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後金冠——西安儀表廠出土金飾考
徐濤 陜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張煦 上海大學文學院
1988年10月，西安市蓮湖區西安儀表廠在基建施工時，在距地表4米深處發現一批金花飾片。這批金飾埋藏於一個小缸內，上蓋兩塊磚，缸已殘。缸「從造型及胎釉看屬中唐，磚飾繩紋也屬唐代」。隨後施工單位將金飾移交給西安市文物管理部門，現收藏於西安博物院。 此前這批金飾在西安博物院的藏品圖錄中刊出， 並在【金輝玉德】等重要展覽中出現過，但一直未作深入研究，學界也關註不夠。本文在考察完整資料後，現作如下介紹，並透過同類飾物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
這批金飾數量較多，且已散亂，可分為二大類。一類是完整成形且有一定厚度的金片，依其形狀為桃形、雞心形、扇形金飾；另一類為輕薄且非完整的飾片、飾件，有梅花、六角形金箔，還有大量破碎零散的金、銀、玉石、珍珠質地小飾件。
完整成形的金飾共有5件，其中桃形3件，雞心形、扇形各一件。桃形金飾之一，高4.78厘米，寬3.37厘米，重5克。之二高4.4厘米，寬3.58厘米，重7克，之三已殘損，僅有部份留存。（圖1—1）；雞心形金飾與前者相同，唯尖部偏向一邊猶如逗號，高4.39厘米，寬3.72厘米，重5克。（圖1—2）；扇形金飾已殘缺，現殘長8.3厘米，寬3.5厘米，重18克。（圖1—3）。金飾件均為片狀，其上以金扁絲彎曲成紋飾並焊接於底板上。飾件邊緣為一圈聯珠紋，內部則裝飾以花卉，其間以細小的金珠顆粒填充，形成珍珠地的效果。背面平素，焊接有方形鋬供插接。上述金飾在花葉及聯珠紋內，原應鑲有珍珠、寶石等裝飾，現均已脫落。金飾總體裝飾華美、制作精工，即文獻所言的「金筐寶鈿珍珠裝」，是高等級的女性裝飾用品。
非完整成形的飾件較多，且已破碎零散。金箔片較為輕薄，多呈六角形，上有鏨刻及鏤空，形如花卉或雪花；銀絲細長，有的多股絞成樹樁狀，有的部份彎折卷曲，類似彈簧。此外還有大量散亂的裝飾品，如珍珠、綠松石、琉璃、玉片等物，部份同金箔片、銀絲串裝在一起。
這些金飾前期不明其用途，收藏單位依據其形制、紋飾特點，定為唐代婦女所用裝飾品，現依據近年的考古發現，其性質漸趨明了。2002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在西安東郊發掘的唐太州司馬閻識微夫婦墓，出土冠飾一組，冠飾為其夫人裴氏所有，裴氏葬於長壽二年（693年），遷葬於神龍二年（706年）。另一組冠飾為2013年隋煬帝蕭後墓出土，貞觀二十二年（648年）蕭後去世，唐太宗詔復其位號，「謚曰湣」，備鹵簿儀衛， 將蕭後與隋煬帝合葬於揚州。 西安儀表廠出土的金飾在形制及元件種類上與前者高度相似（圖2）。
桃形飾件在蕭後及裴氏冠上均有發現。其中裴氏冠共有4件，高4.6厘米，寬約3.9厘米。蕭後冠發現12件，長約4.5厘米，寬約4厘米，厚約0.3厘米，分三層排列；雞心形飾件僅在裴氏冠發現2件，高約4.4厘米，寬約3.4厘米，飾件造型相同，唯尖頭方向相反，呈左右對稱；扇形飾件在蕭後及裴氏冠上均有發現，且保存完整。裴氏冠有2件，呈條形且一端有勾雲形，左右對稱，長約16.4厘米。蕭後冠同樣有2件，長約18厘米，上下寬3.2厘米。從出土的完整飾件可知，儀表廠現存的部份約為原物的三分之一。與儀表廠飾件金質不同，蕭後及裴氏冠均為銅質鎏金，飾件正面以珍珠鑲嵌的聯珠紋環繞，主體則為六瓣花卉，周圍飾以花葉，由綠松石、珍珠和水晶裝飾，底面則滿飾鎏金銅珠。蕭後冠飾件背面也有方形鋬，而裴氏冠則可見到粘接的痕跡。
