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畢沅墓出土的金器是清代墓葬出土金器系列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它們的制造時代處於清代中期，正是清代文化和工藝的巔峰期。本文對畢沅墓出土的金器進行初步研究，試圖揭示這批金器所反映的清代社會發展情況以及與當時的隨葬制度的關系。
從考古資料來看，中國古代黃金工藝至夏商之際才出現。 而真正意義上的黃金器皿，目前沒有發現早於春秋時代的。 由於黃金的稀缺性和珍貴性，大量使用金器隨葬的情況並不多見。 而歷代出土於高等級墓葬中的金器和傳世金器，構成了從春秋戰國到清代絢爛璀璨的中國古代黃金藝術譜系。 由於清代的金器有大量傳世實物的留存，且傳世實物，尤其是宮廷金器造型豐富，工藝精湛，人們往往不太重視出土金器，加之中國傳統考古學一般以明代為下限，因此對於清代出土金器的系統研究還是一個較少涉及的領域。
畢沅墓出土的清代金器是清代墓葬出土金器系列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其一，它們制作的時代處於清代的中期，正是清代文化和工藝的巔峰期；其二，這些金器出土於當時的重臣和著名文人的墓葬，代表了當時的主流審美傾向；其三，出土數量雖不是很多，但首飾種類較豐富，而且很有特點，另外還有以往不曾出土的金器品種。
畢沅（1730～1797）字湘蘅，一字秋帆，小字潮生，自號靈巖山人，江蘇鎮洋（今江蘇太倉）人。他是清代乾隆朝重臣，也是一位著名學者。乾隆二十五年(1760），畢沅狀元及第，此後歷任翰林侍讀學士、陜西巡撫、河南巡撫、湖廣總督等職。有【關中勝跡圖誌】【關中金石記】【傳經表】【靈巖山人詩集】等著作傳世。畢沅於嘉慶二年（1792）病卒在湖北辰州行館，靈柩被運回原籍安葬。畢沅與其妻汪德及五位側室的合葬墓，位於蘇州吳縣木瀆金山公社天平大隊的祥裏村（今蘇州市吳中區木瀆鎮天平村祥裏村），距靈巖山約1千米，系江蘇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70年10月，南京博物院配合基建工程單位清理了畢沅墓。墓內隨葬品保存較好，有隨葬器物達111件（套），其中金器有31件（套），可謂隨葬豐厚，文化內涵豐富且頗具特色。
一、畢沅墓出土的主要金器
畢沅墓實際上是畢沅和妻妾的合葬墓。墓中出土的金器主要有金鳳冠、金同心盒、金腰帶扣頭、金帽飾、金耳環、金發簪、金發釵、金壓發、金步搖、金插花、金發花、金手鐲等。其中畢沅棺內僅出土金腰帶扣頭一件金器。夫人汪德棺內出土金鳳冠、金同心盒及金首飾若幹。其余合葬的五妾棺內出土金首飾若幹。
（一）金簪和金手鐲
畢沅及其妻妾墓出土的金簪和手鐲品種較豐富，我們擇其幾件論述。
1.金簪
金簪主要有兩種，一種為如意簪頭嵌寶石，還有一種為扁簪形制。如意簪頭嵌寶石的發簪（圖1）有多支，基本形制是：簪首為如意形，底鏤空雙錢紋，梗變體上寬下微收，尾圓素面。金扁簪（圖2）有一例，扁簪首為簡牘書冊式。彎折連梗，梗變體上寬下窄，尾圓素面。扁簪類似清代常見的扁方，但比扁方小一些。扁方是清代滿族女性梳頭時所配飾的一種形體較大的簪，呈扁平一字狀。滿族女性最普遍的發式是將頭發梳成兩股，俗稱「兩把頭」。扁方主要是用來固定「兩把頭」的。畢沅墓出土的扁簪也應該是用來固定類似發式的。
圖1 嵌寶石如意頭金簪
圖2 金扁簪
2.金手鐲
畢沅墓出土金手鐲六套，其中有3只單鐲，3雙對鐲。單鐲全是素面，有的用橢圓形的金條彎成橢圓形環，有的用扁形的金條彎成圓形環，還有一只由兩根金條絞成麻花狀，彎成環形。三只單鐲都很重，分別為85克到138克不等。
