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期，但凡是個地球人都在關心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是否會一觸即發這一話題。
由於八月初全球資本市場集體下挫，投資界哀鴻遍野，財經界則撓破腦袋分析其中緣由，起因是美國的失業率數據不及市場預期，已連續三個月高於其以往十二個月的數據，正式觸發「山姆規則」， 市場投資者普遍擔心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或將面臨經濟衰退的風險，於是造成恐慌贖回或拋售的市場踩踏現象。
我認為， 美國經濟於短期內或許會衰退，但並不會演變成長期蕭條的狀況。
首先，目前其正處於先進尖端科技迎來商業技術創新周期的第三個階段，即從技術研究積累的爬坡階段走向大規模社會套用，並產生經濟增長效應的商業化落地階段，保持其基於科技改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經濟發展趨勢。
其次，包括社融和社零在內的美國各項以消費為主的宏觀經濟數據仍具有韌性，甚至出現不降反升的情況。
縱使大多數消費乃是企業部門借貸或居民使用信用卡而來，屬於提前透支的行為，但由於疫情大流行早期，聯邦政府的4.5萬億紓困資金用於改善其等此前的資產負債表，使得其等的金融化能力，也就是擴張信貸、添加杠桿、背負債務時仍保持充足現金流的能力空前加強，至少比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要強。
相關數據顯示，美國家庭部門的負債率從2008年的80%左右，下降到如今的65%，且資產充足率高達150%。
而企業部門的凈利潤率普遍在130%，盡管近兩年呈下降態勢，但仍能從容應對高利率所帶來的利息償付壓力。
再來就是近日，高盛、摩根大通、花旗等投行機構紛紛下調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指標，因為美聯儲如若能在九月份開始降息，哪怕只降息25個基點，則極有可能避免經濟衰退的到來。
01
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變小，並不意味著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就會跟著下降。
倘若以下四個發生概率較大的事件悉數成真，則會使全球金融危機一觸即發。
第一件事是，盡管這兩年來，美元處於加息周期，但並沒有使美元資金流動性於整體的全球化金融體系內受阻，也沒有削減其體量，只是從海外回流至其本土，即發生資金轉移的現象，推高包括美股三大指數在內的境內各項美元資產的價格，也產生一定的資產泡沫化，往後具有深度調整的可能性，但其是否足以觸發全球金融危機，則需進行深度評估。
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實行量化寬松（QE），使流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從其本土隨著流向海外的美元資金而一道向全球其他地區擴散，最終形成經濟規模效應。
此次基於人工智能的大語言模型（LLM），以及空間計算互聯網等元宇宙底層技術的規模化套用普及，致使本輪加息形似2008年之前的彼輪加息。
而導致美元加息的事件則是其境內的美元資產價值進行深度回呼的類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否會演變成全球性危機尚未可知，但發生的概率極高。
隨後，為應對這場危機，美聯儲必然采取降息的舉措，致使該輪技術範式創新的成果隨著美元資金流向海外，並得以在全世界大規模套用化和商業化，實作該輪創新技術於整個人類社會的普及。
第二件事是，近期有關「日元‘血洗’全球」的討論聲不絕於耳。
日元長期作為國際資本避險的主要交易資產，其作用於全球化金融體系則是舉足輕重的級別。
得益於其行政部門常年實行國債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以及將市場利率長期處於負值，但凡國際金融或資本市場出現投資標的荒，買入日元資產便可保本增值，不失專案投資的資金去向。
比如早些時候，巴菲特就曾購入日本五大財團的股票。由此知曉，彼時便是除美國本土以外，海外地區也因美元加息而陷入投資標的荒的開端。
