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藏洋，又稱藏圓、四川盧比(以下通稱四川盧比)，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銀元。它是中國與英國之間貨幣戰的產物，該幣為驅逐盧比而仿盧比鑄造，正面為光緒側面像，背面為花紋環繞著的「四川省造」四個漢字，中央有一橫花子或立花子，花紋與盧比相仿，其重量、大小均與盧比一致。
它是中國唯一廣泛流透過的有中國帝王像的銀幣，在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起到1957年止的半個多世紀中，大量流通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簡稱甘孜州，舊稱康區)及其鄰近藏族聚居區。它又是與西藏貨幣「藏幣」不相同的一種貨幣，「藏幣」是以兩為單位，而四川盧比是以元為單位。
(一)四川盧比是中英貨幣戰的產物
十九世紀末，康區還是封建農奴制社會。自然經濟占了統治地位。交換方式也是很原始的。在光緒以前，西藏所鑄銀幣未輸入康區，內地銅錢亦止行於打箭爐(康定)。康定雖為「茶馬互市」中心，但歷代賞賜、貿易遺留下來的生銀、元寶並不廣泛流通。稍後，因貿易的發展，銀錠及外圓內方的銅質制錢才較大量地流通於康定、瀘定兩縣。在關外(指折多山以西的康區)，則長期保留了以物易物的古代交換方式，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邊茶、青稞、食鹽等，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類似貨幣的作用，有時，銀錠及散碎銀兩亦充作交換媒介。
康區的落後經濟,造成了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與大量的商業入超。清季康定藏漢間的商業活動，主要依靠商業信用為之周轉，中間商機構以及數十家「鍋莊」便是交易中心，十分興旺。當時，每年由康定銷往關外、西藏的貨物，總值達數百萬元大洋。到十九世紀末葉，康區商業貿易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發展，而關外卻還是貨幣流通的空白地帶，很不適應商品交換的需要。這就給盧比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機。
英國自十八世紀中葉穩定了在印度的統治以後，分別於1816年、1846年、1861年、1865年逐步將鄰近西藏的一些地區尼泊爾、克什米爾、錫金、不丹納入其勢力範圍;同時，在鴉片戰爭開啟了侵略中國的東大門之後，它更加緊了對西藏的侵略，迅速把他們的商品傾銷到西藏、青海、西康市場，對落後地區以掠奪式的不等價交換為手段實行經濟侵略。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鴉片戰爭替英國商業開辟了中國市場」(【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
光緒初年，隨著英印商品的大量傾銷，盧比也大量侵入，幾乎成了西藏通行的貨幣。光緒二十年(1894年)前後，盧比流通到打箭爐一帶。
印度盧比銀幣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用機器鑄造，是英國控制印度殖民地的經濟工具之一。因當時印度盧比含銀八成以上，又以元為單位，加之英印輸入商品多系藏胞需要的日用品，故印度盧比在康藏流通日廣。英國利用印度盧比控制康藏貿易，每元重三錢二分的印度盧比卻作四錢購貨，使清王朝利權外溢，主權受損，老百姓更首當其沖。
印度盧比入侵以後，打箭爐廳同知劉廷恕以「印幣亡邊」為由，呈請四川總督奎俊設法鑄幣抵制。「奎以引起外交為慮不報。劉兩次復請，始默允以藏餉之銀試鑄三錢二分純銀幣以為抵制之建議」(原民國四川省財政廳廳長甘典夔【清末至解放前四川地區貨幣概況(初稿)】)。
