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鳳凰網
今年9月的開學季擁有了新的稱呼，「最大力度的‘陽光招生’年」。
這源於半年前， 教育部開展專項行動，「全面排查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出台了中小學招生「十項禁令」， 包括嚴禁設立重點班、快慢班；嚴禁以選拔生源為目的各類測試；嚴禁對學生進行中高考成績排名、宣傳中高考狀元和升學率等等。
半年間，政策逐級傳導到省市教育局，又傳導到每一所學校、每一個班級、每一個中小學生。許多地市展示了行動決心，比如河南鄭州，政策公布當日，「10部舉報電話同時開啟」。
全國的快慢班一次性消失了。
關於取消重點班和掐尖招生的討論由來已久（上一次大力度政策推行是2021年「雙減」，「陽光招生」也持續寫進教育部下發的檔裏），然而回顧近幾年中小學校園應對有關政策的變化卻是： 我們仍在雞娃，只是更隱秘了。
快慢班消失後，考試不再叫考試，作業不再叫作業，它們擁有了不會輕易被舉報的新名字， 「練筆」和「學習建議」；每個班至少有兩個家長群，一個群裏有班主任，一個群裏沒有班主任。前者用來通知上級要求的、合規的事務，後者更加靈活——內容常以「經家委會討論」開頭，采取自願原則，宣布那些不適合班主任親口布置的課業。
老師要提高教學技能，同時學會明哲保身；家長要各顯神通，要麽變身偵探，在看起來一模一樣的分班中尋找蛛絲馬跡，推理出師資分配的秘密，要麽統計研究上百份「牛娃」簡歷，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要麽每天自學一小時奧數——在家裏開設「一個娃的快班」。
河南人陳薇出生於1982年，獨生子女政策寫入憲法那年。她聽著「高考是獨木橋」長大，一路苦讀，考上一所一本。如今作為高考大省的家長，陳薇深知必須步步為營。三年前女兒幼升小，陳薇不惜托人情跨學區，把女兒塞進了「夢校」。
那是2021年9月，「雙減政策」剛出台。按規定，這所小學采取隨機分班，女兒的班主任剛從其他學校調任來。陳薇無從打聽其教學風格，為了讓老師多關照女兒，她自願進了家委會，表現得心細、負責、愛攬活。
陳薇很快註意到了籠罩整座小學的微妙氣氛。作業是絕不多留的（盡管考試難度沒有降低）；分數和排名是絕不公開的（但家長可以私下詢問老師）；教輔資料應以家委會的名義自願訂購（班主任只會對買哪本「提出建議」）；重點班、掐尖、拔高、培優更是「違禁詞」，老師們絕口不提。
陳薇朋友的孩子也在同校同年級。一次閑聊，朋友透露，當初托關系才將孩子送進「某班」。直到陳薇在校園「榮譽墻」上看到該班主任照片，才推理出 榮譽墻意味著名師，名師意味著隱藏的重點班的邏輯線。
陳薇後知後覺地意識到：女兒的獨木橋與自己走過的不同。 新獨木橋非但沒變寬，還變成了隱形的。
同樣的感受也發生在北京人楊燦身上。為女兒上初中，楊燦一家面臨兩種選擇：一，賣掉房山的房子，去西城區買一套均價14萬/㎡的「老破小」，進城讀書；二，置換到房山某校的學區房。楊燦考慮，既然初高中是最累的六年，選擇在哪累，是不是應該把權利留給孩子？小女孩聽完父母長篇大論的利弊分析，莊嚴選擇了自己的命運：留下來。
為房山樓市貢獻上百萬交易額後，楊燦的女兒順利升入初一。「入學關」完成，「分班關」緊接著來了。無論政策規定還是學校外宣，楊燦聽到的都是「初中不分班」。直到開學前一位初二家長告訴她，每級都有兩個重點班。
楊燦有心無力，安慰女兒，你運氣一直挺好，沒準就能分到重點班。第一天放學回家，分到一班的女兒十分興奮，不斷贊嘆新老師如何好。楊燦很高興，一班，自然就是重點班。
