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從新聞學院畢業以來，我第一次感受到身為記者的特質，竟然是在Netflix劇集【怪奇物語】中十七八歲的高中生南茜身上。她表現出執著、敏銳，還有無可抗衡的勇氣。這些特質就是那些留名於新聞學院短短百年中外新聞史中的所謂「記者」所具備的。
2024年，我離開新聞學院已經四年了。畢業可能是尋常的事，但專註於自己的專業，似乎帶來了一些苦楚。我們這個專業已經不復存在，幾乎成為眾矢之的。
在新年時，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貼文，教大家如何「有效舉報」，並譴責出版行業的「下作」。但這裏的「下作」並非我們所想的那種。帖主高舉的旗幟是：該作者「嚴重矮化中華文明和貶低毛主席」。於是，在這篇貼文下面，除了舉報出版社，還有各個新聞學院的教授，舉報素材有的來自出版書籍，有的是朋友圈發表的個人言論，以及課堂發言。
一想到新聞學院的課堂上都坐滿了這樣的人，不禁讓我感到後背發涼。
我並不是說這個專業有多麽高大、冰清玉潔，理應堅守些什麽。但所有人都應該有一個共識，新聞學院之所以建立，難道不就是為了像威爾伯·施拉姆所說的那樣：「新聞學院所要造就的學生，將是整個大學中最適合於理解和談論他們所處的那個世界的學生。」
但話又說回來，也許正因為如此，「舉報」也最先從新聞學院開始。畢竟這也是一種對所處世界的理解。
我們會哀嘆那些鮮少表露出來的良知，與龐大如潮的不憫，仿佛中間界線分明。但其實也就是是否願意靠近一個人，並理解他。我不認為我們今天這一代就是天生愚蠢，就是天生的「粉紅小將」，而是任何一代人置身目前二十年義務教育下，頭腦都會被摧毀殆盡。要看你如何重建，是否有機會重建。顯然這二十年如果延長至終身，無孔不入，那麽每個人都會被徹底澆透。
新聞學院又怎麽樣呢？它有最敏銳的理想，那理想也會被敏銳地摧毀，調轉過頭來，成為它原先最痛恨的那種武器。
我已經不願再說一句好話，不願再高談那些理想，以及它們是如何墮落。但我還是想講一講，和它有關的那些人的命運，每一個我曾經熟知的、從新聞學院畢業以後的普通人，他們今天在過一種什麽樣的生活。
這並不是一個會令人震驚的話題，它其中大部份或許與你的猜想吻合，只是缺少部份真實細節，還有像我這樣一個幽靈般的證人。今天，我把它們都說出來。但請見諒，這些真實的人只能變成同學ABCD，他們不想被刻下，也一定懼怕筆尖的鋒利。
我會先從自己開始。2020年6月，我從新聞學院畢業，去了一家20人左右的小公司做媒體營運和活動策劃。在那之前，我是在一家演出公司實習，計劃畢業後正式入職做文案策劃。但2019年末被新冠大流行打斷，原先靠給房地產做活動掙錢的業務全部被剪斷，一切演出活動暫停的情況下，公司為自保，將所有實習生解雇了。唯一和新聞有關的工作，是在臨近畢業時，找到了一家NGO組織，給他們寫新聞簡報。但還沒等我畢業動身，這家NGO組織就「因不可抗因」宣布關停。
截至2021年，我所在的小公司面臨嚴峻的局勢。原本的廣告主主要是教育培訓機構，但由於當時政策的嚴厲打擊，客戶急劇減少，導致我們的業務無法繼續。我和大部份同事紛紛離職，實際上已經算是失業狀態。到了2023年末，我需要找老板蓋章的一些資料，卻從老板口中得知，在我離職後不久，公司已經登出了。
後來，我轉戰文旅領域，媒體營運的甲方變成了政府。和之前的同事交流時，她也選擇了文旅行業，致力於為政府進行宣傳工作。看起來似乎不同的道路最終還是匯聚在一起。
在同一時期，我的大學室友們有的考上了某學校的教師編制，成為小學老師；有的在國企從事宣傳工作，每天加班到淩晨，工作壓力巨大；還有一位室友回到老家考取編制，曾計劃在老家的公安局從事媒體宣傳工作。然而，她的訊息後來也變得杳無音訊。
其他一些同學，尤其是那些仍在發朋友圈的人，幾乎都選擇在老家從事政府宣傳工作。新一代新聞人可能以前是進入當地電視台從事新聞記者或主播工作，但現在有了一個新的部門，稱之為「融媒體中心」，透過考取編制，從事政府全媒體平台的營運工作。與我在文旅領域的經歷相似，但我的薪金會被事先拖欠，至今下落不明。
還有一些同學選擇從事房地產行業，因為當時這是一個熱門且容易找到工作的領域。其中一位同學的父母為他在當地購置了房產，即使還未畢業就背負起房貸，因此加入了這個行業。然而，隨著房地產行業的急劇崩潰，我的第一份工作也因為失去了關鍵業務而停滯。
那些真正選擇成為記者的人寥寥無幾。幾乎有一半的同學選擇升學，或者深造第二個學位。他們放棄了新聞學和傳播學，轉而選擇電影學、人類學、社會學、法學等其他專業。看似有一條逃生通道，卻似乎無法真正逃脫。
我的一位好朋友選擇了法律專業，希望將來從事法律方面的新聞報道。然而，她在律所工作了半年後，面臨年終全員獎金縮水和2024年開始的降薪宣告。至於我在法律系認識的校友，在律所工作時甚至無法保障自己作為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我已不敢問及他在處理案件時如何保護當事人。
還有同學選擇在雜誌社工作，但觀察下來，他們似乎仍在從事網絡媒體工作。她找我約稿，然而我毫無資歷，只能做最辛苦的采訪記者，走遍千山萬水，最後的稿子還不一定會被采用。價值導向早已被規劃好，必須按照方向執行。最終，我只能選擇放棄。
那些從事編劇和導演工作的同學，在社交媒體上重逢，似乎又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透過嘗試其他專業，他們找到了逃生通道，卻最終回到了出發點。我們頭頂著共同的一片陰影。
有些原本計劃去緬甸從事記者工作的同學也未能如願，繼續從事新聞工作，但輾轉甲方還是之前的那一個。由於沒有正統編制，我被迫被裁減，只能被動提出離職，狼狽地回到故鄉。那些從事廣告行業的同學，在第一年掙了點錢，第二年卻被以各種理由隨意解雇。
那些最為穩定的人，是那些考取了各種事業編和公務員的同學，因為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從事媒體工作。而那些默不作聲的人，則在默默準備考取公務員編制，畢竟在三十二歲之前還有機會。如果從畢業那一年開始計算，這漫長的三四年，走向三十二歲為止，或許在幸運的情況下，能夠結束這種困境。但如果運氣不佳——不，未來已經不再給予他們這個選擇，甚至不允許他們考慮。
然而，到了三十二歲這個時間節點，他們會是選擇崩潰自毀，還是黯然地走進人生的另一階段？這些年的白白浪費仿佛從手指間輕易溜走。
在這一切已經沒有希望的時刻，一切都不復存在。這是一個極為庸俗、蒼白的故事。一些碎片的集合，甚至無法拼湊出一個完整的面孔。大家只能繼續前行，而我曾經如何努力地撈起這一切，現在卻又如何沈沒下去，或許只是短暫地浮現，繼續漂泊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