劉廷恕於光緒二十五至二十七年間鑄造了三錢二分銀幣。幣的正面有漢文「爐關」二字，背面是花紋環繞的藏文。這就是四川盧比的前身。
關於劉廷恕鑄造「爐關」銀幣的時間，由於未發現文字記載和實物，故只能根據有關資料推測。據甘孜州文化館【打箭廳誌】記載及調查，劉廷恕於光緒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任打箭爐廳同知:據【清史稿】卷二百記載，奎俊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至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任四川總督。劉向奎俊報請鑄造銀幣應在奎的四川總督任上，而光緒廿八年四川盧比已由成都造幣廠鑄造。故「爐關」銀幣當開鑄於光緒二十五至二十七年之間。
這種銀幣因系土法制造，出品不多，當然滿足不了浩繁的開邊需要。因此，從光緒廿八年起，四川盧比由成都造幣廠代造。
鑄造四川盧比抵制印度盧比一事，在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廿九日四川總督錫良的奏折和清政府的有關文獻中闡述得很清楚。錫良看到「國幣關系主權」的嚴重性，針對「……印度盧比流行衛藏，近年則竟侵灌至關內打箭爐關、滇省邊境」，「價值任意居奇，兵商交困，利權盡失，而內地銀錢又夙非番俗所能信行」的狀況，力主由「川省機器局」之「鑄造銀元廠」(即成都造幣廠)繼續印度仿盧比生產四川盧比，「鑄造務精，成色務足」,「期於足用」。對錫良的這一奏折，光緒帝於三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朱批:「財政處、戶部議奏」。
據此，政務處奕助等會同戶部於次年二月四日規定了四川盧比的使用範圍:「此項銀幣專為藏衛而設，應準在西藏及附近邊台行用，作為特別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內地」(以上均見【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這樣，經清朝中央政府進一步認可，大量四川盧比便由蓉續鑄，發往康藏抵禦印度盧比。
(二)四川盧比的鑄造與品種
四川盧比面值分一元(重三錢二分，直徑三十毫米)、半元(重一錢六分，直徑廿四毫米)、四分之一元(重八分，直徑十八毫米)三種。
四川盧比先從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五年(1916年)在成都鑄造，後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在康定鑄造。在習慣上，人們按時間先後，把四川藏洋的鑄造分為四個時期，即: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1911年)為第一期:民國元年(1912年)至民國五年為第二期;民國十九年至民國廿四年(1935年)為第三期;民國廿五年(1936年)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為第四期。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錫良在奏折中寫道:「川省機器局設有鑄造銀元廠……愛飭照印度三錢二分為一元之盧比，自行試鑄……鑄成後雖核計獲利甚微，而行之爐廳暨附近邊台，漢番亦均樂用……現飭隨時酌量續批鼓鑄發充餉需等項……」(【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
由此可知，在光緒三十一年之前，成都造幣廠已在仿印度盧比試鑄三錢二分四川盧比，並且已發行到康區了。但最初鑄造於何年呢?【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說，成都造幣廠於光緒二十八年「始鑄藏幣」(此處「藏幣」即四川盧比)。甘典夔計算四川盧比鑄造量，也是從光緒二十八年算起的。黃雲鵬在【四川財政錄】中明確說:光緒二十八年，成都造幣廠鑄造的一元藏洋是230340枚。
