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鬥了大半輩子的父母們，願望是繼續努力，拒絕躺平，給孩子一個「松弛感滿滿」的人生。
在互聯網上，有人戲謔地將「中產返貧三大要素」總結為：全職太太、巨額房貸、孩子留學。但是，中產父母似乎並不太考慮這種「投入」與「回報」的賬。他們辛勤工作了半輩子，心願就是繼續奮鬥，為孩子提供一個「輕松和諧」的生活環境。
01 托舉
年初，33歲的Momo感到非常焦慮。她和丈夫都在深圳的互聯網公司工作，兩人共同擁有一套房產。Momo的兒子即將步入幼稚園，她陷入了糾結：是讓孩子從幼稚園開始就讀國際學校，還是等到中學階段再轉向國際教育。
針對從幼稚園開始的國際教育，Momo制定了四種方案：一是讓孩子在國內的國際學校完成小學和初中；二是九年級後轉學至美國公立學校，Momo陪同，丈夫留在中國工作；三是全家移居美國，不工作，依靠積蓄生活；四是全家赴美，丈夫做出租車司機謀生。
經過仔細計算孩子教育所需的開支，Momo發現，過了35歲的她和過了40歲的丈夫的收入將會逐漸減少，極端情況下可能需要賣掉房子來彌補資金缺口。經過深思熟慮，Momo最終決定讓孩子從幼稚園開始就讀國際學校。
Momo半開玩笑地說：「 有了孩子才意識到，其實自己並不想要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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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和她的丈夫都是國內211大學的畢業生。高中時期，她的家庭透過關系將她送到美國學習，並幫助她獲得了美國國籍。有了自己的孩子後，Momo開始深思國外教育體系對孩子成長的影響。她自己在河南長大，大部份時間都在公立學校接受教育，而國外的教育模式給她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它更加尊重每個孩子的個性，鼓勵孩子獨立思考，」Momo描述道，「可能是因為我自己過於焦慮，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成為一個自在、放松、舒適的人。」因此，在懷孕期間，Momo就已經為孩子規劃了獲得外籍身份、盡早接受國際教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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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深圳生活的Shelly，也是從幼稚園階段開始就把孩子送進了國際學校。2008年在香港取得碩士學位後，Shelly加入了香港的四大知名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後來轉至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而她的丈夫在深圳一家互聯網巨頭公司擔任產品經理。他們的孩子今年5歲，持有香港戶籍，Shelly堅持讓孩子從幼稚園開始就讀國際學校。
起初，丈夫並不太理解：「家門口就有公立學校，別人能上，我們為什麽不能上？」但Shelly非常堅定。她認為自己是一個典型的「小鎮做題家」，從小縣城一路考到廣州，再到香港，初高中時一直是班級前五名。 但是在香港的「四大」工作後，她意識到職場真正需要的能力，如溝通、團隊合作、公開演講等，都是她在學校時未曾接受過的培訓。
Shelly覺得這是 許多「小鎮做題家」的通病：對自己要求嚴格，但缺乏與他人合作的能力，總是擔心別人是否會超越自己；除了學習，也沒有太多其他興趣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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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孩子受到的教育能直接助力他的人生。在我有能力的時候，我願意將我收入的大部份用於他，只希望他能成為一個人格完整、有趣的人。」Shelly說。
「努力、焦慮」是這些中產家長對自己人生的共同評價，這種努力和焦慮的情緒一直延續到他們對下一代的教育方式上，他們似乎在努力進行一次「托舉」。在他們看來，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讓孩子站得更高，更是為了讓他們看得更遠。
02 ‘中產返貧三件套’，我們家全占了
與公立學校相比，選擇國際教育路線的家庭需要承擔相當大的經濟負擔——除了每年高達二三十萬元的學費，還有課外興趣班、學校組織的旅行活動等額外開銷。
然而，也有人認為，國際學校並不一定等同於「燒錢」。不同的國際學校，其氛圍和特色各異。Shelly就曾為她的孩子更換過三所國際學校。第一所學校中，許多家庭經濟條件優越，班級活動包括在五星級酒店住宿、舉辦高端派對，互贈的禮物價值不菲，孩子們普遍穿著名牌服飾。
隨後，Shelly將孩子轉至一所更傾向於「西化」的國際學校，環境大不相同。外國家長會在二手群組中轉售校服，孩子們也普遍穿著簡樸。孩子再次轉學至一所具有公立背景的國際學校，這裏的學生大多來自背景顯赫的家庭，Shelly感覺到他們普遍表現得「低調且高冷」。
國際學校分享會 圖源：網絡
