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北宋本【通典】，行款版式為15行28字左右，小字雙行36字左右，白口、左右雙邊，版心或不刻魚尾，中鐫冊序、卷次及葉次，下鐫刻工姓名。或刻單魚尾.魚尾下鐫冊序、卷次及葉次卷端題「通典卷第一」，次行低14格題「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卷首有貞元十年杜佑【進通典表】，次李翰【通典序】。全書200卷，而此北宋本僅存179卷，其余21卷乃據北韓活字本【通典】抄補。另補抄有書首總目1冊。按原本每5卷裝訂為1冊，總為40冊，現存經抄補後的該北宋本【通典】總為44冊。【四庫全書總目】稱該書「博取五經群史……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或稱「開創了中國古代史學著作的新體例」，「是唐朝史學的一座豐碑」。北宋本為現存的最早版本，無疑既具備珍貴的版本及文物價值，也有正南宋以來諸傳本【通典】之訛誤的又獻價值。
按照復旦大學韓昇教授的研究，杜佑在積累資料的基礎上萌生編纂成書的想法，事在大歷六年（771）前不久的任職撫州刺史時期，也是【通典】編撰的最重要階段，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即稱「家集二百篇，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此後是增補修訂階段，大概至貞元十四年（798）左右定稿，而最終在貞元十七年寫定進呈，「自淮南使人詣閑獻之」。北宋本【通典】署「貞元十年」，非，應依【舊唐書】本傳作「貞元十七年」，應該是漏刻一「七」字。當然今本【通典】中也存在貞元之後的記載，可能是又經杜佑晚年增補，也有可能是後人所為。【通典】的分門和卷第，北宋本所載【表】稱：「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獻。」本傳所載表文作「書凡九門，計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獻」。北宋本所載表文的文字面貌略有覆寫。推測原因可能是李翰序既稱「凡有八門」，杜佑自撰序引也僅列舉「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州郡」和「邊防」計八門，為免歧解而致刪削。兩相比較，似乎推斷李翰所據【通典】本與杜佑最終進呈本在篇目的安排上有所改動，進呈本將「刑」門釐分為「兵」和「刑法」兩門，即小註所稱的「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照此判斷，北宋本所依據的底本似乎並非祖出進呈本。其實，李翰序在後世傳本中也經過了覆寫（明本已如此），北宋本翰序「至於我唐」，通行本作「有唐」，此可證北宋本翰序更近原稿之貌。北宋本「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通行本無「勒成二百卷」五字。此或以為李翰應未及見【通典】成書，何言二百卷，故刪去。其實不然，翰序明言「竟為善述者所先」，應見到了二百卷的成書初稿。差異尤著者，乃通行本增益「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一段話，不見於北宋本中，未知孰是。從卷一正文序引明確提到八門而與翰序相合，推測此溢位的一段話當屬於翰序舊有，北宋本刪去的目的是防止新增刻一葉而與正文之始不相連貫。種種跡象表明，【通典】的成書是疊次遞進的過程，刊刻者著眼於調和不同過程的成書文本也相應有所覆寫，從而導致針對同一種書的表文及序言存在著差異。
關於此北宋刊【通典】的版本，日人小島學古認為屬高麗覆宋本，【經籍訪古誌】稱：「小島學古雲：此書及【禦註孝經】【文中子】【通典】【姓解】並有‘經筵‘高麗國十四葉二印。細玩其紙質墨色，別自為一種北宋版，殆出當時北韓國所開雕歟？學古精鑒絕人，此言當不誤矣。」其後島田翰依從小島之說，而詳加考定雲：「予之所以稱茲書為高麗刻本者有數條：紙墨一也，鐫法折刷二也，裝潢三也，有此三條足以的知其為高麗本」（參見【古文舊書考】），將此本定為高麗覆刻北宋本。1905年，中國學者沈曾植獲睹此本，作跋稱：「光緒乙巴冬，見北韓國庫所藏有大遼統和二十口年使臣購入題字者於東瀛。」沈氏所記印文有誤。第二位親睹此本的中國學人是董康，稱：「中縫標第幾冊，下偶有顏、盧、鄭、許等刻工姓氏。」版本定為「北宋槧」本（參見【書舶庸譚】）。傅增湘是第三位經眼者，時在1929年，【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該本小註即稱：「日本帝室圖書寮藏書，己巴十一月十一日觀」，且嚴辭批評了島田翰高麗覆宋本說，雲：「乃閱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中竟指此本為北韓翻刊，且以字型之方嚴，雕工之樸厚而以為似麻沙本，且推而至於【孝經】【姓解】【說文解字】【中說】【茍子】【列子】【傷寒論】凡八通皆定為北韓所覆。更反覆考辨，以實其說，自詡精確不移。夫不諳風氣，不識刀法，橫逞腦臆，強詞武斷，其能免於不知妄作之譏乎！嗚呼，回惑至此，余欲無言矣。」