成都造幣廠鑄造四川盧比所需生銀，在清末是由開邊經費撥支，民初則以邊餉名義撥付。
四川盧比一元的總鑄量為2550至2750萬枚左右，半元約為13萬枚，四分之一元約為12萬余枚。半元、四分之一元均系成都鑄造，其中:半元鑄於光緒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和民國元年;四分之一元鑄於光緒三十年、三十一年和民國元年。
四川盧比的含銀成色隨著鑄造時間的推移逐步降低，懸殊很大，高的達90%以上，低的每元含銀僅三分二厘。所以，人們又按含銀成色的高低，把四川盧比分為四類，即:含銀在九成左右的列作一類;七、八成的列作二類;五、六成的列作三類;五成以下的由於顯出銅色,便列作紅藏洋類。同時，由於鑄模、工藝、質素的差異，四川盧比又有眾多的版別，僅版別明顯的就有四十二種之多。
下標為四川盧比的習慣分期、鑄造時間、地點、鑄量、成色、類別、版式列表於後，以便一覽。
此外，還發現過一些私鑄四川盧比，如:大白事件(1930年由甘孜大金寺與白利土司之間的矛盾引起的一場爭鬥)期間出現於康定市面的所謂「西寧盧比」，1938年曾流通於爐霍的「克羅洋錢」，在1958年中國人民銀行在收兌的過程中陸續發現了鋁、鎳性質的盧比。
在流透過程中，康區還出現過四川盧比的變異形態一宰口藏洋與加印盧比。
印度盧比侵人藏區後,因缺乏輔幣找補,有人便將整元盧比一字為二或一宰為四，充作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盧比零用。四川盧比輔幣無著後，人們便如法泡制，並把宰割的四川盧比稱之為「宰口藏洋」。有的在宰割時竟抽去中心三分之一，只剩呈新月形的兩小片，而每片仍充半元，從中牟利。由於輔幣缺乏，這種實際上是貨幣符號的劣幣亦能使用。但是，在交換過程中，賣貨方為維護自身利益，上十元的交易，往往須有整幣用方能成交;大額交易，則只收少量宰口藏洋。在康北道平一帶乃至青海玉樹，一般規矩，皆以二八成交易，即一百元中必須付八十元整幣。同時，清末民初，地方當局均嚴禁宰割:稅收機關又只收整幣:加之宰口藏洋多系二類，而三類和紅藏洋宰割後則不能通用，但三、四期所鑄多為三類、紅藏洋，所以，市而上流通的多數還是整幣。
加印盧比是以理塘喇嘛寺(全稱為長青春科寺)為主體的調解委員會所為。該會在三類或紅藏洋上打上銘印，以二當三或三當四強行升值流通。但是，理塘寺在收債時，卻並不管銘印，而是只收成色好的，從而更加重了對人民的盤剝。
(三)康定造幣廠
康定造幣廠是專為鑄造四川盧比而設立的，廠址在康定縣南門。
康定設廠鑄幣的原因主要有二，清末以來，康區人民使用四川藏洋已成習慣,而又值成都停鑄，這是其一;地方政府借造幣廠這樣的搖錢樹來解決浩繁的軍需與財政虧空，這是其二。
民初所鑄四川盧比，因成色減低，在康定市場由值三錢二分降為二錢五分，成都造幣廠無利可圖，故民國五年後停鑄。
四川盧比停鑄後，來源斷絕而民間窖藏、融化、改制(裝飾品)如故，流通所需藏詳日益減少，市面深感周轉不靈。這表現在，一方面，民初所鑄成色較低的四川藏洋在康定由值二錢五分升為四錢:另一方面，川邊鎮守使陳霞齡趁機發行大量四川藏洋兌換券以資周轉。
川康邊防軍第二旅旅長馬翡見此情景，即呈準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在康定設廠鑄幣。馬由成都運入機器、雇進技工，於民國十九年五月四日正式開工，當日即鑄出四川藏洋四千元。
康定造幣廠內部組織分事務、工務兩股，股下面按工種設段。工務股下面設鋼模、融化、捶片、輾片、打坯、印花、機修等段。因無水、電動力，機械執行全憑人工，工人每天平均勞動十小時左右。該廠廠規頗嚴。劉文輝的五條訓戒刻木豎於中央。工人人廠必須有人擔保。除工場設有監工外，還有廿四軍一個班的兵力專門守衛，且廠隔壁就是二旅旅部。所用鑄模，由一專門師傅雕制，通常一副鑄模可用一月左右。模壞即毀，嚴禁帶出。
該廠民國十九年五月四日至廿二年初由馬骕主管:民國廿二年初至廿四年初由川康邊防軍第一旅旅長余松林主管，民國廿四年底至廿八年元旦由康定邊關稅局局長張家漢主管:民國廿八年一月至三十一年停鑄山西康省財政廳會辦李先春主管。
