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偉/文 當地時間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莊遜和占士·魯濱遜，以表彰他們在關於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諾貝爾獎委員會在頒獎詞中稱，「縮小國與國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這些獲獎者證明了社會制度對實作這一目標的重要性。」達龍·阿西莫格魯作為經濟學界的權威人物，其研究的核心即是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他的研究不僅關註了經濟增長的技術和資本要素，還深入探討了制度的重要性。早期經濟學家通常將經濟增長歸結於物質資源的增加，但他透過與莊遜、魯濱遜的合作，證明了制度在經濟繁榮中的關鍵性作用。透過分析歷史上不同制度的演化及其對各國經濟表現的影響，他們揭示了好的制度是如何推動經濟發展的。
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另譯達龍·阿傑姆奧盧），這位享譽國際的經濟學家，1967年出生於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他的學術生涯始於英國約克大學，1989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學士學位。隨後，他進入倫敦經濟學院深造，分別於1990年和1992年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在倫敦經濟學院求學期間，阿西莫格魯的學術才華已經嶄露頭角。畢業後，他選擇留校擔任講師，繼續深耕經濟學領域。然而，他的學術旅程並未止步於此。一年後，他接受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邀請，擔任助理教授，從此開始了他在美國學術界的輝煌歷程。
在麻省理工學院，阿西莫格魯的學術才華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他的研究領域廣泛，涉及經濟增長、技術演化、收入分配、社會網絡、契約理論以及民主政治等多個方面。他的論文頻繁出現在眾多領域的頂級期刊上，引發了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關註。他的學術產量之高，甚至讓哈佛大學教授曼昆在網誌中打趣道：「阿西莫格魯一定有一個孿生兄弟在幫他寫東西。」
阿西莫格魯的傑出成就為他贏得了無數榮譽。他獲得了2004年的沙爾文·羅森獎（美國勞動經濟學會的最高獎）、2005年的貝茨·克拉克獎，以及經濟學重鎮芝加哥大學設立的舒爾茨獎的第一屆獎項。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為阿西莫格魯頒獎的芝加哥大學教授、【政治經濟學雜誌】主編西摩爾，正是他的入室弟子。
阿西莫格魯最為人稱道的研究，是從制度角度探索經濟增長的源泉。早期的經濟學家們傾向於從物質原因來解釋經濟增長，認為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增加帶動了經濟增長。然而，這一觀點並不能解釋為何在勞動力和資本豐裕程度類似的國度，經濟增長卻表現出了迥然不同的特征。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增長現象，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技術研發、人力資本投資等作為切入點，形成了20世紀90年代末頗有影響力的「內生增長理論」。
然而，阿西莫格魯認為，內生增長理論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解釋經濟增長的源泉問題。他提出，既然不同的技術研發投入、人力資本投資會造成各國、各地區在經濟增長上的巨大差異，那麽必然有更為深入的分析視角，即制度方面。
阿西莫格魯和合作者魯濱遜透過巧妙的方法，驗證了制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他們指出，最早建立產權保護制度的國家有著很強的地理相關性，這使得地理決定論者認為，經濟增長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地理環境。為了擺脫這一論證上的尷尬，阿西莫格魯和魯濱遜選擇了那些輸入制度的國家作為研究物件，透過比較它們在經濟表現上的差異，來驗證制度的作用。
他們查閱了早期歐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的紀錄，統計了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時的疾病死亡率。他們認為，如果殖民者認為某地適合生存，就會設法引入和宗主國相同的產權保護制度；而如果認為某一地區不適宜生存，則會實行攫取型的政策。透過精密的統計分析，他們發現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之間有著十分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從而驗證了制度的重要性。
此外，阿西莫格魯和魯濱遜還討論了拿破侖戰爭後的長期影響。他們發現，在拿破侖戰爭後，一些國家原有的封建制度被摧毀，法國式的民主、法制和產權保護制度被強行引入；而另一些國家則依然保持著原有的封建制度。如果產權保護制度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論述是對的，那麽前一類國家將會表現出更好的經濟增長。透過大量的計量分析，這一論述也得到了驗證。
在證明了好的制度確實有助於經濟增長之後，阿西莫格魯又將研究繼續推進，試圖找出制度本身的演化規律。他不同意新制度經濟學開創者朗奴·科斯提出的「政治科斯定理」，即當一項制度使一部份人獲益而使另一部份人受損時，雙方可以透過談判來達成協定選擇最有效率的制度。阿西莫格魯認為，制度變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團政治力量的變化。他指出，幾乎是在西歐莊園制興起的同時，東歐出現了更為嚴酷的農奴制，這並不能從效率的變動來解釋制度的變化。
阿西莫格魯將「政治科斯定理」在現實中的不成立歸因於第三方保證機制的缺乏。由於保證機制的缺乏，政治市場上各集團的沖突和制度的不穩定成為常態。因此，制度演進的過程就是一個找到和形成保證機制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鬥爭中獲得勝利的「精英集團」最終選擇制度的標準是最大化本集團的利益而非國家或全體人民的利益。
近年來，AI技術如日中天，以其無與倫比的潛力和速度重塑著世界。在這場技術革命中，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以其敏銳的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成為了一位不容忽視的觀察者。盡管他也密切關註著這一重大技術變革，但與其他對AI充滿無限憧憬的學者不同，阿西莫格魯對AI的態度顯得尤為審慎，甚至帶有幾分懷疑的色彩。
他深刻指出，技術如同一把雙刃劍，既蘊含著改善社會福利的無限可能，也潛藏著加劇社會不平等的風險。回顧歷史，技術進步並非總能自動帶來廣泛的社會繁榮。相反，許多技術革新最初往往只是精英階層和資本所有者的盛宴，而普通工人和中低收入階層則往往被邊緣化，難以分享技術進步的果實。AI技術，作為新一代的技術革新，同樣可能帶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影響。
阿西莫格魯擔憂地指出，當前AI技術的發展趨勢似乎更傾向於自動化，即替代人類勞動，而不是增強或補充人類勞動的能力。這種技術路徑可能會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業機會，同時增加資本所有者和技術開發者的財富，從而帶來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此外，AI技術還可能帶來侵犯私密、破壞民主等諸多負面影響。如果不加以有效幹預，AI技術很可能會成為一種「濫用技術」，對人類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害。
阿西莫格魯提醒我們，AI技術的進步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更是一個涉及權力結構改變的社會現象。當前的AI革命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權力向大科技公司和富裕精英的集中，這是十分危險的。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他呼籲應當對AI技術進行更民主化的控制，並制定適當的規制和政策對其進行有效管制。同時，他還主張透過稅收、再分配和政策幹預等手段來平衡技術帶來的不平等影響，防止資本進一步集中，從而確保AI技術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福祉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