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華文世界 > 三農

這門東方絕技傳入了中亞

2024-07-07三農

洛陽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劉斌去往塔吉克彭吉肯特的莎拉茲姆遺址考察。當時不遠處新發現了一處遺址,中方考古隊員提出去幫忙看看。塔吉克國家科學院考古、歷史與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波波穆洛耶夫正在那裏主持考古發掘,他對中國的技術將信將疑。

中方考古隊員從車裏取出洛陽鏟,選了一些點位,紮進地裏,對著帶出來的土樣觀察一番,就搞清楚了地下遺跡的分布,邊界在哪兒、哪裏有墓葬、哪裏是獸骨坑,將其一一標明在地圖上。塔方發掘一周後,結果完全印證。一把平平無奇的洛陽鏟,給波波穆洛耶夫帶來了震撼。那是2019年發生的事。

在中國,洛陽鏟是考古勘探的基礎工具。就像給西瓜開孔取瓤一樣,不必挖開土層,就能得知地底的概況。這個工具最初由盜墓行業發明,後來被考古人征用,使用洛陽鏟成為中國考古獨門絕技。

現在,這項東方絕技傳入了中亞。

如今在中亞的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等國,活躍著多支中國考古隊。中亞是中國向西通向世界的第一站,也是古絲路上最重要的中轉站,兩千多年來,與中國有絲絲縷縷的關聯。千年以後,當人們重新尋覓古絲路,中亞也成為前哨。

帝國往事

2019年一天下午,一車中國和烏茲別克考古人像往常一樣,前往烏尊城外的考古工地。路過一個名叫契納爾的村子時,一座十幾米高的台地隱約聳立在遠處的天際線上。憑著直覺和對此地古代地理的了解,他們覺得這裏很像古代人會選擇的定居點。他們繞了個道,走上台地,看見地面上赫然散落著很多古代陶片。附近有一座磚廠,常在這裏取土,將地底的陶片翻了出來。

做過記錄,他們偶爾還回來看看,尤其擔心磚廠取土會繼續破壞遺址。某天,他們到達台地時,煙塵四起,推土機正在遺址上推土,考古隊立刻上前交涉叫停。「這樣推下去,一兩年就把遺址推完了。」中方考古隊員唐雲鵬發愁。他們當即聯系烏國文化遺產部門,當天下午便有官員到場,磚廠隨即停工,下半年就搬走了。

2024年4月,完成其他考古任務後,考古人員終於重返心心念念的契納爾。兩個月的發掘後,一座距今約2000年的古城被揭露出來,命名為契納爾特佩遺址——「特佩」是烏語裏的「高地」。

2024年,遠眺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合作發掘的契納爾特佩遺址。圖/西北大學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這是一處貴霜時期的城址——這正是他們要找的。出土的一只完整的雙耳罐,是典型的貴霜器物。還有一枚銅幣,鐫刻著標誌性的貴霜圖案。東漢時期,歐亞大陸上並存著四大王國,羅馬在西,漢朝在東,中間則有安息和貴霜。貴霜帝國是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站,從東漢到曹魏,都有貴霜使節到達中國。契納爾特佩遺址考古目的明確,就是為貴霜而來。

萬裏迢迢到中亞尋找貴霜,是為了什麽?

據文獻記載,貴霜人的「祖籍」在今天中國境內。公元前2世紀,匈奴崛起之前,中國西陲最為強盛的遊牧民族是月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月氏居住在「敦煌、祁連間」,有學者考證,祁連就是天山,月氏活動範圍,遍布新疆東部的廣大區域。匈奴在冒頓單於時期發展壯大,一舉擊敗月氏,月氏人被迫西遷,先是落腳於天山西側的伊犁河、楚河一帶,後遭受烏孫和匈奴夾擊再次向西,最終在阿姆河流域定居,即今天的烏茲別克、塔吉克和阿富汗一帶。這一階段的月氏,史稱大月氏,以區分仍留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月氏人。

又過了約兩百年,大月氏統治下形成五個勢力較強的諸侯,號稱五大翕侯。最強大的是貴霜翕侯,逐漸吞並其余四支,經百年擴張,建立貴霜帝國,橫跨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貴霜帝國的統治,延續至3世紀,大約是中國的三國時代。

唐雲鵬2017年首次進入中亞,幾年時間,在烏茲別克做了多項考古發掘,如今已經獨當一面。在契納爾特佩遺址發掘中,他就是中方現場負責人。烏方常駐現場的人是撒馬爾罕考古研究所的博士科米爾。撒馬爾罕考古研究所是烏國歷史最悠久也最重要的考古機構。