康定造幣廠由於遭、被焚、待料、曾多次停工，累計開工時間約140月，總鑄量約800由於康藏不出產白銀，該廠所需白銀，大部份用的是印度銀磚，後期亦用銀錠之類。所至1000萬元，需銅，大部份系西昌銅板，有時亦融化銅元之類。銀磚每塊重約七百兩，大小與現在建築用的青、紅磚相仿，成色較好。牦牛每馱能載兩磚。民初，歲必運人康定百余馱，以後，尚有數十馱運康。康定造幣廠收購銀磚，開初用四川藏洋，後期用法幣，每兩需法幣九角。當時，該廠所碼銀磚，幾乎盈屋。收購銅板，每斤需法幣八角。
印度銀磚之所以流入康定，全賴以邊茶為中心的藏漢貿易，即所謂「茶馬互市」。
元、明、清封建王朝利用藏胞必需邊茶而藏區又不產茶這個經濟弱點，推行「以茶治邊」政策，把控制邊茶作為控制藏區的有力工具。隨著「茶馬互市」地點的步步西移，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廷設關在打箭爐。從此，藏漢貿易中心便移到康定。
康定設關後，藏漢貿易絕大部份透過康定市場(少數經西寧和滇北)。因此，直到1932年以前，康定關都掌握了康藏和內地貿易的主要貨物。在貿易中，邊茶是出關的大宗，茶課的征收因此成為一項最主要的收入，常占稅收總額的40%以上，達十萬兩白銀左右。按當時規定，每一引票計茶五包，征銀一兩。照此計算，每年入康的邊茶有十萬引即五十萬包。據記載，入康的邊茶最高曾達到六十萬包，而近年甘孜州邊茶的年銷量才三十多萬包。可見，當時從康定出關的邊茶，一半左右都銷往了西藏。
隨著以邊茶為中心的藏漢貿易的繼續發展，既是邊茶的主要推銷者，又是經營英印貨的轉口商一大金寺、理壙寺、邦達昌等的大藏商往返於康定、拉薩之間，沿著前輩開拓的「邊茶之路」(藏語為賈蘭姆，意即茶路)經營奔走。
藏商把數額龐大的邊茶、百貨等運往西藏換取銀磚(透過藏印貿易獲得，當時僅西藏售予印度之羊毛一項，即值360萬元盧比)、英印貨，又將銀磚、英印貨、皮毛藥材運到康定換取邊茶等商品(大部份英印貨、皮毛藥材透過這裏輸往二郎山以東)，形成了邊茶、百貨 、銀磚、英印貨、皮毛藥材的不斷迴圈。這樣，用以填補藏漢貿易差額的銀磚便一馱又一馱地運到了康定。
值得提及的是，在康定造幣廠成立前後的數十年間，康定的銀爐鋪為調劑貨幣流通起了不小作用。因關外等地大多通行四川藏洋，內地又多用銀錠、大洋，康定則大洋、四川盧比、銀錠通用，銀爐鋪便熔銀磚，鑄銀錠，兌四川盧比、大洋等，這樣，透過銀爐鋪的調劑，使貨幣流通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商品流通的需要。
1932年以後，康藏政局日益不穩，路途不寧，商賈裹足;雲南茶價低廉，康南一帶多由滇進茶:滇越公路完成、印度鐵路抵薩地亞後，部份藏商改道經商，故康定貿易額銳減，導致銀磚來源日益枯竭。此時，歷代散布於康藏的銀兩、元寶、銀錠才大量用於鑄造四川盧比。
但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海岸線被日軍封鎖，康藏高原一度成為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作為轉口貿易重要通道的康定，又呈現出一種虛假繁榮。因此，仍有不少銀磚流人康定，只是價格目昂，數量日少罷了。
(四)四川盧比的流通
如果說劉廷恕鑄造「爐關」銀幣揭開了中英貨幣戰的序幕的話，那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就把這場貨幣戰推向了高潮。
光緒三十一年，駐藏邦辦大臣鳳全被殺死於巴壙。錫良命提督馬維琪、建昌道趙爾豐(後提升為川滇邊務大臣)率兵鎮壓。趙爾豐率兵行至理壙時，藏民拒用四川盧比，趙即誅為首二人。民眾畏懾,不敢不用。
光緒末年至宣統元年，印度盧比在康藏作四錢行使，而同樣質地的四川盧比卻只作三錢五分使用，民眾遂樂於收受四川藏洋。加上趙爾豐的武力征討與「改土歸流」，因而四川盧比迅速推進，印度盧比步步退卻。
