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歸義賨邑侯」
金印的前世今生
劉 渠
地面現存的、地下出土的物件告訴我們：每一種器物或多或少附載了可以讀懂的「沈澱」資訊。睹物問道，神交古人，這恐怕就是歷史研究令人著迷的地方。
巴文化的神秘，在於許多的「匪夷所思」，又在於它的「魅力無限」。賨人「看得見」的歷史，無可辯駁的存在，現如今不外乎三件套：
一曰漢闕，渠縣城壩遺址對岸，古驛道兩旁集中佇立著六處七尊東漢魏晉時期石闕，有「石質漢書」之譽。
一曰「宕渠」瓦當，2017年城壩遺址出土兩塊土燒文字瓦當，無疑是縣大堂所用之物，直接證明這裏是宕渠故城。
一曰「漢歸義賨邑侯」金印一方（孤品，沒有之一），漢末宕渠賨人的遺物。
金印的「身份」有點特殊，需要說說它的前世今生。
偶然之發現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長江南岸，奉節縣甲高壩雙河口，一個農民耕地時發現一個大銅洗，洗內有金印一方，伴有漢五銖錢萬余枚。訊息不脛而走，縣廩生劉家佑（字保卿）得知後，以數鬥米換得。這方印叫「漢歸義賨邑侯」金印。方形，駝紐，高2.5厘米，邊長2.3厘米。字型為漢篆陰文。遺物經相關人士識讀，確認為漢代遺物。五銖錢為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所鑄錢幣。文物最終交到了官府。1935年【雲陽新縣誌】卷22記載了這件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此印存於重慶市博物館；三峽移民期間，此印收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這個屬於故宕渠的漢代物件，繞了一大圈，卻跟達州失之交臂。現如今，你若到了北京，可以去「一睹芳容」。令人感慨的是，這方印實屬曠古之穿越，無價之信物。
一顆印綬附載三條重要資訊：一是賨人看得見的歷史，而且作為「賨邑侯」身份地位的證物具有唯一性；二是漢代賨人的稱謂確有其事，並且族人上下坦然接受這個名號；三是文物直觀地反映了「賨邑侯」杜濩這個歷史人物以及相關事件，史料價值極為珍貴。
金印之標識
中國用印的歷史久遠，春秋戰國時期上層社會已很流行。秦代始作「皇帝璽」。丞相李斯奉始皇帝之命，用藍田玉鐫刻而成，其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正面刻有李斯所書「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以作「皇權天授、正統合法」的信物。但是，秦皇暴虐，二世而亡。天命未能永昌，李斯也不得善終。劉邦立漢，作為正統皇帝的證憑，有了「傳國玉璽」之說，奉為國之重器。
明代甘旸著【印章集說】，對印章的源流作了梳理。漢代，印章納入國家典章制度，對制印的款式、材質、尺寸等作出規定。金印是帝王或高級官員配屬的金質印璽。金印駝鈕本為諸侯王印章，蠻夷一般為銅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鈕的。朝廷對蠻夷首領曾頒發過金印，如漢武帝元封二年，賜「滇王之印」蛇鈕金印；「漢歸義賨邑侯」駝鈕金印，與諸侯王等量齊觀，是一種破例。所以，後來又有「晉歸義羌王」駝鈕金印的沿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金印有時也代指官職。杜甫【陪李王蘇李四使君登惠義寺】詩：「誰能解金印，瀟灑自安禪。」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作為歷史信物，印信無疑具有證史的功能。1874年，日本福岡縣兩個農民在一個島上耕田時，挖到了一個硬塊，是一塊巨石，兩個農民搬開一看，發現了一枚金印。這個金印下面用漢字寫著「漢委奴國王印」字樣。根據【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公元57年，日本遣使朝貢，並表示希望成為漢朝藩屬。漢光武帝看日本人長得個子很矮小，因此賜名「倭奴國」，並賜倭奴國王印。而今，日本學者不得不承認歷史上倭人為我大漢國的藩屬。
就此打住，我們還是回頭談「賨邑侯」印。
所見之不同
「漢歸義賨邑侯」金印誰頒發的，什麽時候頒發的，目前似無定論。
鄧少琴先生在【巴蜀史跡探索】中據引【三國誌·武帝紀】：建安二十年（215）「九月，巴七姓夷王樸胡、賨邑侯杜濩各率種落，舉巴夷、賨民來降」指出：「漢歸義賨邑侯」金印是地方文物中極富有研究性的珍品。他「就印文來說，印的頒發可能時間還要早些，可能沿用舊名而加以承認」。由於沒有找出恰當的事由，鄧先生也不便給個確定的說法。
任乃強先生【〈華陽國誌〉校補圖註】對「建安二十年，魏武以巴夷杜濩、樸胡、袁約為三巴太守」的註解中，認為「漢歸義賨邑侯」金印屬「曹操所頒給三賨王印」。但僅僅一顆印，究竟頒給誰了？竟也莫得下文。
建安二十二年（217）春，曹操第二次南征。事前，令陳琳寫了【檄吳將校部曲文】：「巴夷王樸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胡、濩皆享萬戶之封……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有余人。」（見【昭明文選】）建安七子的文采自然不是蓋的，傳言陳琳之前的討曹檄文罵得曹操冷汗直冒，竟意外地治好了他頭痛的老毛病。