2024年,西北大學考古隊員在契納爾特佩遺址記錄發掘資料。圖/西北大學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貴霜帝國位於亞歐大陸之心,也是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最遠所及之處正是此地,他將希臘文化帶入中亞。而經由絲路,中國文化也強烈影響到這裏,東西文化在此熔於一爐。在世界史上,貴霜帝國大名鼎鼎,20世紀30年代,法國人就在阿富汗東北發現了貝格拉姆遺址,其中兩間房子裏寶物堆積成山:羅馬的銅像、印度的象牙雕刻、中國的漆器……這兩間房子像博物館,反射出整條絲綢之路的多元文化和貴霜帝國的繁盛。這裏被認為是貴霜帝國的夏宮。

對於這個世界史上的重要地區,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搞清楚。

契納爾特佩遺址出土文物:陶俑頭部、貴霜時期銅幣(右下角為貴霜帝國標誌)、貴霜時期雙耳罐。供圖/西北大學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比如,雖然學界主流觀點認同,貴霜是大月氏的分支,貴霜帝國由大月氏人建立,但爭議仍然存在。西方古代文獻對希臘化的希臘-巴克泰利亞王國滅亡至貴霜帝國建立前的歷史記載很少,這一階段甚至被稱為「黑暗時代」。在大月氏和大夏生活過一年的司馬遷,雖留下一手資訊,但他到來時,貴霜時代尚未啟幕。更多的問題,還得依賴考古。

唐雲鵬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此前外國考古隊在貴霜帝國南部發現過不少遺跡,這些發現顯示的族群特征,與月氏相差很大,讓人懷疑他們是否真是同一族群演化而來。中烏聯合考古隊如今發掘貴霜遺址,就是為了尋找更多證據。「尋找並確認大月氏遺存和貴霜帝國建立之前的早期貴霜遺存,並厘清兩者之間的聯系和區別,是從考古學上研究古代大月氏與貴霜關系的重要突破點。」唐雲鵬說。

西北大學團隊認為,貴霜是以農業為主的族群,與遊牧民族大月氏並非一個族群。這個顛覆性的結論,挑戰著國際學術界主流觀點。更多的證據,他們還需要不斷找下去。

追跡張騫

最早,唐雲鵬的關註點不在貴霜,而是大月氏。這是西北大學團隊進入中亞的初衷。

歷史發出了回響。漢武帝時代,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絲綢之路,初衷就是去西邊找到大月氏,謀求合擊匈奴。月氏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遊牧民族,今天已經消失在煙塵中,雖然東西方文獻中都有它的一席之地,但無論從西方還是東方出發,它總是孤懸邊緣,歷史處處是留白。張騫「鑿空」兩千年後,又有一群人追著他的足跡再次西出,再度尋找月氏,試圖填寫空白。

今年上半年,西北大學考古隊前往塔吉克苦盞地區進行了一次考古調查。秋天,將有中、烏、塔、吉四國學者匯聚在這一三國交界地帶。這將是四國2019年來的第三次聯合考察。

領頭的人叫王建新,如今是西北大學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他年屆七旬,留著長長的白發,身材高大,聲如洪鐘。1999年,王建新在中國考古學會年會上呼籲,中國考古學應該盡快走出國門。隨後他身體力行,以月氏作為學術牽引,將中國的考古力量拉出國門。

2019年,中烏考古隊員合作修復出土文物。圖/西北大學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從2000年開始,西北大學團隊自甘肅到新疆,持續展開考古調查,尋找月氏西遷之前在中國境內的活動遺跡。那時人力和財力匱乏,考古專業的師生只能利用暑假開展野外調查和小規模發掘,舉步維艱。王建新說,長期以來,無論是在境內還是在境外,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都沒有得到確認。在境內工作的基礎上,一旦時機成熟,就可以延伸到境外。課題設計縝密而務實。

2009年,西北大學考古團隊終於進入中亞,開展起大範圍考古調查和精準發掘,繼續追蹤月氏西遷後的足跡。西北大學團隊與烏茲別克、塔吉克考古界合作,對烏國東南部和塔國西南部的西天山區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調查,發現了一批重要的古代遊牧遺存。迄今,中外聯合考古隊先後發掘了撒紮幹遺址、拉巴特墓地、謝爾哈拉卡特遺址等遺存,合作已成常態,連年不斷。

2023年9月,王建新牽頭組織的四國聯合考察在疫情後重新開機。在費爾幹納盆地的一個晚上,結束一整天的考察交流,他依然精神抖擻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講述起他長達20多年的中亞情結:「國際上,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興起了‘月氏研究熱’,這個熱風沒有刮到中國。我是1991年才透過日本考古學家樋口隆康知道的。月氏的故鄉在中國,但中國有哪些月氏文化遺存,都說不清楚。漸漸地,我產生了興趣,我們可以從國內做起,再做到國外去,這是別人不具備的條件。」