對鐲3對，除一對光素外，另兩對有紋飾。其中一對（圖3），徑6.7厘米，厚1厘米，共重71.43克。外表弧內平的扁金條，呈橢圓，不連線，兩端陰刻石榴花、荔枝等吉祥紋飾，兩端合攏為團壽圖案。另一對（圖4），徑6.7厘米，厚1.2厘米，共重123.37克。內平外弧的金扁條彎成橢圓環形，不連線，兩末端刻長方形框，框內四角雲紋,中團「壽」紋，手鐲中間內側刻陽文「公源」兩字。民國初年北平首飾店鋪有「公源」「天裕」等字號，但此「公源」未必是彼「公源」，應該是乾隆年間位於北京、蘇州，抑或是陜西、湖廣一帶的一家銀樓或首飾鋪名號。光素手鐲直接用純金打制，表面不裝飾其他紋飾，也不做造型上的修飾，直接利用黃金的金屬質感來顯示價值。
另外，畢沅墓出現的絞絲手鐲（圖5），也是清代少見的品種。目前發現的絞絲手鐲，也稱扭絲手鐲。鑄造數條圓形金屬條，退火後，待其軟硬適中後以扭的方式成型，似麻花狀。絞絲手鐲最早在宋代出現，如陜西扶風出土的金鐲，由三股金絲扭成繩紋狀。這種手鐲制作相對簡單，不是清代主流品種。提到清代金銀器，人們往往認為它們都具有精細的紋樣與復雜的工藝，「繁縟奢華」是其形容詞，但至少在畢沅墓出土的這一批手鐲上不是這樣的。當然，這樣的手鐲分量很重，制作簡單，不排除專為陪葬打造。
圖3 刻花卉團壽紋金鐲
圖4 「公源」款刻花卉團壽紋金鐲
圖5 絞絲金鐲
（二）其他金器
1.金鑲寶石腰帶扣頭(圖6)
長6.2厘米，寬5厘米。黃金鑄成橢圓形搭扣,搭扣底分成兩個部份，搭扣表面錘折枝牡丹花紋，花紋具有高浮雕效果。搭扣底同樣刻有紋飾，但底紋采用魚子底紋，花紋具有淺浮雕效果。底脛處陰刻卷草紋飾。玫瑰色寶石鑲嵌在搭扣上。
雖然中國古代金鑲玉工藝較為普遍，鑲寶石不是主流，一般也以鑲嵌綠松石、珍珠這些常見珠寶為主，零星會出現類似六朝東晉墓出土的金剛石戒指這樣金鑲寶石器物，但到了元代，西洋、南洋商人輸入了多種寶石。元代學者陶宗儀在其著作【南村輟耕錄】中詳細記載了這些外來寶石，列舉了紅色的剌子（紅寶石）、綠色的助木剌（祖母綠）、各色鴉鶻（電氣石）及含活光的貓眼等。明代由於鄭和下西洋，大量進口東南亞等寶石，黃金鑲寶石工藝十分發達，宋應星在其【天工開物】中記載了數十種寶石名稱。清代金鑲寶石工藝有所衰落，但仍具有較高水平。金鑲寶石腰帶扣頭正是清代這種工藝的代表。
圖6 金鑲寶石腰帶扣頭
2.金鳳冠(圖7)
縱16厘米，橫24厘米，高15厘米。毛重616.40克，成色92%。整體為金質,由厚金片作冠檐底箍，上連四道細金條作骨架。表面綴鳳鳥、花朵、雲彩金片和寶石字牌。冠檐底部是有雙龍戲珠紋飾的抹額，其上綴金鳳七只。冠上部有金鳳兩只，並有長方形字牌一塊，內陰刻楷書「恩榮」二字。圓形字牌八塊，各陰刻楷書一字，分別為「日」「月」「奉」「天」「誥」「命」「朝」「冠」等字。
圖7 金鳳冠
3.金同心盒(圖8)
通高2.7厘米，徑4.2厘米。純重57.04克。盒金質，微扁圓。子母口，環底，素面。盒蓋表面中心豎刻陰文一行三字「同心盒」，盒蓋內豎刻「狀元畢，沅夫人汪德」二行8字，盒內底中心豎刻陰文「結發恩深同穴同衾，天長地久，生死同心」四行16字，均為楷書。
圖8.1 金同心盒 圖8.2 金同心盒蓋內 圖8.3 金同心盒內底
4.金帽飾(圖9)
通長11.5厘米，柄長8厘米。重6.7克。金片被錘成蝙蝠形，上有兩枝彈簧盤絲，一枝綴珍珠，一枝綴盤長。蝙蝠左右各有一葫蘆，意為吉祥、福祿壽。梗為扁體，尾尖。金飾表面部份用了點翠裝飾。金色與靚麗的白色、藍色呈鮮明對比，高貴不失典雅。
圖9 金帽飾
5.金耳環(圖10)
長4.9厘米，寬4.2厘米。純重6.51克。耳環彎曲，呈S形。底層點翠磨損殆盡，堆疊花葉，上累絲松鼠，並嵌寶石「葡萄」。松鼠形象生動寫實，機警靈活，被塑造得活靈活現。
圖10 金耳環
6.金發釵(圖11)
長9.2厘米。純重4.52克。金絲彎成雙環，再焊在釵頭內，釵用金絲彎成，前端稍傾，梗體為圓柱形，尾尖。
圖11 金發釵
7.金壓發(圖12)
長15.6厘米，寬2.5厘米。重25.41克。壓發為如意首，內嵌紅寶石，梗為寬扁體，頸、尾彎曲並刻花卉，素背面。
圖12 金壓發
8.金步搖(圖13)
長10.5厘米。重13.10克。用金絲彎制，似禪杖，頂端塑小葫蘆，6根肋條，每肋套一個小圓環，有一肋上多一個雙圈環，下掛磬，磬一側穿掛長方牌一個，一面陰刻「畢門張氏」，另一面刻「天赦」，另一側穿掛小鈴，梗為圓柱體。