六瓣花與六角形金箔片以及銀絲在蕭後及裴氏冠上均有發現，不過質地均為銅質鎏金。銅絲應為花樹裝飾之用，其中較粗的，是樹樁造型，較細且類彈簧的，應是花枝。珍珠、綠松石、琉璃、玉石等元件，應是花樹及冠上的裝飾物，與鎏金花瓣、銅絲等一起組成花樹。在裴氏冠上，殘存有花樹三棵，而蕭後冠較完整，則有13棵花樹。
上述飾件，經近年考古發現及相關研究，可以判斷為隋唐時期貴族婦女所用的禮冠。禮冠制度在隋代就有詳盡的記載，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詔令吏部尚書牛弘、宇文愷、虞世基等人，綜采南北朝禮儀之長，制定貴族婦女在禮儀場合所使用的衣冠制度。規定皇後「袆衣……首飾花十二鈿，小花毦十二樹，並兩博鬢。……祭及朝會，凡大事皆服之」。貴妃及以下各級貴族命婦，均依據其身份高低，依次減等。唐承隋制，建立之初頒【武德令】，皇後有袆衣、鞠衣、鈿釵禮衣三種。其中「袆衣，首飾花十二樹，並兩博鬢。……受冊、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內外命婦首飾則為花釵，「施兩博鬢，寶鈿飾也」。其中第一品花鈿九樹，第二品花鈿八樹，以下至第五品花鈿五樹。這種禮冠可能在北周時期就初具形態。【隋書•禮儀誌】記載，「後周設司服之官，……皇後華皆有十二樹。諸侯之夫人，亦以命數為之節。三妃、三公夫人已下，又各依其命」。可見北周時期花樹已出現在首飾上，隋唐時期是其因襲和發展。
綜合文獻及考古發現，現可以判斷禮冠的要素構成。長條勾雲形飾件，應為文獻記載的「博鬢」，而桃形、雞心形飾件應為「寶鈿」。蕭後去世後，「詔以皇後禮」與煬帝合葬於揚州。現今蕭後冠較完整，有二博鬢，12寶鈿，及13棵花樹，與文獻記載的皇後禮儀基本吻合。因而學界判斷隋唐貴婦禮冠由博鬢、花樹及寶鈿構成，蕭後冠、裴氏冠及儀表廠冠均有這三要素（表1）。
由於歷史上盜掘等原因，隋唐時期禮冠出土較少，部份墓葬僅存三要素之一。有8座墓出土花樹殘片，分別是史道洛夫人康氏墓（顯慶三年，658年）、新城長公主墓（龍朔三年，663年）、溫綽夫人趙氏墓（鹹亨元年，670年）、史訶耽夫婦墓（鹹亨元年，670年）、濮王李泰妃閻婉墓（天授元年，690年）、華文弘夫人陳氏墓（神龍元年，705年）、節湣太子墓（景雲元年，710年）、金鄉縣主墓（開元十二年，724年）等。出土桃形寶鈿的，為史射勿墓（隋大業六年，610年）。出土的花樹殘件，除有鎏金銅箔花瓣、彈簧狀銅絲花枝及多股銅絲擰結成的樹樁外，還有玻璃制成的花朵、花蕾等物，寶鈿亦為銅質鎏金。這種隨葬禮冠的習俗，可能出自隋唐時期的「朝服葬」制度，在唐太宗燕妃碑文中也有賜葬「首飾、翟衣」的記載。值得註意的是，上述禮冠無論是以皇後禮儀下葬的蕭後、新城長公主，還是包括太子、親王級別的節湣太子、濮王李泰妃及各等級的命婦，其禮冠雖花樹、寶鈿數量不同，但質地均為銅質鎏金，無一例外。這與儀表廠冠飾的金銀質地完全不同，因而其等級應高於前者。
儀表廠金冠缺少直接的紀年證據，需要尋找其它旁證。在其寶鈿及博鬢周圍，圍繞著一圈聯珠紋，這些聯珠紋同樣出現在蕭後、裴氏冠上，聯珠紋裏鑲嵌了珍珠，環繞在花卉的周圍。聯珠紋是中古時期常見的裝飾紋飾，主要流行於北朝至盛唐前期。吐魯番聯珠紋織物出現在6世紀50年代後期，到7世紀50至80年代，發展到極盛，而後迅速轉入衰微。唐代則主要集中在高宗永徽四年（653年）至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年）。在敦煌，聯珠紋圖案盛行於隋開皇後期至武德年間。在長安，聯珠紋則從北周大象元年（579年）的安伽墓石榻，到神龍二年（706年）的懿德太子墓武士俑衣紋，遍布於金銀器、瓷器、磚瓦、陶俑、石刻之中。