楊燦的好心情只維持了一個月，女兒聽同學說，咱們一班是普通班，×班和×班才是重點班。「初一年級光是教師子弟就六七個。」楊燦解鎖了新的推理線： 如果你無法辨識重點班，就選本年級的「子弟班」。
社交網絡上，看不懂的新生家長發帖求助，「平行分班是真的嗎？」「誰說一年級沒有重點班？」……有博主總結經驗：「如果你家娃老師是新老師，鐵定涼涼」；上屆帶「火班」的老師，新一屆大概率還是帶「火班」；有的學校掩人耳目，讓「重點老師」帶一個重點班和一個普通班……還有重點班的學生現身說法，重點班不靠譜，「好多關系戶，年級後400名的，我們班占了十多二十個」。
陳薇也捕捉到更多細節： 能帶競賽的老師會在個人介紹裏特別標註；每年級都有「關系戶班」，市裏有名望的、關系硬的家長會把孩子塞進去。「那個班誰也不敢得罪。」
教齡13年的重點小學教師李牧野承認班與班的差異非同小可，有的老師會從策略上保一棄一，比如她的一位教語文的同事。這名女老師負責兩個班、將近100名學生，決定「只保一個班的成績」。結果，一個班考了年級第一，另一個考了倒數第一。
「不能埋怨老師不負責，老師要上課、改作業，班主任還要處理很多非教學任務。老師的精力有限，課堂時間也有限，最後只能重點關註一部份孩子。」李牧野說，只要「班裏的大多數」聽懂了，就得切換下一個知識點了。
家長變得多疑又脆弱。一位初一爸爸「不經意地」問老師，為什麽年級前幾名都在×班啊？另一位小學媽媽失落回憶開學日「開盲盒」，她牽著孩子路過一樓大門口的一班，教室明亮寬敞，墻壁和器材全新。等透過盡頭樓梯上到二樓，在屬於孩子的六班門口，她看到的卻是陳舊的桌椅器材。
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Amber花了半學期，才摸透兒子班級的「班型」。方法是趁接孩子間隙，向家長們打探月考分數，以此計算班級的平均成績。事實上，她孩子的班主任是區級優秀教師，還是某教輔資料編委之一，這足夠說明問題了；有的學校人手不足，體育老師被拉過來做班主任，「你說這能是個好班嗎？」
去年春天，一個周六清晨，一位鄭州家長路過孩子學校門口，瞧見有學生背著書包進校園。她沒收到任何上課通知，隨即致電班主任，靠只言片語拼湊出資訊：只有優等生才能參加周六補課。
電話這頭的李牧野回憶當時「心虛極了」，「培優補課是違規的」。她安撫家長，補課名額有限，這次是按成績選拔。「你對孩子學習這麽關心，下次一定通知你。」
李牧野教書的小學不分快慢班，但到了高年級，會在周六給優等生安排語、數、英培優班。這也是學校慣用的拔尖方式之一。 合規壓力下，如何組織補課變得比補課本身更費神。
在李牧野的學校，培優班被冠以「社團活動」之名。總之， 「起一個感覺不是補習班的名字」 。學校偶爾也會在周六開展真實的社團活動，照片存檔，以備不時之需。
要實作真正的培優，只有年級成績前10%的學生家長會接到班主任的電話——過往的升學大數據提醒校領導，只有這群孩子有能力沖擊當地最好的初中。「那些中等生，根本沒實力的話，學校也就不想浪費時間了。」李牧野說。
培優組織嚴密，如同情報系統，上傳下達是「單線聯系」 ：校領導要求「面對面」——不會留下文字或語音記錄——與班主任溝通培優事宜。班主任根據指示對著成績單挑學生，再電話通知家長，同時交代家長保守秘密。
「真發生問題了，沒有證據。領導不幫老師背鍋，老師也不承認跟家長說過，層層規避掉責任。」李牧野說。
那位發現秘密的家長沒有找學校麻煩。然而沒過多久，培優班還是被勒令取消了，是其他班的家長打了舉報電話。