圖13 金步搖
9.金插花(圖14)
通長9.2厘米。毛重11.33克。以海棠花、長春花為主體，海棠花瓣上用金絲累成卷草紋圖案，花蕊點綴金珠數粒，周圍伴有累絲花蕾4朵。長春花用金片疊，花蕊綴金珠，並托以花葉兩片，梗為銀質，扁體，上寬下窄，並有印戳。
圖14 金插花
10.金發花(圖15)
長10.5厘米。一對。每只重29克左右。用金絲、薄片纏繞一枝有如意形的花果枝條，並將玫瑰紅寶石和一顆藍寶石嵌在內作為花朵和果實，花葉經錘而成並用細珠勾邊，以白色大小珍珠作襯，中間夾雜著累絲如意頭。
圖15 金發花
11.清金仙鶴(圖16)
身長2.4厘米。毛重13.69克。應為簪首或配飾。形態生動，仙鶴作展翅回首曲頸銜靈芝狀。羽毛刻畫細膩生動，尤其是脖頸部份，制作一絲不茍。
圖16 清金仙鶴
二、畢沅墓出土的鳳冠與金盒子
畢沅墓出土的金器，最引人註目的是夫人汪德棺內出土的一頂金鳳冠和一只金同心盒。金鳳冠以前較少出土，金同心盒目前也只有這一例，值得專門研究。
（一）金鳳冠
鳳冠進入冠服制度是從宋代開始的，【宋史·輿服誌】記載北宋後妃在受冊、朝謁等隆重場合，頭上都戴著鳳冠，鳳冠上飾以九翚四鳳，四周還綴有各種花飾。南宋以後，增添了龍的形象，名謂「龍鳳花釵冠」。這種冠源於唐代命婦的花釵禮服。按唐制，太子妃花釵九樹，一品命婦花釵九樹，二品花釵八樹，三品花釵七樹，四品花釵六樹，五品花釵五樹。至宋代，被定為後、妃、命婦的禮冠。元代是少數民族政權，冠飾有自己的特點，沒有延續宋代的鳳冠制度。明代，金鳳冠再次出現，從明定陵出土的金鳳冠和現藏於貴州省博物館的金鳳冠可以一睹明代金鳳冠的風貌。
在清代，每一等級的女眷都有相應的朝冠之制。與男朝冠一樣，區分如此眾多女眷的等級，主要也是以金玉珠石等飾物的貴重程度和數量的多少為辨識標準。清代服制規定：一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上銜紅寶石。夫人汪德隨葬的金鳳冠正是符合這一規定的。
清代的封贈主要有兩種形式：覃恩封贈和捐封典。正一品、從一品命婦均封一品夫人，二品及以下分別為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皇帝對有功於清室者給予獎賞，如予謚，封妻蔭子，入祀賢良祠、昭忠祠等，這在朝廷而言應該是很容易辦到的，但對大臣們來說，卻是莫大的榮耀，可以激發起他們的榮譽感、歸屬感，更好地效忠朝廷。同時，從社會層面來說，知識分子經過寒窗苦讀，被朝廷選拔，得到為皇帝效力的機會，透過盡職盡力，盡忠盡孝，從而建功立業。在自己獲得升遷的機會的同時，能光宗耀祖，封妻蔭子。這種加官晉爵和豐厚的褒獎無疑建立了一種示範效應，促使民間積極追求此種上升通道，形成一種社會秩序，從而達到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可以說，金鳳冠雖小，所蘊含的歷史資訊耐人尋味。
（二）同心盒
箱、匣與盒，是清代金銀器中式樣比較豐富的一類。但畢沅墓出土的同心盒則是個人化的制作。
同心盒中所鐫「夫人汪德」，系畢沅正妻。汪德，蘇州人，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於蘭州，後以畢沅封典，誥贈一品夫人。同心盒中所鐫「結發恩深，同穴同衾，天長地久，生死同心」之句，表明了畢沅對夫人的至深的感情。除此之外，畢沅還有二十二首悼亡詩，收錄在【靈巖山人詩集】中，其中有一首詩雲：
歸田囑我語喃喃，
對月鋤憐獨自芟。
花巷枉勞規夏屋，
錦溪何日掛春帆。
他生誓已鐫金合，
同穴人應待碧巉。
依約琴台攜手處，
墓門松影傍靈巖。
其中「他生誓已鐫金合」應該指的就是此「同心盒」。在此詩的末尾，畢沅註曰：「予營生壙在靈巖山麓，擬遣椿兒扶櫬南歸安葬。」詩集記載和墓葬位置以及出土金盒情況高度契合。畢沅與汪德的伉儷情深隨著同心盒的出土而大白於天下。
