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選 | 【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11期原題 | 我們時代的精神生活
01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時代，一切都取決於機遇和運氣。」
常聽人說，我們時代是一個「人文精神失落」的時代，即一個沒有精神生活的時代。的確，這是無法否認的現實。
隨著「馬列主義老太太」的那一代人離我們而去，我們在年輕一代身上再也難以看到精神或哪怕「偽精神」的痕跡，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
更可悲的是，沒有人能夠教他們什麽。在許多年輕人眼裏，一切教育都成了陳詞濫調，一切訓導都成了權力的顯示，不值一哂的騙術。現代青年欣賞的是「酷」，但「酷」是有條件的，它並不真正基於個人的思想深度和性格魅力，而是以一定的收入來源和生活水平為基礎的。
至少，必須衣食無憂，否則怎麽「酷」得起來?顯然，為了「酷」和「扮酷」，年輕人向往著靠鉆營和本事 (鉆營也是一種本事) 升官發財，成為千萬、億萬富翁，以便香車豪宅、美女如雲、頤指氣使、一擲千金。這是一個沒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時代，一切都取決於機遇和運氣。這是一個「精神動物的王國」。
02
「老百姓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計，但這種生計至今還沒有顯出任何精神意義。」
無需指責。他們其實表達了現實生活的原生態。當以往那些空洞的豪言壯語和大言不慚都煙消雲散之後，這種原生態就以毫無顧忌的赤裸裸的形式嶄露出來，並帶上了這一代年輕的生命力與「文革」紅衛兵的狂熱相比絲毫不遜色的勁道。平心而論，我們寧可青年們崇拜港台歌星而不願他們崇拜政治「大救星」，寧可他們無病呻吟而不希望看到他們有病的「朝氣蓬勃」「天天向上」。沒有理由指責當代青年缺乏理想和精神追求，因為這種可追求的理想和精神生活在當代中國還有待於創立。
「人文精神」的討論也好，「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也好，與中國廣大的老百姓蕓蕓眾生其實並沒有什麽關系，他們是被知識精英們拋在一邊的「沈默的大多數」。一個普通老百姓在今天要想獲得知識精英們所鼓吹的「人文精神」，或是想成為「新左派」，首先必須取得一定的「話語權」，能夠對「國是」發表意見。所以他們如果明智的話，最好還是把「人文精神」讓知識精英們去獨占，並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有希望成為「治人者」兼「拯救者」的新左派們去居高臨下地支配。
老百姓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計，但這種生計至今還沒有顯出任何精神意義，歷來也不允許有什麽精神意義。然而，這種沒有精神意義的生計問題每天都在提醒每一個中國人：只要「活著」就好;而那些想要活得比別人「更好」的人，則往往無所不用其極。在今天競爭如此激烈而相應的法制不健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就連起碼的生存也不得不透過「不仁」甚至欺詐瞞騙的方式才能維持。如小商販普遍的偷稅漏稅和假冒偽劣現象其實與缺乏誠信沒有直接關系，更多的倒是出於成本核算。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呼籲普通生意人要「講誠信」的道德高論聽起來竟然帶有殘酷的意味，因為不誠信幾乎已經成了細民們的生存之道。
當中國人已經發現並揭示出了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虛偽性時，已經不再能夠找到現成的人文精神來使我們的生活區別於動物世界了，我們必須自己去重新創造。這種創造並不是幾個聰明人關在房子裏冥思苦想，而是必須有現實生活的巨變作為基礎和觸媒的。當前的改革開放向一整套的傳統觀念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許多歷來被認為天經地義的原則在今天遭到了質疑。這種挑戰和質疑本身還不是成系統的人文精神，但卻大大擴充套件了中國人的視野，激發了中國人的想象力，因而孕育著新人文精神的可能性。
所以當今知識界的社會責任並不是站在時代潮流的一旁指手劃腳，用既定的一套觀念體系對現實生活妄加評點，而是投身於這個潮流之中，為之開道，並運用自己的所學反思在這一歷史行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從更高的理論層次為適應現實生活發展趨勢的時代精神提供思想依據。 可惜今天意識到自己這種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太少了，更加荒唐的是，許多人還把從一個固定基點對社會生活的變化橫加指責當作自己的責任。
