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年輕人自發撰寫的冊子，內容包括反思應試教育帶來的思維問題、如何確立自己的目標和誌向、如何看待科研、如何選課、要不要出去打工，以及偷懶的「旁門左道」。
大學生的困惑
【上海交通大學學生生存手冊】是一本由上海交大畢業生自發撰寫的，62頁的小冊子。社交媒體上，家長和學生們，即便跟上海交大沒關系，也轉發下載來參考。
在序言裏，作者寫道： 「自詡為天之驕子的高中畢業生，站在大學門檻上，有時竟會顯得像低齡兒童一樣幼稚。」 這本冊子的內容包括反思應試教育塑造的「失敗的思維」、如何確立自己未來的目標和誌向、如何看待科研團隊和合作夥伴、如何選課、要不要出去打工以及偷懶的旁門左道。
作者告訴師弟師妹們， 這本書並不是【逃課手冊】【考前突擊寶典】，而是希望同學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幫助有誌青年完善自我，實作內心的追求。手冊裏有很多針對大學生普遍困惑的金句。 如：「如果一個人把政策評分作為自己的至高追求，那麽他就是這個政策的犧牲品。」它還告訴師弟師妹們務必牢記：「大學四年留給你的是你的人生，在你畢業之時，那一串蒼白的分數其實已經作廢了。」
上海交通大學學生生存手冊第一章目錄
完成高中到大學的角色轉化，認識自我，樹立人生觀、價值觀和理想，這是本科教育的任務，但現在卻以這種方式由學生間自助進行。 我們找到了這個手冊的主要作者之一，侯曉迪。手冊寫好的時候，侯曉迪已經升學去了美國，他出了幾百美元，拜托國內的同學把手冊打印出來，每個新生宿舍發了一本。
侯曉迪高中讀的是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實驗班，他本來計劃出國讀本科，但後來沒有成行，高考成績也不夠上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因為不是我的第一選擇，我對大學生活本身也沒有特別多的預期。即便如此，大學還是有很多讓我失望，甚至離譜的東西。」侯曉迪說。他在大學時代最大的挫折就是GPA，也就是常說的績點。「大一的時候，我是想好好學習的，把GPA都拿好，但荒誕的是我認真寫作業，好好學習，考試分數卻很低。我電腦一直挺強的，找我請教的同學太多，我已經來不及給大家講課了。後來，我就寫了一份講義給同學們。老師哪塊兒講得不清楚，我就再講一遍。看我講義的同學最差的也考了85分，我考76分。」侯曉迪說。
他還覺得學校裏有一些要求毫無價值。他在手冊裏專門寫了一個小標題叫「悲壯的學習方式」，他覺得吃苦耐勞充其量是悲壯，在真正的知識殿堂裏登不上大雅之堂。 侯曉迪說：「比如微積分是一個很容易計算的東西，為什麽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去把它做得這麽熟練。我發現交大不禁止考試時候使用PDA為小算盤。我的歪點子就上來了，別人背公式的時候，我寫了一個符號微積分的程式。我拿著我自己寫的程式去考試，發現考得也不比大家差。」
【一起同過窗】劇照
侯曉迪對未來一度非常迷茫和糾結，充滿了無力感。這些心事不是老師幫著開解的，而是被一個師兄給點醒了。「他問我的那句話我現在還記得：‘曉迪，你除了做研究，你還有啥出路？’我一下就想明白了，我只有好好做研究一條路。」侯曉迪說。他後來透過看歐美大學公開課和泡在實驗室度過本科學習，他管這叫「全新的生活方式」。他還認識了一撥誌同道合的同學。「我們一起做研究，大家幹勁可足了，我號召大家一起通宵寫程式，他們就和我一起通宵。 大家覺得只要過得充實，能學到東西就行。那這麽多如饑似渴的好同學，為什麽學校沒有提供這樣的機會呢？」
因為有親身經歷，侯曉迪後來在手冊的開篇，就把本科生這種無論是對學業，還是人生上的迷茫和無助給寫了出來。 「領導不會為你負責，對於一個爭做世界一流大學的研究型學校，管好科研和實驗室才是當務之急，相比之下，本科生教學無利可圖。教授也不會為你負責的，拉經費發論文，滿足學院要求才是生存之道。管學生，也是先管好自己的博士和碩士生，而不是100多人大課堂的本科生。科研任務不太重的任課教師，他們也不會為你學不懂負責。學不懂是因為你智商低、不用功，為什麽某某某就能懂。」
他提出了一個好問題：「每個學院有成百上千的學生，每個人有不同的思想、目標、知識背景、接受力，怎麽可能指望統一的教學培養計劃套用在每個人頭上的時候，能夠產生效果呢？」
但是，侯曉迪對大學的評價很復雜。他強調自己當初做這件事並不是批評交大，交大裏也有很多好的地方。實際上，他大二透過自己主動爭取，進到了電腦系教授張麗清教授的實驗室裏。「我在學術上很多進展，是在他和他給我創造的環境裏得到了非常多的提升。」侯曉迪說。
