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官至宰相，位極人臣，出身卻大不相同。 李德裕出自高門士族的趙郡李氏，父親李吉甫兩度拜相，封趙國公，李德裕由此得以不經科舉，透過蔭補入仕。牛僧孺的父親僅做到九品鄭縣尉，在他七歲時就去世了，牛僧孺寄居在外祖父家，刻苦攻讀，考中進士入仕。在中晚唐激烈的「牛李黨爭」中，兩人被視為兩黨魁首，彼此針鋒相對、水火不容。
但這兩位出身和政見全然不同的黨魁，卻有著相同的愛好。一是同好造園 ，李德裕在洛陽城南建造平泉山居，牛僧孺在洛陽城內建造歸仁裏園，成為中晚唐並駕齊驅的兩大名園； 二是同好賞石 ，李德裕在平泉山居將「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牛僧孺在歸仁裏園將「嘉木怪石，置之階廷」， 造園和賞石，儼然成為牛、李二人在黨爭之外開辟的第二戰場，他們不僅要在權勢地位上壓倒對方，更要在品位風雅上分出勝負 。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變」是中晚唐政治的分水嶺。在這場慘劇中，四位宰相和數千名朝官被殺，京師血流成河，人人自危。得勢的宦官「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裴度、李玨、劉禹錫等士人紛紛離開長安去往洛陽，以求全身遠禍。
李德裕和牛僧孺也在「甘露之變」後先後來到洛陽。不過此前兩人的際遇截然相反。李德裕剛經歷了人生的低谷，他被貶為袁州長史，貶謫途中憂生傷死，表達出對平泉山居的深深思念；後來幸得放還，旋即入居平泉。牛僧孺則以平章事的身份擔任淮南節度使，隨時可回京拜相，可謂春風得意；但他任職期間卻沈迷於營建洛陽的宅園，並在卸任後求任東都留守的閑職。
李德裕、牛僧孺的洛陽園墅都以藏石著稱，在時間上則以牛僧孺為先。開成三年（838）夏，蘇州刺史李道樞（？至839）贈送牛僧孺一塊太湖石。牛僧孺珍愛異常，作【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寄呈夢得樂天】，邀請劉禹錫、白居易一起作詩題詠，成為他收藏奇石的標誌性起點。當時牛黨得勢，李道樞贈石的奉迎之意非常明顯。不久李道樞升為浙東觀察使。這一事件極具示範效果，各地官吏廣搜博采，奇石源源不斷來到牛僧孺園中。
李德裕聚石的鬥誌顯然是被牛僧孺激發，此前的平泉山居以花木取勝，至此完全被奇石壓倒。兩人開始聚石的開成三年，代表李黨的鄭覃、陳夷行和代表牛黨的楊嗣復、李玨同時拜相，「每議政之際，是非紛起」；次年四月李德裕加檢校尚書左仆射，牛僧孺以平章事兼山南東道節度使，正是「牛李黨爭」趨於白熱化的膠著時刻。造園和賞石本是閑玩之物，卻於此時以這種方式意外地卷入鬥爭之中。兩黨僚吏團聚在牛僧孺、李德裕周圍，在聚斂奇石、裝點園墅上爭奇鬥妍，展開激烈的競賽，成就了政治史和造園史上的一大奇觀。
白居易【太湖石記】作於會昌三年（843），始於開成年間的那輪黨爭已經初見勝負。牛黨的楊嗣復、李玨被貶，牛僧孺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擔任太子少師的閑職；李德裕則深得唐武宗器重，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先後進位司空、司徒，位極人臣。牛僧孺於此時邀請白居易作【太湖石記】，顯然別有一番懷抱。
【太湖石記】專論太湖石，卻在開篇對天下眾石進行評價，白居易將石分等，評定太湖石為甲等，其次為羅浮石，再次為天竺石。牛僧孺嗜愛的都是甲等的太湖石。次等的羅浮石見於李德裕的三首詩文，可見其對李德裕之重要。或許這正是白居易選擇羅浮石作為代表的原因之一，以其暗喻李德裕之藏石。第三等的天竺石則是白居易的收藏，以自家的天竺石墊底以示謙虛，但其醉翁之意顯然在於前兩者：牛僧孺所好之太湖石為甲等，李德裕所好之羅浮石為次等，則兩人賽石之高下不言自明。牛僧孺雖在黨爭中失敗，卻得以借此扳回一局。
李德裕註重奇石的產地和「門第」，牛僧孺則欣賞湖石的品質和「辭采」。中晚唐是一個門閥貴族日趨衰落、寒門進士持續崛起的時代。或許是巧合，這一歷史大勢正好呼應了牛李賽石的成敗。
「牛李黨爭」以李德裕貶死海南告終，牛僧孺雖在此前去世，卻得以終老於洛陽園中。
摘自 | 【領導文萃】2024年2月上
稿件來源 | 【讀書】
本文作者 | 黃曉 劉珊珊
責任編輯 | 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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