在清代，畢沅夫婦不是孤例，屈大均與王華姜、孫淵如與王采薇，以及吳鼒與妻子的「倡隨佳話」都是聞名於世的恩愛故事。只可惜他們的故事沒有相關實物留下。
這件鐫刻愛情誓言的同心盒，對於研究古代婚姻倫理的演變、清代文人的婚戀觀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三、畢沅墓金器的工藝特點
清代金器的工藝集歷代之大成。從出土和傳世文物來看，金器的制作工藝發展至清代，已經非常完備，有範鑄、模壓、錘、焊接、鉚接、鏨刻、花絲、累絲、絞絲、鑲嵌、鎏金、拋光、切削、焊珠、點翠等。畢沅墓出土的金器除金鳳冠外，風格並不繁縟，代表了文人簡約的審美情趣，但所用工藝卻十分豐富。我們選擇這批金器上出現的焊珠和點翠這兩種具有代表性的黃金工藝技法來論述。焊珠是歷史悠久的傳統工藝技法，點翠是清代大量使用的新興技法，說明清代黃金工藝是在繼承中又有發展。
（一）焊珠工藝
焊珠工藝，是將黃金小圓顆粒焊接於金器表面作為裝飾。唐代【杜陽雜編】中所謂「金粟」應該就是指此。有的學者認為此工藝起源於西亞蘇美爾文明，最早見於伊拉克烏爾皇室墓（前2560～前2400），戰國時傳至中國，其實未必。古代煉金時出現金珠很常見。工匠們為避免浪費將其裝飾到金器表面也是一種不約而同的做法。由於這種做法能夠取得獨特的工藝效果，一度固定使用和傳承，成為一種黃金工藝。中國目前出土最早的焊珠工藝制品是公元前266年至前221年之間的山東臨淄商王村一號墓出土的金耳墜。焊珠在漢代較為流行，後一度衰落，明清時，在首飾上仍有使用。畢沅墓出土的就是實證。
（二）點翠工藝
點翠是在金屬等材料表面裝飾翠鳥之羽的一種特殊鑲嵌工藝，翠鳥之羽是金銀器裝飾設計中一種特殊的輔料，起到點綴美化的作用。用「點翠」工藝制作出來的金銀器光澤感好，色彩艷麗。這種工藝出現於明代中晚期，是宋代「鋪翠」工藝的發展。點翠盛行於清代，在清中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許多傳世金器表面也裝飾有點翠。如現藏英國倫敦華萊士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等處的乾隆金甌永固杯也采用點翠工藝。點翠用的翠鳥的羽毛以翠藍色和翠青色為上品，其色彩艷麗，光彩奪目，且較難褪色。點翠用料非常講究，據清代文獻，翠鳥有「南翠」「北翠」之分，又有「硬羽」「軟羽」之別，還有生翠、死翠的不同，生翠是從活體翠鳥直接拔取，光澤度更好。由於金邊飾於邊緣，形成的裝飾效果更富麗堂皇。畢沅墓首飾上的點翠正是清中期點翠工藝盛行的寫照。
綜上所述，畢沅墓金器風格和工藝具有很強的歷史傳承性，從造型、題材、工藝、紋飾等方面與明代金器一脈相承。
四、畢沅墓出土的金器所反映的時代特征和文化特點
黃金在古人眼中，是財富的象征，且具有保值功能。人生前能置辦幾件金器或首飾，有條件的死後隨葬金器，這是千百年來積澱在中國人心中的傳統民俗與文化。清代中期是乾隆盛世的時代，由於經濟的發展，達官顯貴更需要透過服飾禮儀文化來彰顯尊貴的身份。從畢沅墓出土的金器來看，金器反映了社會文化生活和禮制習俗。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也是歷史上繼元代之後，由少數民族貴族建立的第二個統—的多民族國家政權。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有別於明代社會生活與行為規範、禮儀、輿服、禁忌的法令，並將其強制性地推行於全國，其中「剃發易服」的政令激化了滿漢矛盾。
為了緩和矛盾，維護封建統治，強化高度集中的君主專制，體現政權的正統性，清朝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中文化，在思想上大力推崇孔子思想，興辦儒學教育，宣揚宋明以來提倡的程朱理學和倫理道德。儒家思想最根本的方面是宗法倫理思想，這是「禮」的主要核心內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是皇權統治中的禮制關系。清朝在封建禮制文化的影響下，繼承了數千年來中國文化的禮制、禮法觀念，這從清代的誥封和旌表可見一斑。畢沅墓出土金鳳冠正是體現這樣的宗法倫理思想。
