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討論大變局。
世界上哪有不變的局勢呢？能夠跟上變化就是機遇，跟不上則變成問題。
在北京大學的創新論壇上，陸挺博士討論了四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何謂百年未有的變局？即將影響接下來一個世紀的重大事件。目前我所知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
那麽，陸博士提到的四大世紀變局具體是哪些？
第一個變局：中國的崛起。
提到中國的崛起，實際上涉及到中美關系的變化。中國的崛起已是既成事實，但中美對抗是近十年的事情，這不僅僅是一個變局，更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問題。
中國在全球GDP中的比重逐年增加，現約為18%；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為16%，名義GDP達到美國的70%，在鋼鐵、汽車、手機產量等方面都遠超美國。但這並不意味著中美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已明確表示：中美關系只能是合作，非選擇。
中國目前面臨著產能過剩的挑戰，對外貿易成為必不可少的出路。
第二個變局：從低通脹到高通脹。
全球經濟角度看，疫情期間各國的大量刺激計劃及直接向民眾發放資金，導致疫情後期多數已開發國家面臨高通脹；中國的經濟表現卻似乎與此大變局無關，更多展現的是通縮跡象。
中國疫情期間並未發放大量紙幣，經濟卻付出了巨大代價，政府的開支並未減少，僅是形式不同。那麽，為何中國未出現高通脹？在全球高通脹的背景下，中國經濟最終是否也將轉向通脹？
中國經濟未顯現高通脹，是由於其特有的雙軌經濟結構和土地財政所決定的。
通脹未明顯，但超發的貨幣終將透過化債傳遞到整體經濟，如果經濟復蘇不及時，必將步全球通脹後塵。
第三個變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結束。
林毅夫曾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將維持兩位數，持續20年，但這一預測在2012年後不再適用。GDP增長率已從兩位數下滑至去年的3%，今年則預計為5%左右，明年的預期更是下調至4.5%。盡管如此，林毅夫最新預測仍認為至2035年有8%的增長潛力。
高增長終結的原因何在？
這可以用經濟周期來解釋，也可以歸咎於投資拉動經濟模式達到邊際，或更溫和地說是出生率下降的影響。如果說中國經濟增長是因為年輕人生育意願減少，那麽其影響應該在20年後顯現，而當前的經濟放緩是由於經濟三駕馬車的共同減速。
依靠投資拉動導致的諸多經濟後遺癥，資金投入後變為異質資本，專案效益難以回收，成為債務。投資效率呈遞減趨勢，過去1元錢GDP需要3元投資，現在則需要9元。繼續依靠投資拉動，將加劇債務比率。低下的投資效率源於投資的幹預性質，非市場需求所致，因此資金不會流向創造85%就業的民企，供需脫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方經濟指標不達標，仍然啟動投資。
消費才是中國經濟的真正推動力，這駕馬車的失速是真正的痛點。
近十年中，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民眾未富裕，經濟自然面臨需求不足的矛盾。雖說中國是一個超大市場，但這14億人的市場與美國3億人口的消費力相比，還有三倍的差距。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裏？是否出生率的問題？實際上，出生率的下降是因為民眾對未來收入和就業的預期缺乏信心。
第四個大變局：房地產行業的輝煌已過。
準確地說，不是房地產行業的輝煌已過，而是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出讓金的時代已經結束。
國家的財政本應與經濟發展、企業稅收同步增長。
中國的情況不同，這裏是建立在房產之上的國家。由於土地為全民所有，地方政府成為土地資源的唯一提供者，因此，中國的財政擴張主要透過土地出讓金實作，這一部份占了地方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需要財政支出增加，土地和房價便隨之上漲，在房價中，60%為地方政府收取，可以看出，房產不僅僅是用來居住的。
總結來說，陸挺博士的四大變局，還不足以激發人心，與其說是超越，不如說是中國經濟面對的四大問題。我想這也是他的本意。
問題是，這些問題如何解決？
我的結論是：這些問題無解。因為這些都是系統性問題，是市場經濟與體制的內在沖突，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是棘手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