（參見【藏園群書經眼錄】，下同）傅增湘據所藏宋刊本【通典】（現藏日本天理圖書館），稱：「是書敝藏亦有此宋刊本，凡缺佚二十有七卷，為明代晉府藏書。寮本卷一百以下鹹屬鈔補（此說有誤），敝藏可補入者近八十卷，且紙系白麻，韌潔殊常，篇幅寬展，印本清朗，均似勝過一籌。余曾取嘉靖大字本校勘一過，改訂者殆逾萬字……真世間之環寶。余本固推甲觀，寮本亦當雁行」，將此北宋本定為「宋紹興刊本」。長澤規矩也回應了傅氏的判斷，稱：「傅增湘往年曾經見到本書，宣稱與其所藏版本相同，其實他的本子乃南宋覆刻本」，「北京市面上有舊內閣大庫舊藏宋元刊本的零本，其中也有【通典】的零本……但也是南宋刊本」。（【北宋刊本<通典>影印獻詞】，韓異譯）尾崎康進一步考證了它的版本問題，稱字型「原刻與北宋本【禦註孝經】和【新雕中字雙金】頗為相似」，避諱則「原刻本缺筆止於仁宗朝」，結論是「【通典】完全屬於北宋版，為十一世紀中葉的刊本，或者十一世紀末的本子」（參見【關於北宋版（通典）及各種版本】，下同）。對於傅增湘舊藏的紹興本，尾崎康稱：「表、序和本文，其順序、排列、行格等，基本上與北宋本毫無二致，明顯是其翻刻本」，「而此本加上英宗以後的‘署、樹、勗、桓、丸、援、構字，原刻葉直至南宋高宗時代，補刻葉還降及孝宗時代」。尾崎康既否定了小島學古以來的覆刻北宋本說，也並不認可傅增湘的紹興刊本說，北宋本的界定成為較為普遍接受的意見。
從文獻史料的角度，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參照一條史料，即【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3「寶元二年（1039）春正月丙午……召司天監定合禁書名揭示之，復詔學士院詳定，請除【孫子】【吳子】、歷代史天文、律歷、五行誌並【通典】所引諸家兵法外，余悉為禁書，奏可。」又虞萬裏提及【宋會要輯稿·職官】中的一條記載，稱：「天禧元年（1017）二月，趙安仁言：宗正寺所掌宗廟祠祭及編修玉牒屬籍，並未有經書文籍檢閱故寔。除【通典】【會要】及前代親屬圖牒文字欲將本寺公用錢寫置外，其國子監印本書籍，乞各賜一本，從之。」（參見【北宋本（通典）刊刻年代和學術價值】）天禧乃宋真宗年號，斷定其時尚不存在印本形態的【通典】，而至仁宗的寶元間應該已存在印本，此與北宋本避仁宗諱相合。仁宗時刻書有一個特殊現象，即避劉通的名諱而將「通」字闕筆（北宋本【文選】及【齊民要術】均「通」字闕筆），存在的時間是天聖元年（1023）至明道二年（1033）。檢書中未見「通」字闕筆例，與寶元間存在印本【通典】的判斷也是相合的。虞萬裏據此條記載推定「北宋本【通典】應是國子監刊本」，茲備一說。
北宋本【通典】的字型特征偏長，除與尾崎康提及的北宋本相似外，還與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初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鐘家刻本【文選】及上海圖書館藏南宋初杭州凈戒院刻本【長短經】相近，提示它刊刻的下限在南宋初。【文選】價長短經】皆有刻書題記稱「杭州」，時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之前。而該北宋本據所鈴印文稱「大宋建中靖國元年」，下限在宋徽宗即位之年。又闕筆字至仁宗趙禎止（如書中「貞」字即闕筆），印證它的刻書上限是北宋仁宗時。此外書中偶見「湣」字闕筆（見於卷81第2葉a面），又原本裝訂為凡五卷一冊，每冊內頁碼相連不另起葉，即尾崎康所稱的「版心標示的頁碼，為一冊五卷連綴」。推測北宋本刊刻依據的底本是源出唐本的卷子裝寫本，該寫本5卷1軸，共計40軸。每5卷的1軸對應刊本的1冊，故頁碼相連。傅增湘舊藏紹興本【通典】與此特征相同，諱字卻及仁宗之後至高宗朝，尾崎康所稱的屬翻刻北宋本的判斷是可以成立的。但北宋本還有版葉特征值得註意，即存在無魚尾與有魚尾相間的現象。初步統計有魚尾的版葉是卷2第13～14葉、卷3第24葉、卷6第7～8葉，卷7第10～11葉、第14～15葉，卷8第19～20葉，卷9第35～39葉，卷28第23葉，卷46第2葉，卷54第21、23、35～36葉，卷55第40～41、48～49葉，卷56第1、28葉，卷110第31、37葉等，未見避仁宗之後諱者，應該與無魚尾的版葉大致屬同一時段內所刻，不會到南宋時。版心不刻魚尾是北宋本的重要特征之一（參見拙作【略論北宋刻本的書口特征及其鑒定】），並推測北宋中期之後版心逐漸出現刻魚尾（依據是國家圖書館所藏北宋本【範文正公文集】）。倘若推測成立，那麽北宋本【通典】中無魚尾的版葉屬原刻，而有魚尾的版葉則屬原刻版片缺佚之後的補版，補版在北宋中期之後。當然即便就無魚尾的原刻版葉而言，也存在著修版現象。作為卷帙達200卷的「大部頭」典籍能夠流傳下來，很難悉數屬原刻的面貌。
