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3月25日是全國中小學生安全教育日。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再次引起社會關註，也讓人痛心。本文經出版方授權摘自新書【校園欺淩】，作者丹·奧維尤斯是「校園欺淩」研究先驅、著名心理學家、挪威卑爾根大學教授。
在一個班級的男生中，通常會存在不同形式的沖突和緊張關系，也會有許多輕微的攻擊性互動，部份是為了好玩，同時也是一種展示自我、測驗男生之間力量關系的方式。如果在這樣的群體中存在一個（或幾個）潛在的欺淩者，那麽他（或他們）將影響整個班級男生的行為。這些互動將會變得更加粗暴和激烈。欺淩者暴躁的性格，彰顯權威、支配和征服他人的鮮明欲求，都會被群體成員強烈地感受到。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輕微的逆境和挫折也會引發欺淩者的強烈反應，因為他們傾向於在沖突中使用暴力手段，所以往往會表現出攻擊性。鑒於欺淩者的力量優勢，他們的攻擊性行為常常會引發他人的不快和痛苦。他們既喜歡攻擊最弱的男生（後者肯定會被欺淩者擊敗），也不畏懼和班上其他男生打架。總體來說，他們相當強硬和自信。
如果班上有一個潛在的、被動的「出氣筒」（受欺淩者）——焦慮、沒有安全感、缺乏自信果斷、不敢攻擊，而且通常體力較弱——他很快就會被欺淩者發現。這類受欺淩者處於鏈條最底層，受到攻擊時，他不會還擊，而是會害怕甚至哭泣，他不願意或無法抵禦對手的攻擊，哪怕是很大程度上並無惡意的對手。一般來說，如果一個男生不想參與班上其他男生粗野的遊戲，就無法和他人建立關系。他也會感到相當孤獨和被孤立。
對於一個有欺淩傾向的男生來說，潛在的「出氣筒」是理想目標。他的焦慮、無助和眼淚給了欺淩者一種明顯的優越感和高高在上的感覺，同時也滿足了他們含糊不清的報復沖動。 欺淩者通常也想讓其他人加入自己的陣營，他很快就會誘使他最親密的朋友挑釁「出氣筒」。受欺淩者總有被攻擊的理由，如外表、衣著和舉止等。通常，看到其他人侵擾受害者，他就像自己動手了一樣高興。畢竟，如果造成了什麽不好的後果，他始終留有退路。學校裏的成年人經常註意不到這些事，或者並不在場，讓男生們自行解決他們的矛盾。受欺淩的男生也不會對自己的父母說什麽。
漸漸地，班上的其他男生也會開始侵擾戲弄受欺淩者。他是一個安全的攻擊物件——每個人都知道他軟弱、不敢反擊，班上不會有強壯的男生站出來支持他。當一些強勢的男生攻擊他時，大家都覺得稍微欺負他一下不會有什麽問題。畢竟，他相當可悲、毫無價值，甚至可以說——他就應該挨揍。
就這樣，受欺淩者會越來越被同齡人孤立。公開的嘲笑和攻擊進一步削弱了他在同齡群體中本就很低的地位：大家都覺得他一無是處。有些男生擔心與他在一起會降低自己的地位，或受到他人的蔑視與否定；有些人甚至擔心自己最終會陷入同樣的境地。受欺淩者被孤立的局面就這樣基本形成了。
什麽樣的教養環境造就了有攻擊性的兒童？
鑒於欺淩者「具有攻擊性反應模式」的特征，即他們在許多不同情況下會表現出攻擊性行為，以下問題變得尤為重要：在孩童時期，什麽樣的養育方式或環境能夠影響個體，使其形成攻擊性反應模式？一項主要基於男生的研究發現了四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父母，尤其是主要養育者（通常是母親）對孩子的基本情感態度。這個因素非常重要，尤其會影響孩子幼年的情感態度。以缺乏熱情和參與為特征的消極態度，顯然會增加孩子日後好鬥、對他人懷有敵意的可能。
第二個重要因素是主要養育者對兒童的縱容和對攻擊性行為的容許程度。如果養育者對孩子通常是寬容乃至「縱容」的，不明確禁止孩子對同齡人、兄弟姐妹及成年人的攻擊性行為，那麽兒童的攻擊性就很容易增加。
綜合這兩點，我們可以發現，童年時期缺乏愛和關懷並被給予太多的「自由」，是導致兒童確立攻擊性反應模式的重要因素。
第三個因素是父母使用「權力專斷型」（power-assertive）的教養方法，如進行體罰，或表現出劇烈的情緒爆發。這一發現支持了「暴力導致暴力」的觀點。對兒童的行為設定明確限制並確立一定的規則是很重要的，但不應透過體罰等手段來完成。
最後，兒童的性格也影響了攻擊性反應模式的確立。性格活躍、急躁的兒童比性格普通或安靜的兒童更容易成長為具有攻擊性的年輕人。性格因素的影響要小於第一和第二個因素。
以上是一些主要的影響因素。在具體個案中，可能會有其他一些因素發揮核心作用，模式之間存在部份差異。盡管如此，這些研究，以及其他關於兒童狀況研究的結果，為我們提供了以下重要結論：兒童養育者的愛和參與，對兒童行為規範的清晰界定，以及非體罰性的教養方式，可以培養友善、獨立的兒童。
這一結論可能同時適用於男孩和女孩，對年幼和年紀稍長的孩子也同樣重要。隨著兒童成長為青少年，家長也必須監督他們在校外的活動，了解他們在做什麽，知道他們的朋友是誰。大多數我們不願看到的事情，包括欺淩、反社會行為和犯罪行為，往往發生在父母不知道孩子在做什麽，或者他們及其他成年人不在場的時候。
在攻擊性反應模式的形成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教養因素，與家庭中成年人之間的關系息息相關。父母之間頻繁的沖突、不和或公開爭吵——無論是否會導致離婚，都給孩子帶來了不安全感，而這樣的家長也更可能采用上述不太恰當的教養方式。無論如何，為防止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父母發生沖突時應避免讓孩子選邊站隊，將其卷入沖突之中。一些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私下處理沖突，其消極影響要比當著孩子的面處理沖突更小。
