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哪去了？這是近期幾起涉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事件發生之後，公眾的普遍追問。
雖然，校園欺淩更多發生在校園內部，但只要是學生之間發生的欺淩行為，不管是發生在校內還是校外，其實都屬於校園欺淩的範疇。而且，校外極端惡性暴力事件的背後，往往可能是校內更多隱秘角落下的欺淩、暴力行為沒有被發現、制止，是施暴者的行為沒有得到及時幹預、懲戒與矯正。如果學校能夠及時發現、幹預在學生之間的欺淩、暴力行為，或許就能掐斷極端惡性事件的萌芽。
在反校園暴力方面，學校承擔著重要的責任。不管是【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規，還是【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淩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加強中小學生欺淩綜合治理方案】等規定，都明確了學校的職責。既包括加強法治教育、反欺淩教育，也包括健全應急處置預案，建立早期預警、事中處理及事後幹預等機制，及時向公安機關、教育行政部門報告，並配合相關部門依法處理。
但從現實來看，從紙面上的制度規定，到現實中的機制建設，再到高效運轉，真正實作早期預警、事中處理及事後幹預機制高效運轉，還存在諸多痛點、難點、堵點。
校園欺淩行為類別多樣、手段隱匿，發現難、處理滯後。而學校教師大多沒有接受過校園欺淩的專業培訓，難以對校園欺淩行為精準認定。學生對校園欺淩的形式、遭遇欺淩後如何尋求幫助更缺乏基本認知。出於對學校聲譽的擔心，即便發生了校園欺淩事件，很多學校采取回避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冷處理態度」。一些地方，將發生校園欺淩事件作為文明校園評建的一票否決專案，也影響了學校主動及時報告校園欺淩和暴力事件的積極性。
再有就是，發現欺淩和暴力事件之後，如何處置的問題。從學校的育人來看，「保護和教育相結合」「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理念是其應該堅持的原則。現實中更多是透過批評教育的方式來處理。在當前的教育生態下，即便把教育懲戒權交到了教師手中，很多教師也不一定敢拿起「戒尺」。
事實上，當欺淩和暴力事件發生後，依法處置校園欺淩和暴力事件，學校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如果沒有上級教育行政部門、公安機關的配合，欺淩和暴力事件報上去之後，卻缺少有效的懲戒和教育矯治手段。違法成本較低，無疑會讓施暴者更為囂張。
一個無奈的現實是，一些未成年人或許法律意識淡薄，但卻對多少歲不用負刑事責任了如指掌。不僅是學校，司法機關也對未成年人的嚴重不良行為無奈，陷入到「養豬困境」中，即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的嚴重不良行為不能當即解決，只能養大了再打，養肥了再殺，等到成年後行為達到犯罪程度後一次性處理。當司法機關都無奈之時，學校有限的防治力量與手段，顯然難以壓制暴行。
還有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很多惡性校園欺淩、暴力事件，多發生在鄉鎮、基層學校。這類學校本身師資薄弱、制度體系不健全，所面對的教育者又多是留守兒童。不管是日常教育、管理，還是早期預警、事中處理及事後幹預，學校普遍存在意識不強、能力不足的問題。而且，這類學校身處的辦學場域，也天然決定了它要面臨更為復雜的基層生態。比如，家長養而不教，將教育責任全部交給學校。再如，校園周邊環境復雜，學生受到低俗暴力社會文化的影響。
校園防治校園欺淩和暴力事件，學校固然責任重大，但是學校獨木難撐。學校「教書育人」的基礎定位決定了它難以有效調動、整合預防校園欺淩所需的各項資源。
當然，透過更有效的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和生命教育，培養學生遵守規則、敬畏生命的意識，為未成年人的思想打底，透過反欺淩教育，提高未成年人保護自己的意識和能力，仍然應該是學校前期預防工作的重點。
此外，從教育系統來講，在教育懲戒等手段無法「打痛」施暴者的情況下，在招生升學方面對有校園欺淩等行為的學生進行限制，也是可以考慮的舉措。比如，近日，成都明確考生初中期間有校園欺淩等行為的，不得推薦為指標到校生，並在錄取中最後投檔。
在發現—處理—救濟機制上，學校要完善校園欺淩線索發現和報告機制，提高校園欺淩事件發現和應對能力，照亮更多隱秘的角落。但更重要的是，加快完善防治校園欺淩相關立法，明確學校、家庭、教育行政部門、司法部門等的職責，尤其是要強化政府的主導責任，破解互相推諉的問題。校園欺淩事件的發生，是青少年生理發育、家庭教育缺失、學校教育與管理漏洞、政府責任不到位、不良社會環境等多種內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有形成學校、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的共同參與的防治校園欺淩支持體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