然而， 面對大國博弈日益激烈的國際經貿及地緣政治局勢，日元於國際投資長期的穩定性遭到各方勢力博弈至扭曲其收益率的困擾，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
其實，日元資產所謂的穩定性，於這些年來對日本經濟增長而言可謂一無是處、毫無幫助：常年GDP增長幾乎處於停滯狀態，人均GDP增速不升反降，似乎能維持住泡沫經濟時期的發展水平就很不錯了。
而如今，美元加息致使其穩定性受損，使其資產價格和貨幣匯率大跌，不過是日元資產必然遭遇的宿命罷了。
但基於人性使然，任何國家都不會放任自身的財產受損而無動於衷，於是在如此兇險的國際環境下，日本政府和央行宣布終結此前全部有利於國際資本購入日元資產的政策和措施，並宣布開啟加息周期。
此舉有效遏制其境內諸如日經指數持續暴跌的勢頭，以及回升日元對美元的匯率，以減少日元資產的損失。
但如此一來，必然會對國際資本及美元資產造成相當程度的沖擊，由此構成觸發全球金融危機的潛在風險和隱患。
02
第三件事是，從金融資本的角度看，全球兩大金融資本來源地，一是如日中天的大洋彼岸，另一是歐元區。
由於歐債危機後遺癥帶來的投資回報專案銳減，或無法覆蓋基礎成本等後果，使得歐洲的金融資本大量承壓，無法在收益率上屢創新高以抵消開支，甚至在此前的優勢產業及資產領域遭到前後「追兵」的圍剿：
前有大洋彼岸透過其雄厚的產業資本對國際經貿分工格局進行再構建或重塑，然後透過金融資本布局經貿全球化體系，使歐洲原先的高端優勢產業逐漸喪失競爭力，產業發展前景從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逐漸變得衰敗、雕敝；
後有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東南亞、印度、墨西哥，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對其傳統中低端優勢產業發動大規模非對稱生產要素投入以爭奪全球市場份額的「狙擊」，致使其金融資本無法於全球化體系內持續創收以解決財政困境，最終反映在歐元區各項經濟發展數據上可謂是慘不忍睹。
而作為全球經濟最重要的區域性經濟體之一，其整體上的「衰落」，尤其是歐債危機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擴大化，將會成為全球金融危機最大的導火索，沒有之一。
第四件事是，從產業資本的角度看，論總體規模，全球兩大產業資本來源地，一是大洋彼岸，二是中國。
由於大國博弈，導致過往經貿全球化體系正在分崩離析，大洋彼岸透過重塑全球化格局，以對中國大陸地區實行脫鉤的行為，由此產生不良影響：
對海外而言，制造產業供應價值鏈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國際物流航運系統遭到重創，一些賴以生存的諸如上遊原材料出口，下遊終端消費需求市場的國家或地區必定受到嚴重影響，從而醞釀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的可能性，不僅滋生金融系統性風險，還會對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科技創新體系造成相當大的隱患，致使其具有爆發全域性危機的可能性。
至於對國內，則始終存在資本外流、資產縮水、通貨緊縮、投資標的荒，以及社會各個部門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趨於嚴重化等經濟系統性風險。
03
盡管全球經濟形勢如此嚴峻，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仍將迎來兩大史詩級機遇，以及兩大地獄級挑戰。
首先，來自外部的一大機遇便是現代人類文明出現百年未有之權力變更，上一次的金德爾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發生在19世紀末的時候，從英國更叠為美國。
彼時，美國乃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出口國、最大的商貿貨物和服務出口國、最大的原材料進口國，以及享有世界工廠、基建狂魔等美譽，其工業制造業體系也最為完善。
而如今，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以上名號的國家，此將是我們成為未來新型全球化體系的領導者，甚至充當「世界警察」的歷史性機遇。