雖然「月氏研究熱」已興起四五十年,但確信屬於月氏人在中亞的遺存,一處都沒有發現過。進入中亞多年,西北大學團隊也沒有找到月氏的足跡。2016年年底的一天,考古隊在撒馬爾罕以南的蘇爾漢河區域調查,一個星期都沒什麽發現。直到最後一天,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梁雲在拜松河邊歇腳,偶然看出河床的斷面有灰土層,是明顯的人類活動痕跡。他用手鏟試掘了一下,一具人骨暴露出來,一處古代墓地就此重見天日。

這裏後來被命名為拉巴特墓地,從時空線索來看,是月氏人的遺存。這是首次經過考古發現的大月氏遺存。那具人骨,被確認為中亞第一個被發現的月氏人。

在尋找月氏人的征途中,王建新建立著自己的遊牧民族考古理念和方法。逐水草而居,是對遊牧民族的傳統印象,由此觀點,他們不會留下長期的定居點,而是在大地上雁過無痕。但王建新認為,這是誤會和偏見。

遊牧人群主要生活在高緯度的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冬季漫長而酷寒,因此,冬天必須尋找避風、向陽、有水草的地方定居。定居就會有居所,就會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到夏季,雖然普通牧民開始過起逐水草而居、草盡即移、隨畜轉移的遊牧生活,但也有少數人仍然過著定居生活,比如統治者和貴族。

他們的冬季聚落,一般會選擇在山脈南側、東南側和山谷避風向陽的地方,夏季聚落則會選擇在山脈北側牧場附近。「從我們對古代遊牧人群考古研究所獲得的資料來看,遊牧中帶有定居,是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地帶古今遊牧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王建新說。

尋找遊牧民族的聚落遺址,成為一個長期被忽視因而也充滿可能的新方向。2000年以來,在中國境內的東天山地區,西北大學團隊調查發現了600多處古代遊牧聚落遺址,他們甚至發現了疑似月氏王陵的大型墓葬。

中亞只是王建新規劃中的第一步,他對絲綢之路考古有著更為宏大的構想:以新疆和中亞為中心,東及蒙古,南及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西至伊朗,與土庫曼的考古合作也已經展開,並時刻關註進入阿富汗考古的可能。「區域的拓展是非常自然的、關聯性的、蔓延式的,而不是跳躍式的。」王建新說。

與此同時,另外幾支中國考古隊也陸續進入中亞,尋找絲綢之路上的古代民族和遺跡。在烏茲別克安集延州的明鐵佩古城遺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已經與烏方合作發掘了十余年,揭開了公元前後費爾幹納盆地這座最大都市的面紗。有學者推測,明鐵佩或許就是著名的「貳師城」,汗血寶馬的故鄉。

2023年9月下旬,中烏塔吉四國考古專家聯合考察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古代拜火教遺址。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在哈薩克阿拉木圖郊外,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伊塞克博物館正在合作發掘拉哈特遺址,今年已經是第八年,這裏或許是塞人王族的中心聚落。伊塞克博物館館長古莉米拉就是一位遊牧民族的後裔。「中國同行跟我們說,每一個地層裏的每一塊石頭都是很重要的,要非常仔細地研究。他們會找某個文化層裏差不多的器物,把它們放在一起比較,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方法。」她說,「兩國考古學家一起做考古的時候,都會看看彼此的工作方式,彼此學習。」

「巴別塔」

來自洛陽鏟的故鄉,洛陽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劉斌如今正在中亞熱心推廣洛陽鏟。

去年年底,洛陽市考古研究院與烏茲別克費爾幹納大學合作,掛牌成立費爾幹納大學洛陽考古研究中心,教學和培訓是重要內容。費爾幹納大學考古專業學生在一線現場學習,洛陽鏟的使用成為必備技能。在學校裏,劉斌也會給學生教授文物保護和修復、考古理論等內容。今年7月中旬,將有10名學生來到洛陽,參加中國原生的考古學實訓。

劉斌起初跟隨王建新來到中亞,參與西北大學主持的專案,由於洛陽市考古研究院具備成熟的田野考古發掘經驗,他將經驗帶到中亞。自從洛陽市考古研究院參與中亞考古,一系列中國式的考古工地「基礎設施」建立起來,例如考古現場的圍擋、門頭、標識牌、伸縮式發掘大棚等。「費了很大勁兒,聯系了多方人員,把這些東西在洛陽做好,透過專列拉到拉巴特遺址,幾千公裏遠。」劉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烏茲別克考古現場,自此有了規範的形象。