從現今禮冠出土的情況看，確定為隋代的1例，為史射勿墓寶鈿（隋大業六年，610年）；唐高祖與太宗朝的1例，為蕭後冠（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高宗至武則天時期的5例；中宗至玄宗開元年間為4例。故禮冠總體上盛行於高宗至玄宗前期，這也與聯珠紋的流行時間相一致。考慮到這只是下葬年代，禮冠的實際制作時間應當前提，儀表廠金冠制作時間也應在此區間內。如果細致觀察，儀表廠金冠從形制到紋飾與裴氏冠更為接近，不僅均有逗號形寶鈿，而且均以花枝圍繞著主花裝飾布局，特征十分明顯，故儀表廠金冠制作時間應與裴氏冠（長壽二年下葬，693年）相去不遠。
綜合上述資料，儀表廠金冠應是隋唐時期貴族婦女的禮儀用冠，較大可能性在高宗與武則天執政時期制作，為目前所出土禮冠中等級最高者，顯示擁有人具有極高的地位，不排除皇後的身份。金冠比其收納容器的年代——中唐時期要早，即金冠應當是存世了一段時間後才埋入地下。
二
據征集者王長啟先生回憶，金冠出土於大慶路以北的西安儀表廠內，而具體位置不詳，這需要對相關區域進行精確考察。儀表廠廠區位於西郊玉祥門外大慶路以北，隴海鐵路之南，廠南門正對勞動路。廠區的東側是原西安儀表工業學校，現為西安理工大學高等技術學院。學校及廠區以北，是儀表廠104小區。大慶路以南、勞動路以東，為西儀101、103小區。
今日西安儀表廠的位置，處於隋唐長安城休祥坊範圍之內。休祥坊在長安城西北角，是朱雀門大街西側的第四列街坊，坊南臨開遠門至安福門的橫街，其東為輔興坊，西為普寧坊，南為金城坊，北為安定坊。經過數十年的考古調查，依據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唐代長安考古紀略】，馬德誌先生在安定坊的發掘，以及史念海先生在此基礎上的復原，休祥坊的位置已漸趨明了。休祥坊對應現今位置大致是：東側至勞動北路、西儀坊路；南側至桃園東路、勞動公園北面，並向東延伸至勞動路；西側以桃園北路為界；北側在西斜路以南（圖3）。
據韋述【兩京新記】及宋敏求【長安誌】記載，休祥坊內有眾多住宅、寺觀及古跡，古跡有漢顧成廟遺址，廟北為漢代奉明園，奉明園之北為漢奉明縣遺址。以十字街為基準，坊東北隅為崇福寺，東南隅為萬善尼寺，寺西為昭成尼寺，坊南門西側為武三思宅。另有延唐觀也位於此坊。萬善尼寺始建於北周大象二年，開皇二年移寺於新大興城，「度周氏皇後嬪禦以下千余人為尼以處之」，著名的李靜訓墓即葬於此處。萬善尼寺西側的昭成尼寺，建於隋大業年間，原名為慈和寺，玄宗先天二年，因為其生母昭成皇後追福，改為昭成寺。此外，武三思宅也曾為中宗安樂公主置辦過婚事，使用過皇後的儀仗。
圖3 史念海【西安歷史地圖集】之唐長安城西北角
從金冠的等級看，前述北周皇後、安樂公主、昭成皇後或都有可能。不過，從金冠殘片出土地點看，似與這幾位無關。休祥坊內現可精確定位的是李靜訓墓，據發掘報告稱，該墓「是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配合西安市區建設，在城西的梁家莊附近工地發掘的。……此墓的位置，在今西安市玉祥門外西站大街南約50米處。」透過【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報告配圖、【西安歷史地圖集】及【中國隋唐長安寺院史料整合】的標註，可知西站大街即今日之大慶路，梁家莊位於勞動路以東、西安儀表廠101家屬區之南，李靜訓墓在西儀101小區內，從而萬善尼寺的位置可以明晰。