在思想界、理論界和文藝界，這些年來的「尋根」「回歸」「返鄉」的「向後看」思潮蔚為大觀，它不僅窒息了中國人的創造力，而且在知識界激起了一股對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的前景抱懷疑和拒斥心理的貌似慷慨激昂的頹廢情緒。他們對「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國粹」的破壞做了全面深入的「檢討」後，並沒有給當代人提供什麽切實可行的生活理想，只不過滿足了自己對古典文獻的一廂情願的懷舊感情，他們的理論和觀念已被洪水一般離鄉進城的民工潮擊得粉碎。
03
「我們時代整個社會正以不可抗拒的趨勢日益‘打工化’。」
對當代中國社會中最值得關註的新生事物打工一族的視而不見或幹脆放棄，是當今知識界最大的失職。因為離開知識分子的代言，新的世界觀是不可能在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中自發地產生出來的，他們只知道在新的陌生環境中不如意、不知所措，感到孤獨，誰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也不能依靠，卻不知道這是為什麽及自己應該怎麽做。知識分子有責任從他們所面對的現實生活出發，運用自己的知識為他們設計一種新的生存模式和做人方式，使他們脫胎換骨為現代產業工人，而不再是一些懵懵懂懂、亂碰亂撞的「農民工」。
除了打工者之外，白領階層 (或高級打工仔) 同樣需要一種思想的啟蒙。至於長達20余年的大批向國外 (主要是西方) 移民的強勁浪潮則更是直接顯露出中國年輕一代人思想上的饑渴和騷動。推而廣之，整個中國現在都面臨思想觀念更新的一個關鍵時機，人與人的關系正在重新調整，做人的原則正在重新形成，打工仔在這場巨變中不過是首當其沖且最為典型罷了。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打工時代」。打工不單純是賺錢謀生，而是提高自己、訓練自己、尋找自己，它在一切附加於生計之上的意義都喪失殆盡之後，第一次使中國人的日常生存方式本身可能具有一種真正的精神意義。
因此，我把「打工者」看作一個有特定含義的當代文化符號，它有如下突出的特點：首先是失去了人身依附，擺脫了土地、戶口、單位和宗法觀念的束縛，然後是個人的首次獨立，開始培養個人的承擔意識，從而人與人的傳統關系開始解構，人們成為「陌生人」之後重新嘗試建立新型的人際關系。
這是一個極其痛苦的過程。幾千年來習慣於將自己的精神寄生於某個群體之中的中國人，首次面臨了遊離於群體之外的孤獨無依、無著落、無歸宿狀態，人性的脆弱再也不能用群體的豪言壯語來掩飾和自欺，而是赤裸裸地暴露在自己和他人面前。由於無法承受這一痛苦，許多打工者仍然向往著沿用古老的群體關系如親戚、朋友、熟人等等來謀求個人的生存，但背井離鄉的生活狀態及四處泛濫的「殺熟」現象使這一傳統習俗遭到了殘酷的摧毀，或是淪為一種越來越不管用的拙劣的欺騙工具。
我們時代整個社會正以不可抗拒的趨勢日益「打工化」，這意味著過去的宗族等級和熟人圈子逐漸被拆除，人與人的關系變得單一化了。長此以往，這種情況必將導致中國人精神生活上的巨變。其實，我們今天所努力的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也無非就是各級官僚都蛻變成人民的「打工仔」的社會。
04
「當代中國人必須有意識地清除我們傳統文化血液中的毒素。」
當代精神生活有待於建立的基點有兩個：
其一，建立個體獨立人格，消除精神依賴性，將孤獨視為一種生存境界和人生常態來承擔，勇於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透過自我意識的反思建立起個人內部的精神世界，將其看作自己個人的一項畢生都有待於完成的工程來關心和從事，而不是隨時向他人和世界敞開，放棄自己的努力而指望外界的援助和同情；
其二，在此基礎上建立新型的人際關系，即不粘乎、不自作多情，但守信用、講原則、有理性，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而不因人而異，由此造成一種寬容精神和換位思考，即承認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個性人格，對他人不強求一致，而是理解和尊重，也不媚俗和媚眾，而是特立獨行。
這樣一種精神生活是一種真正有深度的精神上的「酷」。當代中國人必須有意識地清除我們傳統文化血液中的毒素，才能為這種精神生活開辟道路。這些毒素主要也是兩條：
一是個人融化於群體或自然之中，無主見、無定見，從眾，隨大流，養成不反思、缺乏一貫性和原則性的劣習，將依賴性視為理所當然和光榮，被孤立時不堪一擊，助紂為虐和仗勢淩人時卻兇殘無比；