與明代同類墓葬相比，畢沅墓出土的金器嵌寶的數量明顯減少了，這有幾方面的原因：其一，審美的變化；其二，寶石的產量明顯減少，這與清代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有關；其三，有可能出現了實用金器和隨葬金器的區分。以金鐲子為例，光素而笨重的金鐲有可能是隨葬金器，並非生前所戴。這與手鐲的來源有關，手鐲作為手臂的裝飾物，來源於人們最早萌生的一種朦朧的愛美意識，也有學者認為，手鐲來源於原始婚姻中的搶婚制，但更多的學者認為，手鐲最初的出現與圖騰崇拜、巫術禮儀有關。現在一些少數民族尚殘存上古留下的習俗，如一些地方的苗族人從小就擁有一只由巫師舉行儀式後佩戴的銀手鐲，俗稱「保命鐲」，作為驅邪保平安的護身符，死後隨葬，保佑地下平安。金器的使用反映了當時的喪葬文化：無論是金器的造型、紋飾，還是在墓葬中的位置，都體現數千年來傳承的靈魂不朽和死後升天的觀念；並且金器的隨葬還在潛移默化之中體現了清代社會的等級秩序體系。
清代中前期，統治者基本執行了禁止開采金礦的政策。這使得當時國內黃金產量不大。據統計，清代前期年產黃金不過5000兩左右，且這是按最高產量估算，實際產量要更低。清中期有所增加，但兩淮鹽商每年采購黃金2000兩進貢朝廷。更毋庸說，乾隆皇帝時常還會增加進呈黃金的數量，有時每年多達5000兩，甚至7000兩。如此巨量的黃金流入宮廷，這必然對當時的黃金供應產生巨大壓力。畢沅墓能出土這麽多金器已是相當不容易。從工藝上說，總的來看，畢沅墓的金器與明代同類墓葬相比沒有出現非常顯著的變異和革新。這一方面歸結於清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與明代均具有一定的繼承性和連貫性，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明代金器制作已達高峰，除點翠工藝外，其變化都不大。但畢沅墓正處清代的中期盛世，黃金工藝匯聚歷代之大成，在藝術成就上沒有超越明代。
五、結語
古人的隨葬品，並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和特定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社會的政治變革、經濟變化和風俗變遷。貴重的黃金工藝品尤其是人類文化發展水平的一種標誌性存在，是特定時代、特定民族精神風貌的展示，在人類文明發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畢沅墓出土的金器也是如此。我們從畢沅墓出土的金器的品種、工藝、紋飾等層面，對清代社會發展情況、隨葬制度的多樣化表達方式做了論述與分析，可以看出，這批金器工藝精美，內涵豐富，有些凝聚著某種封建時代高度發展特有的「文化心態」，如隨葬金冠的出現，反映儒家文化的宗法等級觀念以及清代旌封誥命葬規禮儀。同心盒則體現文人士大夫對於婚戀所表達的特定的思想情感與價值觀念。畢沅墓出土金器結合墓葬形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性個體與妻妾「夫婦恩愛、妻妾有別」的儒家倫理原則。從出土金器的數量、工藝也可以看出，乾隆時期黃金工藝的發展水平乃至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總之，畢沅墓出土金器反映了當時的文化特色，是研究清朝社會的重要物質載體，對於復原清代社會歷史、了解清代文化理念以及社會習俗均有著重要的意義。
本文原刊於【收藏家】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