魏蜀圍繞漢中的爭奪，張魯是一個重要角色。「三巴太守」曾有過比較尷尬的處境，去去來來的情節曲折而又那麽地無奈。我們再捋一下。
時空之穿越
第一，文獻記載。【晉中興書】：「賨者，巴人謂賦為賨，遂因名焉。」譙周【巴記】：「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筆者以為，賨人的得名應在秦昭襄王「射白虎」事件後。族群的語言是個重要資訊，因語言不同而將族群區分為各個種族。
第二，漢中當時狀況。劉焉派張魯到漢中任督義司馬。張魯謀殺張修，搖身一變成為「道家」師君，又斬殺漢使，從此益州與中央道路不通。張魯在漢中設「五鬥米教」，以「鬼道教百姓」，賨人多往信之。劉焉死後，張魯以劉璋暗弱，於建安五年在漢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權，自立門戶。張魯時常到巴西、宕渠傳教布道，賨人上層人物暗通漢中。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率大軍自散關南下取漢中。陷陽平關，嚇得張魯奔南山，入巴中。曹操遣人加以安慰，表示仍然會借重於他。張魯於是率眾歸南鄭，稱罪出降。
【三國誌·武帝紀】載：「（丞相）進臨漢中，張魯逋竄，走入巴中，委質還降。巴夷王樸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這就有如陳琳檄文所言。需要討論的是，陳琳擬檄文多處出現史實錯誤。這裏的「巴夷王」應是袁約，賨夷王是樸胡、杜濩。三個巴人、賨人首領隨張魯投了曹操，曹操給他們開了一張「空頭支票」，虛委官職，因為曹魏並沒有實際控制「三巴」。而陳壽著【三國誌】照搬陳琳檄文的表述，說魏武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華陽國誌】也持這個說法。實際上，是劉璋於建安六年分置三巴。而杜濩也還沒有「賨邑侯」的頭銜。既稱郡太守，又何以「邑侯」謂之？
然而曹操對有秦嶺阻隔的漢中並不看好，不久撤軍，留下夏侯淵、張郃等駐守。歸附曹操的賨人中，有個人須得提一下。他叫李虎，率五百余家歸之，操拜李虎為將軍，然後叫他去略陽。與氐羌部落雜處，後來被北方人統稱「巴氐」。西晉時，他的後人李特家族隨流民入蜀求食，後來起事奪取了成都，李雄割據稱帝，史稱「成漢」。
第三，張郃犯境。張郃自率諸軍到達宕渠之蒙頭、蕩石（一作陽石）。蜀漢命巴西太守張飛疾馳宕渠，與郃相拒五十余日。後來張郃被張飛打得大敗虧輸、落荒而逃，引軍還南鄭，「邑土乃安」雲。
問題是：張郃憑什麽孤軍深入而至宕渠？目的何在？從何道路前來？駐紮近兩個月軍需又怎麽解決？
很顯然，戰亂之秋人口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而板楯蠻（賨人）素有「神兵」聲名。張郃進入巴西宕渠的目的是搶人，搶驍勇善戰的賨人以充軍。所憑的就是賨人首領杜濩新附，帶上他以為很容易就可以拉走一批賨人。曹軍的精靈、軍需供應自然要落在杜濩頭上。張郃不在漢昌縣抓人而到宕渠縣，因為渠江「城壩」這裏才是賨人的活動中心。不難看出，以巴河河谷為基線的「米倉道」已經通達。後人所指渠縣「八濛山」為張飛大戰張郃的戰場遺址——蒙頭，是可信的。
第四，張飛收復三巴。被張郃帶回的杜濩隨著戰爭形勢逆轉，也沒有再走了。畢竟亂世，擁人自守為要。再說他們均是軍事集團爭取拉攏的物件。三巴仍為蜀有。杜濩隨之歸順了劉備（所謂「歸義」，實有兩說。雖然曹操自視正統，但巴人、賨人並非治外之蠻夷歸附；而劉備以漢室皇胄自居，對於叛投曹操而又回歸的巴賨夷人，自然要稱「歸義」。反之，若曹魏稱「漢歸義」，則是以漢歸漢，這就講不通了）。
頒印者是誰
建安二十一年（216），劉備鑒於三巴多事，又為拒曹要地，升宕渠為郡，以提升其政治聲譽，借以召喚賨人回歸故裏。巴西太守有張飛擔當，曹操任命的「巴西太守」杜濩怎麽安置？賜封「賨邑侯」署於「宕渠侯國」，其地位與身份算是合適匹配的。劉備還特地頒發「漢歸義賨邑侯」金印一方，以示尊榮和籠絡之意。不過，稱謂是「邑侯」而不是太守了。因此，不可能為曹丞相所頒發（本紀講「舉民來降」，檄文說「以奉王職」而不說「歸義」），恰恰說明這是最愛作秀的劉備所頒發的。
三國征戰，諸葛亮多次舉兵北伐。賨人上層集團分化，宗族治理結構解體，總體上每況愈下。經過兩晉，賨人風光不再。成漢李壽「引僚入蜀」，宕渠地為蠻僚所侵，「城廨荒廢、士卒流亡」，只有逃亡求存。昔日「賨邑侯」胞裔族人為僚人所迫，往西南方向奔走。越過大江，進入未知地域，天知道會是什麽狀況？而金印和笨重的錢幣就成了「搶眼」招禍之物。所以，倉促之間埋於地下，其情其景則不難想象。
（本文原刊於2020年5月8日【達州晚報】）
特別提示
轉載請註明：「來源：方誌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誌工作辦公室
文/圖：劉 渠（1958年生，四川渠縣人。渠縣黨史研究和地方誌編纂中心執行主編，達州市巴文化研究院特聘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