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看重自己收藏的初版【星火集】。
上初中時，我的語文老師在課堂上常提「何其芳」的名字，總是把何的職務「文學研究所所長」掛在嘴邊，似乎對他有些崇拜。在我這個懵懂少年看來，大概全中國搞文學創作和研究的人，都歸這個「所長」管。近50年前，「文學」在人們心目中地位極高，高到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象，那麽，「所長」的厲害程度想都不用想。
後來明白，所謂「所長」，不是如今「創意寫作班」導師，而是要管俞平伯、錢鍾書、余冠英的領導。學界流傳「何其芳的理論加錢鍾書的材料」乃做學問之最高境界，真不是開玩笑，只須證諸何其芳的【紅樓夢】研究，信然！
當「中國現代文學史」成為我的一門功課時，「何其芳」三字寫在裏頭。那時教科書裏，可以沒有錢鍾書、張愛玲、穆旦，不可不提何其芳。
1936年對何其芳來說是個裏程碑：3月，【漢園集】出版（收入何其芳【燕泥集】、李廣田【行雲集】、卞之琳【數行集】），確立了他在現代詩歌史上的地位；7月，【畫夢錄】出版，確立了他在現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次年，首屆並且是唯一一屆的「大公報文藝獎金」頒給了【畫夢錄】（散文）。可以想象，一個大學畢業才不久的年輕人該是怎樣地春風得意啊！
1938年8月，26歲的何其芳已經站在延安「魯藝」的講台上，並成了正宗「三八式」幹部；1939年，擔任文學系主任。
學術界對於何其芳「突然變成另外一種人，寫出另外一種文章」（何其芳語）的原由，有所討論，很多文學愛好者對其拋棄「唯美-象征主義」轉向擁抱「現實主義」的標誌性作品的興趣可能更大。何其芳大學同學卞之琳說過，何的「文風從他【還鄉雜記】開始的漸變來了一個初步的突變。與思想內容相符，他的筆頭顯得開朗、尖銳、雄辯」。這個評述當然權威。不過，卞先生恐怕忽略了一件事：【還鄉雜記】是何其芳把1936年9月29日至1937年6月11日所寫的8篇文章編成一冊寄往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由於出版方狀況頻出，竟至1939年8月才出版。因此，這部作品與何抵延後的創作毫無關系。那麽，真正能體現其那種「轉折」的關鍵之作是什麽？是【星火集】！
1945年初，何其芳從1938年至1944年發表的文章中選取20篇，再加上2篇未公開發表的文章，連同「後記」，裒成一集，送交重慶群益出版社；9月，【星火集】問世，初版1000冊，由廖冰兄裝幀。全書共4輯，第一輯收錄1938年在成都從事抗日救亡文化工作的感悟，含【論工作】等7篇；第二輯收錄從成都赴延安及在延安和前線的見聞，含【川陜路上雜記】等6篇；第三輯收錄對生活道路和思想感受的回顧，含【一個平常的故事】等5篇；第四輯收錄【關於藝術群眾化的問題】等4篇論文。
【星火集】目錄頁
看本書目錄，讀者對他的文風大變已有心理準備。其實呢，如果人們不輕易被那些非詩化、非散文化的標題帶偏，直接去字裏行間咂味，便會深刻感覺到作者身上昔日文壇「翩翩佳公子」的氣質並未「脫胎換骨」，比如，他寫道：「客觀的存在著的環境的限制是不能抹殺的。不過工作有著不同的種類，許多的做法，這唯一的理由是不夠作為懶惰、茍安，以及東方式的個人主義之類的辯解的，因為被石頭壓著的樹也可以生長……就比如說那個失戀的人吧，他因為失戀而到西北去，不比因為失戀而自殺，而頹廢，而糊塗下去強得多嗎？」（【論工作】）至於「那悲傷的、沈郁的、絕望的舊世紀，那迷失中的叫喊和病痛中的呻吟，那黑夜，為著更勇敢地去迎接曙光，去開始新的一日的工作，我們所唱的歌應該是快活的、響亮的、陽光一樣明朗的調子。這是很不同於無知的快樂和幼稚的歡欣的。這是由於充滿了信心和希望，而且從殘酷、艱辛和黑暗當中清楚地看見了美好的未來」（【論快樂】），讓人清楚地看出作者出身於清華外文系和北大哲學系的印痕。
我很看重自己收藏的初版【星火集】，不光緣於土紙印刷，時代特征異常鮮明，還因為它後來多次再版，裏面的文章不斷被調整被修改，不復原汁原味了。不禁感嘆：吾之「星火」，何其芳菲。（西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