楊燦女兒的學校到了初二也有培優，年級前列的學生在放學後多上一節課，每天換科目。她也見識過舉報的威力，但舉報者是學生——為了擺脫假期還要補課的厄運。舉報事件後的家長會上，校領導、教導主任、年級組長紛紛留下手機號，拿出金牌客服般的態度，懇請大家「有意見直接反饋」。
兩年前，山東女孩吳思雨懷著理想，成為青島市某初中的老師。一次教職工大會上，校領導叮囑大家，「加強和家長的溝通，提高群眾滿意度」。當時吳思雨還對「滿意度」感到困惑， 「老師是教書育人的，怎麽變成了服務業？」
面對四五十名學生，吳思雨盡可能因材施教。留作業時她會提醒A同學多琢磨拔高題——意思是你是優等生，不要局限自己，B同學掌握好基礎題——意思是你的基礎還不夠牢，先夯實。
一位老教師提醒她，在學校說話要註意分寸，不能傷害了孩子們的自尊心。
吳思雨當時沒領悟話中深意。與此同時，她發現有經驗的同事只關心班裏前20名，對其他學生「不費心思」。但她堅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一視同仁，差異化教學是為了幫學生增強補弱。
一次考試後，吳思雨讓學生寫總結。結果學校收到市長熱線核查，說有家長投訴，有老師罰學生寫檢討。吳思雨嚇出冷汗，解釋她是讓全班復盤考試結果，不是針對個別學生的檢討。主任向上層層匯報原委，事情才平息下來。
另一位家長一怒之下舉報了孩子的數學老師。原因是，老師在課上拒絕講某道題。家長懷疑孩子被區別對待，稱學校暗中區分好壞班。
吳思雨終於理解了那位老教師的話 ：現在學校氛圍不比過去，不能讓學生覺得自己被區別對待，被舉報就麻煩了。
如今情況就是這樣。問題發生了，問責一級級傳下來，要「追到底」「查到位」。小則取消責任人的獎金、評優評先，大則影響學校的名聲、校長的臉面。「大家都特別小心，總怕被人抓住什麽，」李牧野說，「（有的人）要麽是把不一定真實的資訊發到網上，要麽就是舉報。」她讀師範時，向往的是傳道解惑，如今身體力行的卻是謹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家長Amber也感到氛圍變了。「以前舉報是一種監察機制，這幾年演變得有點畸形了，什麽事兒都愛舉報，捕風捉影。」她覺得 越是負責的老師越可能被舉報，「好老師才說真話，但不是所有家長都能接受真話」。
如此氛圍下，正常教學也得走形。 李牧野布置作業，要求學生閱讀10頁書，有的學生很快讀完，家長不滿意，打電話說作業布置得太少了；有的孩子讀不完，家長又投訴，作業留得太多了。李牧野只好換一種說辭，閱讀10分鐘，「你能讀幾頁是幾頁」。
「雙減」政策為了減輕學生壓力、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的精力負擔，要求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書面作業、不進行紙筆考試，小學其他年級每天書面家庭作業完成時間不超過1小時、初中生不超過1.5小時，每學期由學校組織一次期末考試，考試結果不排名、不公布。 現實中，由於競爭壓力和考試難度不減，學校對政策的執行變成了「演技比賽」。
在李牧野的學校，作業改叫「學習建議」，考試是「練筆」、「測評」；評改完的卷子不允許學生拿回家，不能讓校園以外的人看到；政策不允許排名，那就寫清楚不同分數段的人數和平均分，讓家長回去自己算。
陳薇女兒學校的情形類似，只是細節略有不同：老師隔三差五發電子試卷，名為「自主練習」。為了完成這些不是作業的作業，幾乎家家都裝了印表機。陳薇家的打印紙一箱一箱囤。 成箱的打印紙很重，吃力搬動時她常納悶，這是「減負」的重量嗎？
