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技術正在帶來新的壟斷與剝削嗎？
從被演算法「投餵」的短影片使用者，到「困在系統裏」的騎手，數碼技術發展中的一些消極面正引起更廣泛而深刻的討論。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塞戴歷·迪朗在其著作【技術封建主義】中，系統闡釋了隱蔽在數碼經濟浪潮下的那些負面特征。
近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技術封建主義】一經面世便登上豆瓣商業經營圖書熱門榜前列。
什麽是「技術封建主義」？這並不是說數碼技術造成了現代社會的倒退，迪朗認為 「技術封建主義」是一種假說 。這一名詞的含義是數碼技術正在讓社會的執行重現封建社會的一些特征，包括封建社會經濟執行中的 租金邏輯 以及封建領主實施的 超經濟的強制。 在迪朗看來，網絡空間正在成為新的「領土」， 演算法治理透過各種概率預測，剝奪了主體挑戰現實的能力 。
那麽，一些「技術封建主義」的特征在中國是否存在？這種情況對中國數碼經濟的發展有哪些啟發？圍繞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近日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李直進行了對話。
李直提出，「技術封建主義」揭示了一些數碼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特征，例如演算法控制中的超經濟強制、平台的租金轉移機制以及平台對社會互動的控制，要 更好地引領數碼經濟發展，需要正確地把握「技術封建主義」的特征 。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李直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演算法控制中的超經濟強制
我們已經可以從一些案例中捕捉到「技術封建主義」生長的痕跡。例如，騎手在平台演算法影響下的困境，社交媒體使用者會陷入演算法推薦的「資訊繭房」，不同功能平台之間的高度隔離，互聯網巨頭對「資源」的激烈爭奪⋯⋯
李直提出，「技術封建主義」帶有一定的一般性，互聯網巨頭采取的一些行為也在「塑造」著「技術封建主義」。不過， 「技術封建主義」不是對數碼經濟發展的簡單否定，而是對數碼經濟執行特征的描述， 更好地引領數碼經濟發展，需要正確把握「技術封建主義」的特征。
NBD： 互聯網平台的哪些行為構成了「技術封建主義」的基礎？
李直： 中國平台的發展也在塑造「技術封建主義」。這不僅是平台和數碼資本具體的競爭策略選擇的結果，更是平台技術執行架構特征的結果。
第一，平台的許多形式正在重塑 封閉的「封建領地」 的邏輯。平台是一個高度封閉的系統，就像封建領地一樣具有明確的邊界，導致 不同功能的平台之間的高度隔離 。例如利用搜尋引擎和瀏覽器已經無法搜尋和瀏覽小紅書和知乎這些內容平台的具體內容。
第二，平台的演算法控制邏輯形成了平台對使用者的 超經濟強制 。平台執行的核心是以使用者的數據為基礎，不斷地對使用者在平台上的活動進行最佳化與即時的控制。盡管平台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性，但是卻又 限定了使用者能夠進行的選擇 。
第三，平台正在透過網絡外部性提高使用者 結束平台 「封建領地」 的成本 。例如隨著一個人同所有熟人的溝通和工作安排都是透過某個App進行，那麽選擇不使用這個App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這最終會「強迫」一個人去使用這一App。
第四，平台正在 擴充套件租金的邏輯 。最常見的租金就是因 使用平台基礎設施而支付的費用 ，例如使用雲端運算和雲端儲存能力的付費，以及平台從商品和服務中的抽成。其次，還有使用者向平台支付的大量廣告費用，包括為了讓商品可以在搜尋結果中有更好的排位而給搜尋引擎和線上購物平台支付的費用。傳統的透過知識產權獲得租金的方式也正在平台化，例如向知網支付的下載論文的費用。最後，軟件的使用也在從免洗的買斷制轉向月/年租制，其中的租金邏輯越發凸顯。
NBD： 因演算法導致的「騎手困境」曾引發廣泛討論，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李直：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註意的問題。外賣騎手面臨的「騎手困境」的問題既是「技術封建主義」的超經濟強制特征的體現，也受到平台資本為了獲得更多利益而進行策略選擇的影響。
演算法控制是一個無人化的自動控制過程，這無疑增加了平台對外賣騎手的控制能力。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騎手越是為了符合送單要求，將送單時間控制在規定時間內，就越會導致新計算出的送單時間縮短，這就會導致騎手勞動強度增大、進行危險騎行等問題。但與此同時，騎手似乎也沒有任何辦法去對演算法的結果進行反抗。
但還存在一個隱藏更深的問題，那就是誰來承擔演算法控制結果的責任。在現實中，平台更傾向於將演算法塑造為完全客觀獨立的計算過程，而非平台獲得收益的關鍵，進而規避了相關的責任。
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裏談到的演算法結果的責任問題，因為隨著中國社會智能化程度的提升，演算法控制必然會成為越來越多領域的組織和控制原則，而 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對演算法結果責任的劃分勢必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