萬善尼寺位置的確定，可知在寺西側的昭成尼寺，應在大慶路以南、勞動路以西的地方，武三思宅則更偏西，可能在勞動公園的北面。盡管金冠的出土具體位置不詳，但由於儀表廠廠區在大慶路以北，萬善尼寺、昭成尼寺、武三思宅等均位於坊之南側，故這三者均可排除。除此之外，在該時段亦無重要人物、機構位於大慶路北側。況且此地在隋唐時期位於長安城中，應非墓葬所出土（李靜訓墓葬萬善尼寺內，是為特例），只有位於坊東北隅的崇福寺，方符合這個條件。依據萬善尼寺的座標，崇福寺位於儀表廠廠區東北、西安理工大學高等技術學院校區北部（原西安儀表工業學校）及儀表廠104小區這一範圍之內。廣義而言，這些都可算作從儀表廠出土（圖4）。
圖4 儀表廠、休祥坊古今位置對比
張煦依據【中國隋唐長安寺院史料整合】附圖改繪
崇福寺本是唐侍中、觀國公楊恭仁的住宅。鹹亨元年（670年），以武後外戚緣故，立楊恭仁故宅為太原寺。至垂拱三年（687年），改名為魏國寺。載初元年（689年）又改名為崇福寺。此後至唐武宗會昌毀佛時廢毀。據【歷代名畫記】及【長安誌】記載，該寺的寺額為武則天飛白書題寫。崇福寺的興建與武則天個人經歷有密切的關系。武則天生母榮國夫人楊氏，是隋觀王楊雄之弟楊達之女。楊雄及弟楊達，屬「弘農楊氏」，是北朝以來著名的世家大族，「觀王房」在隋及初唐有著顯赫的身份。楊雄為隋太子太傅、司空、觀王，楊達也累任工部尚書、納言。而楊雄之子楊恭仁為唐高祖朝宰相，另一子楊師道則為太宗朝宰相。武則天父武士彟初娶相黎克特制，生男元慶、元爽，相黎克特制去世後，經唐高祖李淵介紹，又娶楊氏為繼妻，生三女，武則天為其二女兒。武士彟去世後，前妻之子對待楊氏「不盡禮」，此後武則天隨母返長安，並被招入宮廷。因此，武則天及楊氏一直對武氏諸子懷有嫉恨，武則天初為皇後時，將元慶、元爽等貶斥遠州，而將其姐之子賀蘭敏之改為武姓，承襲武士彟的爵位。直到賀蘭敏之死去，才將兄子武承嗣、武三思召回。可以想象，在武則天立為皇後的初期，偏重楊家，借用楊家的望族背景擡高自己的身份，是武則天鞏固其地位的重要手段。到武則天臨朝稱制後，楊氏一族仍然受到重用。武則天嘗說：「我今當宗（武氏）及外家（楊氏），常一人為宰相。」其後任用楊執柔為相。
崇福寺設立及名稱的演變，與武則天的地位變化密切相連。鹹亨元年九月（670年），榮國夫人楊氏去世，高宗命百官前去祭吊，並追封武士彟為太尉、太原王，夫人為王妃。武則天請用舊宅改建為佛寺、道觀，為母親追福。於是以長安休祥坊楊恭仁故宅為太原寺，頒政坊楊達故宅為太平觀，洛陽遊藝坊武後母楊氏宅為太原寺。此外在太原也利用武氏舊宅改為太原寺。正如武則天在【方廣大莊嚴經序】中所言：「凡是二親之所蓄用，兩京之所舊居，莫不總結招提之宇，鹹充無盡之藏。」嗣聖元年（684年），武則天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執掌政權。九月改元光宅，追尊武士彟為太師、魏定王，母為魏王妃。至垂拱三年（687年）二月，改太原寺為魏國寺，觀為魏國觀。永昌元年二月（689年），武則天「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後，文水陵曰章德陵，鹹陽陵曰明義陵。置崇先府官。」其後長安、太原魏國寺、觀又改名崇福寺、觀。東都魏國寺在天授二年（691年），改名為福先寺。上述寺觀的設立及改名，武則天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凸顯出崇福寺作為武周朝皇家功德寺的特殊地位。
