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迫切需要大批拔尖創新人才。如何培養拔尖創新人才，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和專家學者提出了諸多建議，上期文章圍繞「錢之師」也已談及中學教育的改革。本期接著聊聊我的認識。直說吧，「只要怎樣怎樣，每個人都能成為拔尖創新人才」的觀點我是持疑的。
這或許是因為理解上的差異。何謂拔尖創新人才，目前眾說紛紜，相近的表達還有傑出人才、精英人才、領軍人才等。我以為，拔尖和創新是在兩個維度對人才進行定義。拔尖是基於空間維度的橫向比較，其本意即超出一般。一個社群如果按照能力水平分層排列的話，其頂端就是拔尖人才。對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總是可以有拔尖人才的，所謂「矬子裏面拔將軍」。全國兩會上熱議的，應該是從國際比較層面來說的，即世界一流人才。
創新是基於時間維度的縱向比較，其本意即創造性、新意。創新有大創新、小創新甚至微創新。與以前相比，凡在理論、方法或技術上有新建樹的，都可以稱為創新人才。拔尖人才只能是小眾的，創新人才可以是大眾的。從「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實踐中，我們可以領略創新與拔尖的不同。
由此也排列組合為4種類別的人才。一個地方上的創新人才，在全國來說可能就是「創新不拔尖」人才；一個因循守舊的高考狀元，可能就是「拔尖不創新」人才；社會上更多的，則是「不拔尖創新」人才。而拔尖創新人才，應該是拔尖人才與創新人才的交集，即「拔尖的創新人才」或「創新的拔尖人才」。
籍於此，我以為「每個人都能成為拔尖創新人才」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承認人的智力水平糊意誌品質有高下之分，能成為拔尖創新人才的只能是少數中的少數。一個資質平平的孩子，無論給予怎樣的優質培養，成為拔尖創新人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行行出狀元」說的是評價標準問題，但我相信每個行當裏的狀元都不是一般人。
並且，讓每個人都成為拔尖創新人才也沒有必要。這個觀點不是我現在信口而言，是十多年前采訪新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楊承宗先生時，楊先生親口告訴我的。
楊承宗曾在法國居禮實驗室留學，其博士導師是居禮夫人的女兒、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伊蓮娜·居禮。195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校時，楊承宗任放輻射化學系首任系主任。1961年楊承宗臨危受命，負責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提煉濃縮鈾。楊先生說，與小居禮夫人、錢學森等相比，他只是一個「實驗高手」，類於「拔尖不創新」人才，連沒有評上中科院院士他也很淡然。
那次采訪的一個主題涉及「錢之問」。楊先生認為，社會的人才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型的，位於塔尖的拔尖創新人才和位於塔基的「不拔尖創新」人才，都是社會的有用之才，都應該把他們培養好、利用好。因此，70歲時他在合肥創辦了一所地方性、套用型大學（即今天的合肥大學），專門培養塔基型人才。楊先生甚至開玩笑說，像錢學森這樣的人才也不可能太多，「多了社會就亂了」。
以上這些都是理論上分析得出的結論。在實際操作層面，培養拔尖創新人才還必須考慮成本和效率問題。
與普通人才培養相比，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成本要高得多。「寬口徑、厚基礎、重交叉」的培養模式以及小班化、討論式的教學形式，是美國等西方頂尖大學精英教育較為成熟的經驗，其背後是強大的辦學資金支持。據統計，2023年美國史丹福大學辦學經費為82億美元，清華大學為410億元人民幣。無論中外，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高校都不可能太多，養不起也。
「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是世界各國教育追求的一個目標，因此許多名校都會放眼全球延攬名師、選拔優秀學子。這涉及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效率問題。大水漫灌肯定也會有幼苗茁壯成長，但總比不上精準滴灌目標準確。基於此，我以為有限的經費應該用在刀刃上，也就是要選拔好苗子，提供優質培養。或許有人認為這會損害教育公平。我想，公平糊效率永遠是一對矛盾，教育公平首先是保證機會公平。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建立在我對拔尖創新人才（近於世界一流人才）的理解之上。如果說的是朝著培養世界一流人才的目標努力（而不是培養結果），或者是培養某地區的一流人才，我是贊成「每個人都能成為拔尖創新人才」的。
【中國教師報】2024年03月20日第1版
作者：儲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