十三年前，李牧野剛工作時，她的學校在市裏還沒什麽名堂。前幾年，學校考入重點初中的人數攀升，一躍成了炙手可熱的明星小學，校長在教育局領導面前挺直了腰板。
重點初中是鄭州外國語學校。在整個河南省，它都稱得上是教育系統的王冠明珠，源源不斷地向清華、北大、985大學輸送人才。和許多城市湧現的集團辦校模式一樣，鄭外在鄭州共有17所學校（包括初中部、高中部，公辦校、民辦校）。這為全市優秀生的選拔搭建了通道，也推動了學區房價格。
憑借著清北搖籃的名牌效應，考入鄭外的人數連帶影響了各小學的口碑——它們是清北搖籃的搖籃。「每一年教育局對小學考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是，有多少個學生考上鄭外附中。」李牧野說。
一面是禁區，一面是誘惑。 李牧野的學校在政策和舉報夾縫中堅持火中取栗：小學一年級，一月一考試，逢考必排名；六年級不參加體育比賽、藝術演出等校園活動，晚上7點放學，中午甚至沒有午休。
吳思雨工作的初中在青島市排名前列，對口小學有七所。學生入學後，表面上，班主任是抽簽決定的；實際上，部份班主任由學校內定。每一屆師資力量最強的班級擁有同樣的班號，比如八班。神通廣大的家長提前打點關系，奔著「八班」去。
三年級下學期，陳薇聽其他家長說，有一種機構開設的「奧數班」。它不同於交錢就能進的普通輔導班，報班先考試，成績夠好才能上課。 透過奧數班參賽拿獎的學生，將有機會被機構直接推薦給當地最好的初中。
陳薇不清楚這樣的機構究竟有多少。它們從不大張聲勢，你想找它，需要門路。陳薇輾轉打聽到一家，四年級開班，每周上一次課，每次兩小時，21點下課。陳薇還聽說，有的機構能打通跨市上學的通路。
陳薇請人拉她進了輔導班的家長群。這個九月，陳薇的女兒升入四年級。在許多家長的描述中，這是小升初的關鍵期。陳薇感覺這下真的站上「獨木橋」了。
北京家長劉娜也是在兒子四年級「醒悟」的。她被同事拉進一個「小升初經驗交流群」，群主（一位清華學生的家長）作為過來人，分享經驗和學習規劃。
劉娜比自己高考時還用心，聽講座、做研究，分析了上百份被「海澱六小強」（指海澱區六所北京市重點中學）錄取的「牛娃」簡歷。她驚嘆 原來高瞻遠矚的家庭在「幼升小」一結束就開始規劃「小升初」了：低年級學英語、準備劍橋英語考試，高年級學奧數、參加各類比賽。
劉娜也知道陳薇描述的那種機構，拿獎尖子生有機會走內部推薦通道，接觸牛校。為此，她認識的一個家長給孩子報了不同的奧數班，參加不同比賽，一年下來光補奧數花4、5萬。
視野放到金字塔尖後，劉娜推翻了「四年級是關鍵期」的說法，「已經晚了」。她給兒子提高強度，安排了1000塊一節的一對一奧數班，七八個學生的小班英語課，希望能後來居上。結果「雙減」推行，機構停課了。
沒時間憂傷了，理科出身的劉娜決定自己上手。每天下班後，住在朝陽區的她抽出1小時自學奧數，再和住在海澱區的兒子影片溝通進展、布置作業；周末母子相見，開啟「早8晚8」的家庭奧數和英語課堂。
盡管不如機構教學體系化，好歹帶孩子過完了知識點。如此自學一年後，有輔導機構聯系劉娜：好訊息，咱們的課又能開了，但不是光明正大的那種。劉娜續了課，送孩子去上「地下班」。
經過縝密規劃和嚴格執行的三年備考期，去年春天，劉娜給5所海澱區的初中投遞了孩子的簡歷，共收到3所區重點的答復。他們選了其中最好的一所。
現在，劉娜要感謝兒子「生得逢時」。隨著教育部「禁止掐尖」行動的推進，2024年5月下旬，北京一些中學在中招校園開放日現場，直接擺出警示牌和碎紙機，表示 「不接待小升初咨詢及參觀，請勿投遞小升初簡歷，如發現將現場銷毀」。 北京市教委也在5月17日釋出通報，朝陽區兩所中學「掐尖招生」，違反了陽光招生要求，要求整改。