武周時兩京崇福寺、福先寺及太原的北崇福寺高僧雲集，這些僧人在譯經、進呈【大雲經】及奉迎佛舍利方面盡力為武則天個人及武周政權發揮作用。在長安崇福寺，僧慧立曾任西京太原寺主，初撰【慈恩三藏行傳】五卷，後由彥悰增補為【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華嚴三祖法藏法師，鹹亨元年因武則天在長安建太原寺，法藏由此剃度為僧，後為崇福寺主。此外，日照（地婆訶羅）、懷素、智升等多位高僧，都曾經在長安崇福寺駐留傳法。
在寫經方面，榮國夫人去世後，武則天曾為已逝父母造【妙法蓮花經】三千部，【金剛般若大樹菠蘿經】三千部，時長安太原寺大德神符、嘉尚，太原寺主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等多位高僧參與其中，據學者研究抄經地點應在崇福寺內。而今多件寫經殘件在敦煌藏經洞發現（圖5）。在譯經方面，武則天當政期間有多部佛經被轉譯。垂拱四年（688年），日照在西太原寺等處譯【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十八部。洛陽福先寺為當時譯經中心，有專設的轉譯院，菩提流誌、天智、義凈在此譯經多部，武則天特撰【三藏聖教序】置於經首。進呈【大雲經疏】，是武則天稱帝前的重要輿論工作。載初元年（690年）七月，東魏國寺（福先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之上，言太後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九月，武則天稱帝，國號易唐為周，改元天授。
武則天熱衷於崇佛，在為皇後及稱帝期間，除動用政府的力量來興辦佛事外，她也多以個人身份，對包括崇福寺在內的佛寺、道觀施以捐助支持，如題額，供奉衣物、金錢、造像、器具等。綜合文獻，尚可見以下事例（表2）：
唐高宗與武則天曾在顯慶五年供奉過法門寺佛舍利，並供施九重寶函。至長安四年（704年）冬再次隆重接引，迎佛舍利者為鳳閣侍郎崔玄暐、崇福寺主法藏等十人前往法門寺。迎取至長安城，舍利先置於崇福寺「皇堂」內，其後送至東都明堂供奉。至中宗景龍二年才返回法門寺。
永昌元年正月（689年）武則天服袞冕、禦明堂，天授元年九月（690年）稱帝，改國號為周。這樣，武則天就不再以後妃的身份出現於禮儀場合，而改用袞冕。或在此時，武則天將象征皇後身份的金冠供奉在自己的皇家功德寺院——崇福寺。
金冠埋藏的時間，可能與會昌毀佛有關。會昌五年秋七月（845年），唐武宗敕令並省天下佛寺，崇福寺在廢毀之列。雖然宣宗登基後盡力恢復，也僅是將義寧坊化度寺改名為崇福寺。從出土情況可見，金冠已散亂不全，埋藏於一個中唐時期的小缸內，上蓋兩塊磚。這種埋藏方式，顯然與金冠等級及佛教供奉方式不符，應當是一種匆忙草率的行為，或是在崇福寺廢毀時埋藏。
總之，西安儀表廠所出土的金冠，從材質看是目前所見唐代命婦禮冠等級最高者，要高於前朝蕭皇後，及本朝以皇後禮葬的新城公主；金冠的時代在唐太宗貞觀至玄宗開元年間，造型紋飾與武周時期的裴氏冠最為相似；從金冠的出土地點判斷，與崇福寺的位置最為接近；從崇福寺在武周時期的特殊地位看，武則天有可能在此供奉金冠；從唐代帝王後妃對佛寺供奉記載及出土實物看，武則天也是最大的贊助者。基於上述理由，推測金冠可能是武則天所供奉，它應是反映武周時期政治和佛教關系的一個重要實物見證。
[原文發表於【形象史學】2022年冬之卷，註釋請參考原文]
來源 | 形象史學、文物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