但是，英國並不甘心失利。它利用軍事力量的威懾和強大的經濟實力，拼命壓低四川盧比的購買力，竭力穩住印度盧比陣腳，以達到經濟侵略的目的。藏商、藏民持四川盧比向英印商購貨時，英印商推說四川盧比成色不足，不是拒用，就是每元只肯按三錢給貨。當時，藏印貿易量大，英印貨在西藏逐漸占領了除邊茶以外的大部份商品市場，因而，英印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市場，使四川盧比在大部份地區只能作三錢使用。那時，駐藏大臣衙門、川滇邊務大臣衙門及其下屬的軍政費用，大多使用四川盧比，按三錢五分一元撥付的四川盧比經費、薪俸在西藏只能按三錢購物，使駐藏機構、人員經濟受損。這樣，四川盧比便處於爭鬥的不利地位。
為此，宣統元年，趙爾豐和駐藏大臣聯豫咨請川督趙爾巽將四川盧比照本位三錢二分行使，並奏請由四川鼓鑄當十銅元一千萬枚運康輔四川盧比而行。議準後，趙於宣統元年十二月廿一日發出通告，通令每元四川藏洋按三錢二分行使。其時，稅收機關亦采取相應措施，在征稅時則只收四川盧比，不收印度盧比。
從此，迫使印度盧比在康區由原來作四錢使用降為與四川盧比等值流通，其流通量逐稀少，而四川盧比幾乎成為康區唯一的通貨。然而，在除昌都一帶以外的大部份西藏地區，清末、民初鑄造的四川盧比每元仍然只能兌三錢西藏幣，第三期盧比只能兌一錢五分，第四期則根本不能兌換。這樣，四川藏洋實際上僅主要流通於康區及其鄰近地帶。
雙方鬥爭的結果，造成了康區四川盧比多、印度盧比少;而西藏地區則印度盧比多，四川盧比少的局面。在中英貨幣戰中，四川盧比在康區是立住了陣腳。但是，卻沒有達到從衛、西藏驅除印度盧比這個預期的主要目的。這是清王朝時期的腐朽統治與落後經濟造成的必然結果。舊中國當然亦無法改變這一局面。
在半個多世紀的經濟生活中，四川盧比在康區一帶發揮了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職能:除商品交易外，畜稅及部份糧賦的征收，喇嘛寺、土司、頭人的部份放債，寺廟的散招，外國人用地的租金等等，都是用四川盧比來計價支付的。四川盧比大量流通的主要範圍是:除瀘定、九龍以外的整個康區;西藏的昌都、芒康等地;青海的玉樹、稱多、囊謙等地。民國時期，流通於康區一帶的貨幣，還有西藏地方造幣廠所造的各種「藏幣」，袁幣、孫幣、川半開、雲南鋼洋、銅元、銅錢等內地貨幣;盧比等外幣。四十年代，在康定、瀘定等縣，法幣等紙幣也曾充作主幣。
在漫長的流透過程中，由於損耗迅速，到1958年初，四川盧比的流通總量僅約200萬元，不到總鑄量的十分之一。民初至五十年代四川盧比的流通量大致是1916年的300萬元通，也從縣城起，步步擴大。
1958年4月1日,甘孜州人民委員會釋出了全州禁止金銀流通的布告。從7月1日起,人民銀行對四川盧比「以雜銀予以收進」。當時的收兌價是:一類每元三角六分,二類二角七分，三類一角八分，紅藏洋則不予收兌。據統計,全州人民銀行收兌的四川藏洋總量約為100萬元。
1958年底，在民主改革取得偉大勝利的基礎上，人民銀行終於史無前例地在全州範圍內把一個流通著多種貨幣的復雜市場變成了單一的人民幣市場。流通了半個多世紀的四川盧比從此結束了康藏高原的貨幣舞台。
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四川盧比已經結束了貨幣舞台。其歷史作用如何呢?概括來說主要是:
一、在康區基本上達到了驅逐盧比，捍衛主權的目的。在中英貨幣戰中，四川盧比雖未能在西藏廣泛流通，但卻在康區一帶建起了廣闊的四川盧比屏障，抵禦了印度盧比的入侵，遏止了印度盧比的繼續東流，用貨幣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捍衛了國家的主權與民族的尊嚴。
二、促進了康區貨幣交換的發展。四川盧比在康區的廣泛流通，使落後的物物交換逐步為貨幣交換所取代。雖然這個範圍主要限於縣城，但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四川盧比的流通大大方便了商品交易，從而促進了康區及鄰近藏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