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從企業的角度出發討論。
一個企業若只依賴自有資金，發展起來將非常艱難，而借貸可能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例如潘石屹在創業初期資金匱乏，在北京參與土地競拍時，便采用了從銀行借貸的方式；房地產業基本上就是在操縱資金流，從銀行貸入資金，從政府手中獲取土地，透過預售轉嫁債務給消費者，最終坐享其成。
這種做法背後有一個關鍵前提。
房屋必須能夠迅速預售出去，否則，開發商很快就會面臨支付利息的困難，這正是恒大、碧桂園及遠洋等公司面臨的困境。
而現在的挑戰在於地方財政的收支不平衡，如何平衡地方的財政狀況呢？
地方為何會出現財政赤字？
歷史顯示一種趨勢。
這種趨勢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明顯，經濟越強勁，體制成本增長也越快，常常超過經濟增長速度。
2021年的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統計中，除了上海市外，其他地區普遍財政入不敷出；隨後到了2022年疫情期間，上海也受到嚴重影響，其財政收入也陷入困境。
全國地方財政普遍面臨入不敷出的局面，這是怎麽回事？
是由於體制成本過高？還是社會成本太大？顯然是前者，多年來公共的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社會保障幾乎沒有明顯提升，而體制成本卻在不斷擴張。互聯網上經常有討論，關於中國公務員的比例是否偏高，但這不是簡單的人數問題，而是更深層的治理理念和結構性問題。
正常的財政開支應當與經濟發展保持同步，即與企業稅收同步；如果財政需求控制在企業稅收的承受範圍內，財政自然能夠平衡；但實際情況又如何呢？
除了稅收，地方政府還有許多向企業收費的方式，比如辦理各種證件，這些雖然是小額收入，但卻解決不了財政開支不斷增長的問題，於是地方政府仿效香港，依靠房地產稅收作為主要財政收入。
地方政府超過一半的收入依賴土地轉讓金，這一點非常獨特。
房地產業確實曾讓一二線城市財政富裕，城市建設也越來越美觀，但隨著房地產市場的衰退，2022年銷量下降了26.7%，達到13億平方米，對已經財政困難的地方來說壓力非常大；2023年房地產銷量持續下滑，土地拍賣的收入大幅減少，地方財政的債務問題就這樣加劇了。
那麽，失去了巨額的土地轉讓金，地方財政如何維持呢？
只能透過增加負債，包括顯性債務和城投透過土地拿地的隱性債務。更嚴重的是，房地產行業無法快速回暖，今年依靠負債支撐地方財政，明年又將依靠什麽？
難道可以依靠企業稅收來支持嗎？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任何行業的增長能與房地產的影響相比，即使經濟形勢好轉，企業稅收也不可能替代如此巨大的稅收缺口。開支過大是根本問題。
以目前的經濟形勢看，僅僅依賴經濟增長，很難追上債務的增加。
現在地方化債務，無非是把債務問題延後，將短期債務轉為長期債務。例如遵義城投債務到期後，與金融機構達成展期協定，前十年只還利息，後十年還本金；但如果經濟沒有高速增長，或者沒有房地產銷量的支撐，地方債務無論如何化，都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這必將導致長期通脹。
年初時許多人討論通縮，但通縮主要影響的是民營經濟和民生，因為大量資金以債務形式存在，無法有效流向民企和民生領域。
另一方面，在一個較長的周期中，通脹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債務的累積是不可逆轉的，印鈔機的運轉只會加快，最終導致貨幣貶值。
當然有，方法很簡單，就是降低體制成本，減少冗員，嚴格控制地方開支。姚洋提出的全國財政一本賬，納入監督，看似簡單有效。
如果解決問題的方法很簡單，但問題仍未解決，那麽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
難道不能降低體制成本嗎？
這已經超出了經濟討論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