對於中亞,劉斌也有自己想尋找的答案。經過數年東奔西走的發掘,洛陽市考古研究院找到了一處可以暫時「紮根」的地方——庫瓦古城。庫瓦古城位於費爾幹納盆地,距離費爾幹納大學不遠,其沿用年代相當於中國的秦漢到宋元時期,面積達十萬多平方米,堆積深厚,研究空間很大。主城之外,周邊還有小城分布,但功能不明。劉斌說,他們的研究目標,先是想理清古城的宏觀布局,如護城河、城門、城墻、道路等,同時尋找到墓葬區。

庫瓦古城所在的費爾幹納盆地,今天是中亞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古代也是繁榮之地。史書記載中盛產汗血寶馬的大宛國,就在此處。這一地區歷史上與漢族王朝聯系緊密,2000年前,張騫來過,1000年前,玄奘來過。「相當於我們今天再走古人走過的路,用考古學家的眼睛、語言,去解釋和訴說張騫、玄奘他們當時走過的歷程。」劉斌說。

中亞考古始於近百年前,法國、意大利、蘇聯、日本、南韓等多國考古學者常年在此深耕。中國人姍姍來遲,但在這片與中國有直接往來的土地,中國人的視角不可或缺。

有一年,陜西召開了一場關於粟特人的國際研討會。粟特人祖籍在中亞,在絲綢之路上十分活躍,一度控制了絲路貿易。在古代壁畫、雕塑等藝術品上,不乏粟特人的形象。那次會上,王建新註意到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演講的PPT上,歐美學者往往選擇的都是偏向東方人的形象,相反地,中國學者往往選擇偏向西方人的面孔。

「大家都選擇了跟自己不一樣的形象,這是視角的不同,」王建新說,「我們很容易看到這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所以在絲路研究中,雙向互動、多向互動不可或缺。」長期以來,在中亞研究中,西方的聲音比東方多,是時候多發出東方的聲音了,這對於修正很多傳統偏誤,更綜合地研究絲路大有裨益。

劉斌說,中國人在中亞做考古,首先關註的一定是與中國歷史有關、研究基礎較好的部份,如月氏的研究、粟特的研究,都與國內新疆等地的考古發掘關聯緊密,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份。而中國人在中亞做的所有考古和歷史研究,幾乎都在古絲路的框架下,但絲路只是中亞人本國歷史的一部份,遠非全部。

「我們的視角肯定不相同,」劉斌說,「但我們共同開展工作的遺址,一定遵循一個原則:我們雙方都感興趣、都有我們想做的內容。」

「巴別塔」依然存在。劉斌發現,今天中國與中亞的考古合作,基礎文獻的互通是一堂缺失的課。中亞文獻和考古成果,轉譯成中文的很少,中國了解這方面的學者著述也不多,這限制了更多中國學者投身中亞研究。

一年來在庫瓦古城發掘的材料,劉斌已經與烏方合作者及時整理出來,準備以兩種語言分別釋出。他認為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如果有機會,還應該釋出在更為國際化的學術平台上。在中亞的考古發掘,並非只是為了在中國發表論文,而應該懷著更高的責任感,將其作為世界學術大廈的一塊拼圖,貢獻給全世界。

劉斌覺得,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一方面是將更多的中亞考古和歷史文獻轉譯成中文,供中國學者所用;另一方面,盡快將中國人做出的工作向全球公布。「我們要登上國際舞台,要講給人家聽。」他說。

2012年起,中烏聯合考古隊對烏茲別克明鐵佩遺址開展連續考古發掘,證實這是兩千年前一處大型古城。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每年春季發掘、冬季調查,已經成為唐雲鵬在中亞的工作常態,他一年在中亞要待4個月左右。西北大學有一批考古專業老師和學生都是如此。唐雲鵬覺得,考古調查比定點發掘更有意思,但也更辛苦。去年,他們在兩個月之內,行程近3000公裏,調查了25處遺址。考古隊員背著沈重的器材,在疑似有遺址的地區來回勘探、記錄、測繪,撒網式重繪古代遺跡的地圖,透過無跡可尋的地面,辨認隱入塵土的古跡。

總有很多復雜局面發生。比如今年,當中國考古隊準備回國時,發現幾乎一卡車的裝備無可安放。這些裝備包括田野考古需要的一切器材,以及帳篷、行軍床、被褥等用品,「能讓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立刻開展工作」。以往,裝備存放在撒馬爾罕考古所,但今年考古所已經沒有多余空間。一籌莫展之際,他們想到一個人。