同樣有趣的問題是，在上述研究中，哪些因素與男生的攻擊性程度無關？家庭的社會經濟條件，包括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和住房標準就是其中之一。在每一個社會階層中，具有攻擊性（和不具有攻擊性）的學生占比都很相近，受欺淩的學生也是如此。因此，學生家庭條件差不是他成為欺淩者或受欺淩者的理由。我們也沒有發現家庭的社會經濟條件與上述四個教養因素之間存在顯著關聯。無論處於何種社會經濟水平，「好」（或「不好」）父母的比例都大致相同。需要指出的是，攻擊性程度與社會經濟條件缺乏關聯，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於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這些方面相對同質化。在社會經濟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國家（例如美國或英國），當地的研究很可能會表明，欺淩問題與兒童自身所在家庭的社會經濟狀況之間關聯性更強。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詳細分析過與欺淩問題相關的育兒方法。僅就目前的數據，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典型的被動型受欺淩者缺乏愛或關懷。例如，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與一般學生（男生）相比，受欺淩者與父母（母親）之間往往有著更親近、更積極的關系。但是，為了防止焦慮和缺少安全感的孩子遭受欺淩，父母必須努力幫助他們變得更獨立、更自信，並具備在同齡人中保護自己的能力。
群體機制
為了理解欺淩行為，了解欺淩者和受欺淩者各自的特征十分必要。我們此前已討論了一些重要的特征，但是，由於欺淩是一族群體現象，我將簡要介紹一些機制，可以假定它們在多個個體參與欺淩時發揮了作用。
許多研究表明，兒童和成年人在觀察到其他「榜樣」的攻擊性行為後，可能會表現得更具攻擊性。當觀察者對榜樣持積極態度，例如認為他堅韌、無畏、堅強時，這種感染效果會更強。它同樣適用於欺淩情景，即欺淩者被他人視為「榜樣」。受此「榜樣效應」影響最深的可能是這類學生：他們本身多多少少缺乏安全感，對他人有較強的依賴性（被動型欺淩者、追隨者），他們在同齡人中地位較低，想要表現自己。我們用「社會傳染」來形容這種影響。
另一個與此密切相關的機制，是削弱自身對攻擊性傾向的控制或抑制。主要原理是，觀察者看到「榜樣」因攻擊性行為而獲得「獎勵」時，往往會減少自身對攻擊性行為的抑制（即一般性的克制和控制）。相反，如果看到「榜樣」的行為引發了負面結果，觀察者往往也會抑制自己做出同樣的行為。在欺淩發生的語境中，該機制可以透過以下方式發揮作用：「榜樣」（一個或多個欺淩者）通常會透過「戰勝」受欺淩者來獲得收益。此外，從前面的研究中可以明顯看出，教師、家長和同齡人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內對這種行為進行幹預。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那些持「中立」立場或旁觀的學生對自身攻擊性傾向的控制，導致他們參與欺淩。考慮到這些機制的存在，成年人和同齡人對持續欺淩行為的幹預阻止，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個影響機制可以解釋為什麽某些通常和藹可親、不具攻擊性的學生，有時會毫無顧忌地參與欺淩。這就是個人責任感的降低。眾所周知，在社會心理學中，當多個人共同進行某項活動時，他們對欺淩等消極行為的個人責任感可能會大大降低。這種責任的「擴散」或「淡化」，也會導致欺淩事件發生後參與者產生的內疚感更少。
最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生們對受欺淩者的看法甚至可能會發生變化。由於反復受到攻擊和有辱人格的評價，受欺淩者將逐漸被同伴視作一個毫無價值的人、一個「受氣包」，理應被侵擾。這種認知的變化也會弱化欺淩者可能存在的內疚感。
其他因素
廣泛的國際研究表明，觀看過大量電視、影片和電影中暴力鏡頭的兒童及青少年，往往更具攻擊性，對於受欺淩者也會表現出更少的同情。盡管還沒有研究直接評估過欺淩行為可能的影響因素，但根據目前所有的研究結論，我們有理由認為，媒體的負面引導至少會在某種程度上提高欺淩的程度。
遺傳因素也可能會影響攻擊性或焦慮反應模式的發展，例如透過兒童的性格發揮作用。然而，這些因素可能只起到了次要和間接的作用。
先前對於促使欺淩問題出現並持續的因素所進行的調查，並不能完全解釋我們目前所了解的狀況。挪威和瑞典的大型研究（這是我們仍在進行中的研究）有望就此問題為我們提供某些方面的新見解和新知識，但毫無疑問，我們目前對於欺淩的認知和應對方式，還不足以建立系統性的幹預機制。
【校園欺淩：我們了解什麽，我們能做什麽？】，【挪威】丹·奧維尤斯/著 張文新/譯， 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