二是群體關系的非理性，如「仁」 (「惻隱之心」) 的偶然性，「愛」的等差性，「誠」的自命不凡性，在一切精神生活方面人與人之間的互滲性 (以「情感」和「善意」的名義) 和互相控制。整個這一套精神生活模式都是幾千年來的自然經濟和皇權專制社會中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格局，在當時無疑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在今天則已成為阻礙我們前進的最大的歷史包袱。
05
「當今中國真正有創造性的精神生活就是在中西文化比較背景上的對人生、對人性、對世界的重新思索。」
所以就目前來說，為現代中國人探索新的生存方式的理論工作不能不以「新批判」的方式來開辟道路，這也是最為貼近現實的方式。我曾在【魯迅精神和新批判主義】一文中提出，這種「新批判主義」「沒有現成的標準，既沒有中國文化的現成標準，也沒有西方文化的現成標準，而只有以現實生活和當前實踐為標準，它不是以任何烏托邦的理念去裁決或品評現實，而要以現實生活的發展趨勢來解構任何現成的道德烏托邦」 (鄧曉芒：【新批判主義】第12～13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大多數當代中國人在現實生活中只是朦朧感到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至於該怎樣生活，如何才能夠獲得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卻並沒有清晰的意識。這種朦朧的沖動是我們首先必須抓住並作為依據的。但我們已知的現成標準無疑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給我們留下的標準，因此調動中國人思想的第一著就是揭示當代現實生活中已經出現的現代生活與傳統這兩個標準的矛盾沖突，並使這種矛盾尖銳化，以迫使人們做出選擇和決斷。另一方面，對現代與傳統矛盾的揭示本身也是一個開拓思想的過程，沒有思想的自我超越，這種矛盾根本就揭示不出來;而幫助思想開拓的一個最好的參照系就是西方文化。
正如自我意識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場看待自己的意識一樣，文化自我意識也是以異質文化反觀自身文化的結果，而對於我們華夏文化來說，西方文化是惟一真正的「他者」。所以，當我們立足於現實實踐來進行現代文化反思時，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並不是對等的考察物件，前者是反思和批判的物件，後者是反思的工具或參照 (鏡子) 。當然，最終的目的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切斷和拋棄中國傳統文化，使中國文化變成西方文化，而是促進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因為一個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文化必定是停滯不前的文化，中國文化只有在自我批判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而中國傳統文化 (包括「國粹」) 也只有在發展中才能得到保存。
很明顯，中國當代人文精神的建設靠「回歸傳統」已經基本沒戲，相反，一切深刻的、精彩的思想建樹在今天都無不與對西方精神的透徹理解和理性分析有密切的關聯。當我們不是立足於「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小計謀而是以全人類文化互相學習的大氣魄來認真對待西方文化精神時，我們就能夠從全域的觀點來梳理西方精神的總體脈絡，從中發現甚至連西方人也未必自覺到的某種文化內核和精神結構。這就是所謂「旁觀者清」。而由於中西文化的實質性交匯 (即精神層面上的融通) 現在還剛剛起步，所以這種研究必定是創造性的，或是需要創造精神的。
我們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當今中國真正有創造性的精神生活就是在中西文化比較背景上的對人生、對人性、對世界的重新思索。這種思索充滿著矛盾、碰撞、探索的痛苦和樂趣，時常走入絕境，有時又豁然開朗，永難使人的生存境界達到圓融，但總能使人的思維層次得到提高。中國人的心靈幾千年來都在沈睡，那是因為周圍一片寂靜。現在我們面前已站立著一位不容忽視的對話者，他以蘇格拉底的智慧在向我們施行「精神的接生術」，如果我們不積極回應，那就是自甘沈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