Shelly認為， 雖然孩子現在還小，不太會有攀比心，但將來可能會因為看到家庭條件更好的同學而產生心理落差。"所以我就想，我得努力賺錢，等到他有這個意識的時候，至少不要讓我成為他的負擔。" Shelly覺得，這對孩子的自尊心是一個考驗，但也是一個激發他奮鬥意識的機會。
學費並不是唯一的巨額支出。Shelly家在深圳和香港各有一套房產，每月的房貸超過5萬元。作為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Shelly最近辭去了工作，打算自主創業。雖然目前的生活還算穩定，但她開玩笑說：" 網上流行的'中產返貧三件套'，我們家全占了。"
【我的前半生】劇照
Momo則認為，雖然她決定讓孩子上國際學校，但她並不打算讓孩子學習高爾夫、馬術或參加費用高昂的遊學活動。她打算讓孩子參加一些興趣班，但未必要選擇那麽"高端"的。Momo的一個朋友也選擇了讓孩子在深圳的一所國際學校就讀。這位朋友非常重視孩子的成績，並告訴孩子：如果今年考不到某個分數，明年就會把他送到公立學校。
Momo希望孩子能更加重視學術和性格的培養。雖然按照她的四種計算方式，費用都在可承受範圍內，但她仍然焦慮，擔心自己和丈夫需要長期保持"不敢辭職"的狀態。
「我也很向往一個月只賺五千塊，在大理過上悠閑、享受美食的放松生活。但現在，我還需要留在這家大公司，每天加班，應對一些毫無意義的競爭。你看看公司這幾年的裁員率，大家都在‘表演’，我也感到很焦慮。如果我們選擇讓孩子上公立學校，我覺得我現在就可以辭職，讓老公養家糊口。」
這種生活也帶來了一些無意識的「消費降級」。以前momo會購買奢侈品包，但現在她對這些一點興趣也沒有了。Shelly也感覺到自己的物欲降低了，似乎沒有什麽東西是非得用高價購買的。
在北京生活的雲舒是一位二胎媽媽，大兒子正在國際學校讀四年級。雲舒和丈夫都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一個在金融行業工作，另一個則在互聯網行業創業。作為傳統教育體系的佼佼者，他們的目標很明確——遠離體制，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
但雲舒仍然忍不住「雞娃」，希望孩子能重視學術，給他制定了學校以外的學習計劃，也希望兒子能學習一項體育專案，盡管他目前在這方面並不擅長。雖然沒有像一些家長那樣送孩子去學習花式溜冰或參加國外的比賽，但教育支出仍然占據了他們日常開銷的一半以上。今年，兒子的學費又上漲了15%。
【煙火人家】劇照，圖源網絡
丈夫不久前從公司離職，收入變得不再穩定。他向兒子解釋家中的經濟狀況：「家裏的經濟就像一個水池，一邊有水管進水，一邊有水管出水。以前進水管的水量穩定持續，現在變小了，還時斷時續，所以我們需要開始控制出水量，以免水池不經意間流空。」雲舒覺得兒子聽懂了，他在外面買東西的次數似乎真的減少了。
「這並不是為了給他壓力，讓他覺得‘我們為你花了這麽多錢，你必須要好好讀書’。我其實很擔心孩子會有負罪感，覺得花家裏的錢就對不起家裏。我只是希望他能懂事一些，希望透過這件事培養他的‘財商’。」雲舒說。
【完美伴侶】劇照
03 中產媽媽們想要什麽？
在采訪中，每位媽媽都能就她們的教育理念進行深入的討論。
「我希望他無論將來是做白領、金領還是藍領，首先都是一個能夠自洽的人。能夠認同自己的價值，擁有良好的生活情趣。他的快樂是最重要的。我有很多金融圈的朋友，他們賺很多錢，但不開心的程度也很高。你的工作壓力大，面對的問題也更難。」Shelly說。
「我希望孩子是獨立、自信、快樂的，希望他有作為一個人的特質。即使不能像我們一樣考上清華、北大，但依然是一個知道自己想要什麽、內心豐富自洽的人。」雲舒說。
「我其實沒有太大的目標，他不一定非要在國外， 但我希望他可以自由地選擇一個他想待的地方，成為一個自洽自足的人 。我是一個非常焦慮的人，我不想讓孩子以後也很‘卷’、很痛苦。」momo說。
「快樂」、「自洽」、「松弛感」似乎是她們共同的願望。
但這種願望的另一面是對自己的更高要求，比如在大企業中持續努工作力，或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尋找新的出路。
「我們會先努力，目標是盡可能為孩子提供一個保障，不讓他階層滑落得太嚴重，至少讓他未來有一個房子住，生活可以維持，不至於讓我們之前透過努力得到的一切都失去。至於他能達到多高的高度，那就看他自己了。」雲舒說。
江蘇的大海是一位體制內的工作者。從懷孕開始，她就自己策劃並實施了赴美生子的計劃，並規劃了孩子未來走國際學校的路線。在她看來，自己所在的二線城市無論是視野還是實際的就業情況都不是很理想， 「走國際路線，也許未來能有更多的機會吧」。
她感覺， 中產階級往往沒有很強的抗風險能力。他們的資源很難傳承給孩子，社會變動的時候，孩子更需要的是平台和機會。 「現在有500萬元能做什麽呢？你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卻無力參與，這才是最難過的。」大海說。
Shelly有時也會思考自己是否應該堅持讓孩子上國際學校，但她很快說服了自己：「以前會覺得自己有‘身份壓力’。但現在，我可以勇敢地告訴別人，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中產，但是我也要上這個學校，我不怕別人知道我們不是一個圈子的，不要不好意思。我們可能是有經濟差距，但我也願意投資，因為這是我的教育理念。」
在每個家庭中，似乎總是媽媽更多地為了孩子感到焦慮。「能夠兼顧工作和育兒的媽媽都是超人。」Shelly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