【天才槍手】劇照
這種矛盾性，也是現在大學育人的難處。如果不是學生自己很成熟，特別主動地尋求大學裏的資源，大學無法像高中管高考一樣，管到每個大學生的成人。大學，力不從心。
績點不能體現真實水平
侯曉迪讀大學時，心智成熟度是同齡人裏的佼佼者了。他有主見能扛事。他申請國外的本科，其實家長反對，但他堅持要做，然後就失敗了。「對我當時來講，就算天塌下來我也能擔著。最差的情況滾回去高考，那不是一樣？我高中很多媽寶同學，考試分數特別高，稍微有一點風險的事情他們不會去做。我就一路跌跌撞撞過來的。」侯曉迪說。 就連這樣的學生在大學裏，都會很長時間不知道自己怎麽辦，心理落差很大，更別說普通的大一新生了。
老師們其實很清楚學生們的困境。一位廣東的輔導員告訴我，他曾經組織過讀書會，本意是既有助於學習，也增加交流。讀書會第一次活動，只來了幾十個人，在此之後參與的人越來越少。「因為這個活動沒有學分也不算誌願時長。」這位老師告訴我。 學生們的時間都要花在績點上。因為績點跟保送研究生掛鉤。
北京大學教授林小英曾經在論文裏舉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例子。在這兩個例子裏，甄浩學同學想盡情地在知識海洋裏暢遊，選的都是硬核好課，結果第一學期期末，看著一塌糊塗的績點才如夢初醒，知道自己單憑興趣選課是「不知天高地厚」。方曉策同學入學初期因為高數課失去了有利競爭，但後來他摸透了評價制度的規則和績點計算曲線之後，透過多選給分高的‘水課’的策略實作了績點「逆襲」。
【讓我遇見你】劇照
學生們如此卷，未必能讓未來出現更多的大學問家。他們花時間鉆研的是規則和謀略。 林小英說：「這裏面學問就大了，他要把專業課和無關緊要的課之間做一個很好的比例和組合，必修課和選修課之間做一個組合，最後怎麽能組合成一個最好的GPA分數來。學生之間會有選課秘籍，我們老師是不掌握的。」
這種學業評價制度下，學生之間的差距可能是資訊差，而不是學習。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雲杉說：「學生一上大學就會去問考試標準是什麽、考題是什麽。這時候就發現，這所大學的傳統生源校，學長多，新生就比較懂怎麽看考題，怎麽選課。所謂的小鎮做題家，他不懂這些，認為只要認真聽課就可以了，最後發現成績不突出。」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雲杉（於楚眾 攝）
真到了保研的時候，績點也不一定能反映出老師看重的素質。 林小英說：「績點是把所有科目，透過計算和加權濃縮成一個數據。這相當於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揉成了一個小團，比如我需要一個做研究很好的，或者某門課很好的學生，單憑一個數據，我看不出你的特點。有一些成績在腰部的學生，他可能有我看重的品質，但他績點不夠，連保研的敲門磚都沒有。」侯曉迪就是一個例子，他大學四年的績點都不怎麽樣，保不上研究生。但他大三就在AI視覺頂會CVPR上發表了論文，創下了大陸本科生的歷史。後來，他留學加州理工，博士畢業創立自動駕駛技術公司圖森未來。圖森未來作為第一家無人駕駛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績點使得剛剛經過高考的學生們，沒辦法在大學裏松一口氣，閑適地享受美好的大學生活，補齊過去十幾年錯過的心靈成長。
大學的師生關系在變化
侯曉迪的人生目標在學術上，他自學海外著名的公開課，還給它們做字幕傳播知識。大二的時候，他想在大學裏找一個學習組織，跟著大家一起學習。「我把交大電腦系和自動化系所有老師列成一個表，挨個打電話或者發郵件。有的老師回復歡迎我報考研究生。我說我是大二的學生，來端茶倒水都可以。老師就讓我先把GPA搞上去，保研的時候再聯系。很多老師都是這樣的。我是按姓氏拼音列的表，最後一個是張麗清老師。他收留了我。」侯曉迪說。
【推手】劇照
侯曉迪非常喜歡實驗室的氛圍，他買了一床被子，從大二下學期開始基本住在實驗室裏，只在洗澡換衣服的時候回宿舍。「張老師是個教育家，實驗室裏的氛圍特別好。別人吃飯可能討論足球什麽的，張老師的研究生吃飯就是在討論學術問題。我跟他們討論學術問題不會被人用異樣的眼光來看，以為我腦子不正常，或者在裝腔作勢秀優越感。我有一次發論文快到截止日期了，那天下大雨，老師打著傘身上都淋濕了，過來幫我改論文。因為我在學術表達上有一些不專業的地方。」侯曉迪說。他後來做【生存手冊】就是受到張麗清教授言傳身教的影響。「不圖名不圖利，就是為了大家好。」侯曉迪說。