考古隊的司機加素已經連續7年為中烏考古隊服務,開著自己的車,每年帶著這群考古人上工地。除了本職任務,他常常主動盡地主之誼,為中國人解決各種疑難問題。「都是出於交情。」唐雲鵬說。幾年下來,加素已經能說日常的漢語,每年一見面,他還會用唐雲鵬教他的一句文言文打招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唐雲鵬請他想想辦法,加素二話不說,把裝備拉到自己家,專門騰出一整間屋子堆放。他拒絕了考古隊的租金,「東西放在這兒,你們放心,我們明年再一起工作」。

交情在日日夜夜相處中建立。對這些遠道而來的中國人,當地人不設防。

阿曼巴耶娃是吉爾吉斯國家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世界知名女性考古學家,2002年她第一次來到中國,為了中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三國共同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產專案「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近年來她深度參與中國與中亞的考古合作,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中亞各國的考古合作正在緊密起來,比如吉爾吉斯與哈薩克很多年來都沒有合作,但如今已經簽了合作協定。

2017年,中國和中亞考古學者在塔吉克南部貝希肯特谷地考察,著名的塔赫梯桑金遺址就在此處,出土過大量金器,被稱為「阿姆河神廟」。貝希肯特谷地位於三國交界地帶,各國之間局勢緊張,靠近邊境的區域一直屬於軍事管理區,他們到國防部辦理了特別通行證明,才得以進入。第二年,2018年8月,烏塔兩國簽署戰略夥伴關系條約,關系恢復正常化,互相開放邊境,國民實行免簽。這年年底,劉斌隨聯合考察團穿越邊境時,拿著護照和簽證便自由往返。

中亞諸國的緊張關系,近年來才逐漸打破。譬如考古遺址眾多、中方開展聯合考古頻繁的費爾幹納盆地,曾是著名的中亞「火藥桶」。因為歷史遺留問題,烏、塔、吉三國邊界劃分陷入無休止的爭議,形成了特有的飛地和邊界村現象。為搶占自然資源,邊境族群時常發生流血沖突。2018年,三國開放邊境和公民免簽後,學術合作也順勢恢復。

「重要的是利用這些機會真的做些事,而不只是來回跑跑。」阿曼巴耶娃認真地說。中亞諸國考古界起初有點忸怩,是王建新帶領的中國團隊,一直積極促成合作。幾國學界打破隔閡,正是王建新創造的機會,他將他們都請到了西安,讓蘇聯時代就認識的老友們久別重逢。阿曼巴耶娃覺得,中國人很好相處,很快就能建立起友誼,「和中國人合作很簡單,他們知道要做什麽,會直入主題」。

今年是夏冉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別定居的第19年,他如今是塔吉克民族大學孔子學院兼職教師。他和塔國妻子將百首唐詩和【論語】轉譯成了塔吉克語,也計劃將塔吉克的經典小說和詩歌轉譯成中文,推薦給中文世界。當中國考古隊與塔吉克開展合作時,夏冉經常在團隊中,多年來,他幾乎走遍了塔國的文化古跡。

近20年的時光,讓塔吉克成為他的第二故鄉。「我有很多認識了近20年的當地老朋友,每個人都是友善而又熱情的。每個城市的建築、每首歌曲,都如同我童年的回憶一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自從我有了孩子,我更是覺得,當地的一些老朋友,可能就是把我當成他們的孩子一樣對待。」夏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份跨越國籍和民族的友誼和情意,值得他去書寫。

夏冉覺得,從歷史研究領域的合作來看,兩國學者都對對方國家的歷史文獻中的重要史料很感興趣。中國學者希望從塔吉克的波斯語或阿拉伯語古代抄本中找到關於中國的記載,同樣,塔國學者也希望從中國古代文獻中了解關於中亞的記錄。二十四史中,除【史記】在蘇聯時期全部轉譯成俄語版本之外,其余都沒有俄語全譯本,更不用說塔吉克語版。「這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需要國家層面來主導。」夏冉說。

在中亞做考古的中國人,普遍懷著極為謙虛的姿態。這或許與王建新的影響有關。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起,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歷過被外國掠奪文物的歷史,這種經歷中亞諸國也有。「我們這些國家在一起做考古合作,肯定不會忘記那段歷史,首先我們肯定要尊重所在國家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他說,「我們的工作一定是以所在國為主,我們是做學術的,不爭、不搶、共享。」

發於2024.7.8總第114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在中亞重尋古絲路

記者:倪偉([email protected]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