要麽在村寨開民宿，要麽在鎮上打零工，很少參與家中農事。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村寨的年輕人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向往，也都躍躍欲試，但猛景萊卻沒有出現與內地農村一樣的空巢現象，目前村中大約還有六七成年輕人留在本地。疫情之前，一部份年輕人外出務工，甚至去緬甸種植經濟作物，也有村民從事小額邊貿。疫情之後，很多人選擇就近工作，如經營民宿、餐飲，售賣熱帶果幹、旅遊紀念品，或在旅遊公司做導遊，在鎮上開店打工，或者與父輩一起，投入農業經濟，主打銷售和管理等等，日常生活仍然以村寨為中心。的確，多元多樣的生計方式使村民有了更多的選擇，也使猛景萊成了既可以走出去，又可以回得來的家鄉。「能出去最好，若是過得不好，回來也沒問題」，在與村民談及子女的未來時，常常聽到這樣的話。這與城市年輕一代的「卷」構成了強烈的反差，績優主義與效率至上，無形之中使教育成了「唯一的希望」，階層躍升，不進則退。懸浮之中，新異化正在吞噬著城市年輕人的未來。
窗外的風景
應當說，在猛景萊，村民的日子，大抵過得自如自在，除去農忙時間之外，顯現出一種城市生活中難以得見的「松弛」。誠然，村民的衣食無憂自是重要，但這種松弛更來自於社群，來自於文化。在我們繪制村寨社會地圖時，以親為鄰的空間布局較為常見，不少老咪濤（傣語對年長女性的稱呼）都說兒女的家就在附近，欣慰之情，溢於言表。而在村中各種活動，如賧佛、建房以及紅白喜事等，親朋好友以及年齡組（打老庚）都會參與其中，互幫互助，情感歸屬，油然而生。更重要的是，佛教信仰為村民提供了持久、穩定的人生意義。業報積累，因緣聚會，使村民在世事變幻中不至於患得患失，這也是旅居在外的村民在潑水節、關門節、開門節一定要返回村寨，共同慶祝，布施禮佛，滴水回向的原因。反觀城市，世俗生活以及社會的加速度，使人的生活愈發趨向單向度。自我與社會的疏離，使忙碌中的人甚至無法慢下來，停一停，想一想，什麽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猛景萊的慢與城市生活的快，鮮明對比之下，值得我們細細體會。
當然，猛景萊的松弛背後，也存在著另一種持續的焦慮。一方面來自農業靠天吃飯。春種秋收，看似簡單的道理，背後卻蘊藏著諸多的不確定。村民與我們談到，種地最怕天氣不好，尤其是水果種植，倘若開花時節暴雨不斷，花粉被打掉了，自然無法結果，就意味著今年顆粒無收。八月初，陰雨連綿，成熟的火龍果無法采摘，時間長了就會爛在地裏，又給村民帶來不少擔憂。另一方面來自市場與國家。經濟作物，價格源於市場，自然會被卷入供求關系的浮動之中，非個人之力能夠掌控，因此，何時種植何種作物，投資多少，村民一定程度上也在承擔無法預估的風險。再就是政策的變化，田地可以種什麽，能種多久，不同類別的土地又如何管理，耕地紅線與農民收益如何平衡，政策出台，或許初衷是好，但如果不能切合實際，直接受其影響的則是村民的切身利益。一天深夜，和村中一位阿叔聊天，他剛剛從火龍果收購站回來，最近火龍果豐收，大家都忙著采摘，收購站裏排起長龍，對果農而言，盛產影響價格，不見得就是利好。他一邊躺在椅子上休息，一邊說到，「國家要做什麽，我們都支持，但對農民而言最重要的是穩定，不管種什麽，最好幾年內政策不要有太大變化，不要反反復復，到頭來苦了老百姓，老百姓收入不穩定，過得不安心，對國家也不好……」
是夜，雨一直下。淅淅瀝瀝，透著幾多悲喜與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