其次，來自內部的一大機遇則是作為現代人類文明唯一的一個超大型國家融入經貿全球化，深度參與全球制造產業供應價值鏈和國際分工合作體系，具有各項生產要素資源規模和體量上的巨大稟賦優勢。
疊加過往發展所積累的龐大的外匯儲備和國有資產儲備，足以應對外部各方面與自身形成的對抗之勢，還有社會動員方面的體制優勢，若堅持走特殊化的道路於長期而言亦可行之。
此乃是我們成為引領產業布局、整合全球資源的規則制定者，或是退而求其次，選擇雄踞一方，成為世界多極中的重要一極的關鍵性機遇。
再來，來自外部的一大挑戰是我們必將面臨現代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且規模最大的修昔底德陷阱。
縱觀過往的人類文明史，盡管出現過全球老大打壓全球老二的場景，但德國、蘇聯和日本均屬於中小型國家，而中國則屬於超大型國家，超級大國對區域性超大型國家的打擊力度堪稱歷史之最，由此導致逆向全球化體系的民族至上、區域性貿易保護主義思潮的回歸。
在此時代大背景下，他國的主權決策皆會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以及長期增長構成相當負面的影響，此乃來自外部的「黑天鵝」因素。
而來自內部的一大挑戰則是在以「拉斯基-肯恩斯」式癥候群為主要治國根基即控制論思想的指導下，形成集中權責於全方位社會管理的制度體系。
在該體制下，行政力量幹預至上、自上而下且分工模糊的科層權責制、計劃思維主導重大決策，以及法治化程度不足，即權責定執流程的非透明化，使得權力尋租滋生於整個社會，由此造成以下五種結果：
一是市場經濟法治化非充分；
二是作為生產供給端，始終受制於人；
三是無法構建內需強大的生產要素統一大市場；
四是各行各業供求失衡，導致產能過剩、總需求不足， 結合第一項來自外部的挑戰，中國的企業和產業出海敗北的概率加大，以至於無法滿足全球多元化市場基於地區特殊性和消費者群體精準供求的條件；
五是陷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式衰退。
舉個例子：2016年的棚改貨幣化安置專案，非但沒有解決彼時商品房庫存高企的難題，反而還變相推高了去化周期，直到2024年，商品房庫存積壓的現象又回到了2016年。住建局這邊忙著去產能、去庫存，自然資源部門那邊卻在加大土地供應。
由此說明，部門和政策間的相互配套與協同能力非常之弱，而癥結不僅在於缺乏高效的頂層制度設計，還在於缺乏科學方法論指導的關於體制性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思維，以及具體落實的操作經驗。
以上五種結果，終將導致中國墮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淵， 加上人口老齡化、未富先老、生育率急劇下降，以及傳統行業呈邊際效用遞減，包括全要素生產率在內的全社會生產率長期低迷；先進生產力行業與世界主流脫鉤、過度投資和開發導致資產折舊速度加快、財政和主權信用體系瀕臨崩潰等客觀現象或未來的潛在風險， 此乃來自內部的「灰犀牛」因素，由此造成堪稱地獄級別的挑戰。
最後，如何正確應對以上的地獄級挑戰，以及抓住時代所賜予的史詩級機遇？
我認為，只需與當前主張的所有決策持以截然相反的想法和做法即可：
一來，向先進現代化思想看齊，不搞特殊化、例外化；
二來，從「拉斯基-肯恩斯」走向「米塞斯-哈耶克」，在治國理念上，從控制論轉變為消息理論，充分貫徹自由主義社會的原則：自發擴張、分權利民。
三來，徹底解決體制內的尋租套利問題，腳踏實地建立並完善關乎社會資源與財富於居民部門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
四來，堅持發展市場經濟法治化體制，絕不動搖。
寫在最後
綜上所述， 美元降息、日元加息、歐債暴雷，以及國際制造產業鏈對華脫鉤這四個具有一定發生概率的事件便是使全球金融危機一觸即發的關鍵導火索。
而與此同時，中國正式迎來成為世界體系領導者和規則制定者的史詩級機遇，以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地獄級挑戰，如何正確應對將會是未來關乎國運走向的重中之重。
總之，做好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準備，盡最大努力抓住歷史機遇，切實解決阻礙前進和發展的重大挑戰，真正做到融入世界，為全人類而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