南宋初以來的翻刻本【通典】，如傅增湘舊藏本以及國家圖書館所藏的3部【通典】，版心均屬無魚尾與有魚尾相間，也保留了每5卷葉次連綴的特征。3部均定為宋刻宋元遞修本，其中甲部系嚴元照舊藏，23卷（編目書號9354）;乙部存7卷，卷106至110系曹元忠舊藏，卷79～80系涵芬樓舊藏（編目書號7456）;丙部似屬清內閣大庫舊藏，存5卷（編目書號17810）。館藏還有一種是宋刻元元統三年（1335）江浙等處儒學重修本，存5卷（編目書號11310）。傅增湘舊藏本也配補了該元統三年的修版本，保留了元代修版的題記，稱「元統三年十月日刊補完成，儒司該吏高德懋、樊道佑所委監工鎮江路丹徒縣儒學教諭楊文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吏目阿裏仁美、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承事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以甲部卷11～12為例，卷11中第1～2，4～5和7～11葉均刻有魚尾，而3， 6葉則未刻魚尾。卷12中第12～18，第20～21葉刻有魚尾，僅第19葉不刻魚尾。而北宋本此兩卷均不刻魚尾。文字亦有差異，如卷11第1葉b面「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句，甲部「千夫」訛作「於夫」;「乃征（徽）諸犯令」，甲部「徵」字闕筆。第2葉a面3處「桓靈」，甲部「桓」字均闕筆;「遂斑入粟之制」，甲部「斑」作「班」。有研究又稱：「此本雖模仿北宋刊本遺風，但桓字避諱嚴謹，卷二十四諱構字，當是南宋初年刊印之明證。」（參見王菡撰【通典】條提要，載【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下同）另王菡指出該部【通典】中卷181、195「各有兩葉版框稍短，字型稍拙，版心雙魚尾，不類全書版式，或為更晚之補版」，應屬元代補版之葉。乙、丙兩部大致與甲部近同。宋代所刻【通典】的版葉情況比較復雜，因屢經遞修而出現不同階段的印本。要之，南宋初以來的翻刻本【通典】避諱及文字面貌均已不同於北宋本，版心雖保留北宋本不刻魚尾的遺風，但明顯是有魚尾的版葉占有主體性的地位，推斷流傳至今的南宋翻本基本都是屢經遞修的本子。
北宋本【通典】每冊首葉鈴「經筵」篆文印，末葉鈴「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朱文方印（另鈴入藏宮內廳的「秘閣圖書之章「‘宮內省圖書印」兩印），原系高麗李朝內府舊藏。且之所以將此本定為北宋本，很大程度上正依據此枚「高麗國」印。按【宋史·高麗傳】雲：「自王徽以降，雖通使不絕，然受契丹冊封，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書，蓋有稱甲子者。」實際是高麗基本上同時奉遼和北宋的正朔（據河北大學宋史研究學者劉雲軍相告，同時期的高麗墓誌中兼用遼、北宋年號）。據尾崎康的研究，高麗國印為肅宗六年（1101），【李朝世祖實錄】雲：「前朝肅宗始藏經籍，其圖書之文，一日‘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禦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一曰‘高麗國禦藏書。」而「經筵」印應屬李朝世宗的印章，【李朝太祖實錄】雲：「經筵所藏書冊，不可無標記。請以‘經筵二字作圖書，每卷著標。」由於豐臣秀吉侵略北韓的文祿慶長之役，而經宇喜多秀家帶回日本，遲至文化十四年（1817）又入藏江戶城中紅葉山文庫，現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劉明)
來源：收藏家 202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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