在鄭州，李牧野說掐尖考 「一年比一年不敢明目張膽」。 前些年，這類考試由頂級初中親自張羅，並派老師來監考。近兩年，「可能是查得比較嚴了，越來越引向暗處」，有的初中根據小學期末考試的成績和排名，提前釘選尖子，就像清北搶高考狀元那樣「掐小學生尖子」。暗考的網絡不僅籠罩本市，周邊縣市的尖子也被拉來參加考試。
陳薇的女兒今年10歲，每天7點40到校，下午5點40放學，在學校待10個小時。她班裏有60個學生，已經有一半戴眼鏡。陳薇在六年級的走廊走了一圈，看到有的班幾乎個個戴眼鏡，所以 現在小學門口最好做的生意是賣眼鏡。
楊燦的女兒六年級時也測出輕微近視。但楊燦一點也不雞娃——就在劉娜全副武裝、親自教兒子英語奧數的六年級，楊燦允許女兒不寫作業，放學了就在外面玩，天黑了就回家打撲克牌、做遊戲。後來女兒的近視度數果真下降了。
當時楊燦還沒意識到，這就是女兒快樂童年的尾聲了。在得知初一一班不是重點班的那天晚上，楊燦問女兒，如果現在有機會給你調到重點班，你換嗎？
女兒斬釘截鐵地說，不換，因為她很喜歡現在的老師和同學。
楊燦又問，如果你被重點班的人落下呢？你月考是班級第一，年級卻排到53名，這說明什麽呢？
這場對話之後，小女孩一夜長大，把手機和平板電腦放在客廳架子上，再也沒動過。到了周末，她憋在家裏學習，如果大人不逼她，她連樓也不下。
期中考試前最後一個周末，楊燦陪女兒寫作業。她正坐在孩子身後看書，忽然感到一陣沒來由的惡心，喘不過氣。
「壓抑。」楊燦說，身體上的不舒服完全來自於她目睹女兒除了吃飯、上廁所，一直寫，一直寫。「才上初一，為什麽這麽累？」
產生同感的還有親自掐尖的劉娜。她兒子順利被區重點初中錄取後，身為律師的劉娜發了一條朋友圈： 怎麽小升初都卷成這樣了，讓家長全身心投入事業去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不好嗎？
感慨歸感慨，該做的一點也少不了。今年9月，劉娜的兒子升到初二，成績屬於班級第一梯隊的尾巴。劉娜搬回海澱，全家上陣——爺爺奶奶爸爸盯語文，她負責數學、英語、物理。兒子的同學都在超前學，劉娜家也不敢落伍。最近，她和兒子已經學到了初二下學期物理，並開始刷中考英語題了。
Amber或許是這幾位媽媽裏心態最輕松的。這可能要歸功於她兒子不僅是全校第一，還是整個集團校的第一。她聲稱自己必須給兒子「降壓」，「（我跟兒子說）你要學會給自己偷懶，學會給自己松弦兒」。
剛工作時，李牧野掛在嘴邊的話是，希望學生們每天健健康康、快快樂樂。現在她很少這麽說了。身處一個充滿了競爭、秘密甚至是表演的校園，一個小孩究竟會是什麽感受？
再過幾年，李牧野的孩子也要上小學了。當她像情報人員一樣組織周六培優班時，她想，絕對不能讓她的孩子去她工作的學校讀書。等她冷靜下來，盤算了所在學區內各學校的教育質素，又妥協了。
李牧野能為自己小孩爭取的自由或許是， 她允許不寫某些沒必要的作業，放學後早點回家，不必坐在教室裏上延時輔導課——一年級的作業少，她常看到有的學生就在教室裏硬坐著，在紙上畫來畫去。
與李牧野的學校不同，吳思雨的學校從不延長學生的放學時間。這倒不是學校不急於搞題海戰術，而是校方相信家長和學生會在私下上輔導班。「我們的孩子會自覺地卷起來的。」
有一次，吳思雨的學生聽說同學上了一個非常厲害的補課班，回家告訴家長，「我要上一個更厲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