例如近半年來，隨著中國智能駕駛技術的普及與發展，開啟智能駕駛後所引起的事故的責任，究竟應該由消費者還是廠商來承擔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熱點的話題。
圖片來源：豆瓣截圖
當平台操縱社會互動 如何構建數碼經濟發展戰略？
數碼技術的馬車仍在疾馳，數碼經濟的浪潮不會停歇。不過，「技術封建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啟發性的觀察視角，引導數碼技術更好地滿足人們美好生活的需要。
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強對互聯網平台企業的反壟斷監管、出台演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在李直看來，這些舉措的確解決了消費者面對的一些問題，包括平台「殺熟」、平台二選一、演算法過度利用成癮性進行內容推播等。不過，李直也強調，在平台壟斷和發展問題的背後，還 要看到平台對「操縱社會互動」的巨大權力的掌握，進行系統性的政策構建 。
NBD： 在中國的數碼經濟發展中，如何平衡創新與反壟斷、演算法控制與使用者權益之間的關系？
李直： 只要接受了平台，就必須接受平台會控制社會互動這個現實，這是平台發展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社會權力結構性變化。換言之，只要接受平台和數碼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避免社會控制的權力向平台轉移，沒有任何辦法能夠阻止這種變化。而中國未來一定會朝著智能化社會的方向發展，平台的作用只會不斷地得到鞏固與加強。
所以，這裏存在的一個更隱蔽的問題是， 如果社會控制的權力越來越向私有化的平台集中，要如何防止私有資本對社會控制權力的濫用？
濫用平台控制社會互動的權力隱藏在很多平台壟斷和發展問題的背後。歸根結底，我們得根據不同功能的平台所掌握的具體社會權力來對它們進行合理的管制。
另外， 平台可以依靠網絡外部性、平台之間的互補性以及平台與硬件之間的相互搭配形成大規模的壟斷 。在租金邏輯的影響下，有可能對創新產生兩方面影響：其一，平台只註重對可以獲得更多租金和可以擴張壟斷邊界的技術進行投資；其二，平台獲得太多租金可能會對其他人有負面影響，這類似於過高租金對實體商業中心和餐飲業的負面影響。
如果不能認識到平台的特殊性，純粹從治理壟斷的角度出發，並不能完全解決這裏面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需要從平台壟斷社會互動控制權力這個角度來進行系統性的政策構建。中國目前的數碼經濟發展戰略就遵循了這個思路，也就是既要強調平台本身的發展，也要強調平台與其他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正是基於這種認知，才會提出數碼產業化和產業數碼化這一組概念。當然，這也符合中國政府一貫的政策導向，那就是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設定政策的基礎。
NBD： 全球比較來看，您認為中國的數碼經濟發展模式有哪些特點？是否可成為其他國家的借鑒物件？
李直： 中國數碼經濟的發展模式當然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鑒意義，只是平台已經有了接近20年的發展歷史，想要獨立發展數碼經濟體系的困難程度在不斷地增加。 中國數碼經濟的發展有以下三個方面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鑒 。
第一，必須要堅持技術上的獨立自主。 獨立的平台體系可以說是整個數碼經濟發展的基礎。目前全球只有中國和美國有比較完整的平台體系，所以也只有這兩個國家的數碼經濟展現出比較良好的發展態勢。當然，美國平台的國際化做得更好，也對全球的數碼經濟有著更強的控制力。
2019年，僅僅依靠不允許華為手機安裝谷歌套件，美國就扼殺了在歐洲具有不錯發展勢頭的華為手機。
此外，歐洲近年來也在不斷嘗試從私密和稅收的角度限制美國平台的擴張，但是這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二，政府必須在通訊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才能充分發揮平台的功能，並支持數碼經濟的發展。與矽谷宣傳的自由市場和企業家精神的烏托邦故事不同，互聯網最初的發展就是為了滿足美國軍方的通訊需求，所以說互聯網本身就是非市場的、依托於國家創新體系的產物。而政府也一直在推動通訊基礎設施的建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通訊技術在2G到3G時代還相對落後，但是此後，政府一直在推動4G和5G網絡以及光纖網絡的建設。中國目前無論是網速還是網費的便宜程度都在全球名列前茅，更不用說政府支持的偏遠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大大提高了數碼經濟的覆蓋率。
第三，最重要的還是 政府要有能力，也要有魄力去制定發展政策，並遏制數碼經濟的不良發展趨勢。 中國目前的數碼經濟發展政策非常系統，既有支持平台自身發展的政策，也有考量如何充分利用平台功能的政策，還有促進技術薄弱環節突破的政策。此外，整個數碼經濟也被嵌入到更宏觀的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等政策體系中。針對數碼經濟發展的問題，政府也采取了比較及時的監管手段。
每日經濟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