幫助學生「成人」，不像班級績點，是件難以量化的事情。 大學在這一方面對老師也沒有剛性的業績要求。侯曉迪的經歷其實就是在模糊地帶裏，老師要不要幫助學生。這跟責任心相關，跟老師自己的處境相關，也跟學生與老師的關系相關。
大學裏過去有很多師徒情深的傳承故事，但現在談論師生關系時不同聲音就多了。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嵐寫過很多關於師生關系的文章，這是她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她言簡意賅地把現在大學裏的師生關系總結為師父、師傅和老板三種形態。這種觀察和總結是從她自己的經歷出發的。她說：「我讀博士的時候，我們所有博士生都管導師叫師傅。我也跟著叫，但實際上，我不清楚是‘傅’還是‘父’。我每一次給導師匯報進展的時候，會寫一張紙條，開頭都稱呼他師傅。後來，我才發現師傅和師父，含義不一樣。」
師傅，是從技能學習角度來稱呼的。徐嵐說：「它實際上是從世界上最早的研究型大學——柏林洪堡大學創辦時開始存在的。柏林洪堡大學透過師傅徒弟關系，把高深知識傳遞下去。同時學生跟老師學的是一種謀生技能。這是一種科研任務導向的師生關系。」 師父，是有情感聯結紐帶的。 徐嵐後來意識到她對自己的導師喊錯了，因為他們的關系更接近於「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徐嵐說：「師父，用父親的父，師生關系總體上是一種思想傳承。秉持著這種理念的老師，經常會說我培養的是一個弟子，而不是說我就是讓學生來為我做專案。這是一種個人關系導向的師生關系。」
老板雇員式的師生關系是一種異化。 徐嵐說：「師生關系有一種天然的不平等。無論是技能上的帶領，還是人格上的示範，都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在你的前面起到一個帶領作用。老師和學生一定有權力關系在裏面，當它變成導師掌握生殺大權，以此來對學生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剝削時，可能就會異化成老板和雇員的關系。」老板在師生關系中是一個微妙的稱呼。徐嵐說：「年輕人現在好像是以一種幽默的、故作輕松的方式來表達，但他們會承認導師確實是有這種控制性的導向。不過，這跟企業裏老板和雇員的關系不完全一樣。導師的這種控制性，體現在比如說對學生沒有那麽多同理心，沒那麽多替學生考量。」
在這三種師生關系裏，以「師父」為稱呼的這種師生關系最能影響到學生的價值觀、人生觀和為人處世。這種師生關系現在的生存空間沒有那麽大了。 中國的大學從前是精英教育，高篩選下脫穎而出的學生更容易對學術感興趣。老師與有緣的學生結成師徒關系，他培養的是自己的學術傳人和同事。他對學生的期望和付出自然很投入。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後，現在每年畢業生已經超過1000萬人，學生對上大學的想法變得多元化。
劉雲杉說： 「以前的師生關系裏比較好的一種是大魚前導、小魚尾隨的從遊關系。現在學生可能老師遊和他自己遊沒什麽關系。他可能想的是他能從老師這裏拿到什麽，然後到別的地方去。」
老師也未必有精力像學生的父母一般用愛包裹住每一個學生。老師專案越多的院系，研究生也越多，很難顧得上。徐嵐在研究中發現，總體分下來，人文社科類學科裏，師父關系比較多，個人指導相對多。理工科則是師傅關系，甚至老板和雇員的關系多，集體指導相對多。徐嵐說：「招生指標的分配是一個核心工作。在各種科研成果指標上表現越好的學校和學科，所獲的指標就越多。導師經費多，帶的學生就越多。但科研專案訓練確實是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徑。」
對於一個本科生來講，跟教授結成師徒關系很困難。徐嵐說：「教育部提出來的是教授上講台，意思是教授不能只帶研究生或者只上研究生的課，也要給本科生上課。但要說讓教授跟本科生發展成親密的師生關系，是很難做到的。實際上，很多學校實行的本科生導師制成為走過場。」
對於高校青年教師而言，要追逐的不僅是更高的職稱，還要在有限的時間內爭取一個又一個頭銜（視覺中國供圖）
變化中的師生關系，對大學老師和學生雙方來說，都是挑戰。老師們忙著卷科研，在晉升體系裏升級打怪。 本科生能不能遇到好老師、他們能從老師那裏學到什麽，以及師生之間是否能夠基於信任來交往，都成為新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